2017年7月12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從明清「土流並治」看西環干政與2047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712
民陣七一遊行頭條口號「一國兩制呃你廿年」是對的,但不準確。鄧小平84年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港事官員、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為空前的「歷史性偉大發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而鄧這個四川人,受落之餘還肯定知道這個「前期騙局」的歷史和戰略效用──並非一般指的「中共說一做二、貨不對辦」那麼簡單。
中華帝國史上僅剩的一批土司,於共產中國成立翌年陸續向北京交出政權。最後一位那樣做的土司叫安學成,大涼山彝族人。(註一)從衞星圖上看,由一條一條幾乎平行的山脈構成的大涼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幾百年來中土政權軍力多不能及,那裏一帶的土司遂成為清代改土歸流政策的漏網魚。大涼山在四川,與鄧小平的家鄉廣安市協興鎮相距不遠,用谷歌地圖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九七前避談歷史先例
鄧當年在四川念完預科(1920年)才離開,不可能不知道土司這回事。土司制乃國史上如假包換的「一國兩制」,一般中學生都知道;筆者念英殖學校中史科,讀過「改土歸流」而一直記得。今天香港DSE歷史課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這個課題,「改土歸流」是必教內容。可是九七前的黨國官員卻胡說「一國兩制」是鄧發明的,前無古人;那怎麼可能呢?如此不堪,不會只是為了替鄧大人「攞頭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種鬆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礎上,推出了更嚴格精緻的土司制,主要用在華南、西南一帶的苗、瑤、黎和古越族的後代壯、侗等外族人聚居處。明朝先是繼承此制,在七省廣設土司,包括廣東在內,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
這個過程後段尤其複雜、反覆、血腥,地方抗爭不絕,統治階級裏也不斷出現「一國」與「兩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與地方保存土司制的爭論,史書記錄很清楚。鄧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國際上推銷一國兩制之時,當然不想有人提起這段中華帝國殖民擴張鎮壓史,以免港人借古鑑今,看穿歷代中土政權「以藩治藩」背後如出一轍的殘酷與權宜,轉而不信任「一國兩制」承諾,拒絕回歸。提出「前無古人、偉大發明」論,時人信了,便懶得翻查歷史。
這顯然是掩眼法,而且相當成功。不過,今日港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已走樣變形,統治者手段也越見粗暴,令人擔心往後三十年是如何景象。有此憂疑,最好還是參考歷史,大家當會發覺,近年發生、和一國兩制有關的大事,都在歷史上出現過;下面舉出特別明顯的幾種。
西環治港就是「土流共治」
在雍正大力進行改土歸流之前,曾有一段很參差的「土流共治」過渡期,亦即在一些土司管轄地,朝廷派出流官在土司旁邊監督、輔導。這通常出現在土司管治無方或發生了大規模反中土運動的地方。(註一)這與北京九年前空降「第二支管治隊伍」到香港何其相似!
20081月,中聯辦曹二寶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張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陸人組成的團隊「輔助」特區施政。究其原因,無非是董建華無能,一心想通過廿三條立法取悅北京,卻激起龐大反抗運動。對此,北京的反應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樣:派流官進駐香港,表面上維持兩制,實質上走出改土歸流中轉步。
細看歷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還是地頭蟲,權力尚比從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佔上風,反過來控制土司。在香港,這種轉變也很明顯,但急促得多;在曾蔭權第二任的幾年裏,如果流官還沒佔得絕對上風,那麼靠西環助力以689票僅勝的梁氏上台之後,土司聽命於流官便成為常態。
但是,歷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奪權太早,政權的外來性太突出,不能服眾,矛盾加劇更難調和。中土政權為穩定地方,有時不得不反向微調、稍作妥協,於是一些地方出現「廢流復土」。
梁下林鄭上就是「廢流復土」
梁振英儘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個流官;那也許是因為他以兒皇帝、如黨員之身,所作所為須完全聽命於真正的流官即西環。然而,其結果也是和歷史上的一樣:由於管治性質趨同於外來政權,民眾不接受,在他任內五年之間爆出「三大革命實踐」──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和魚蛋革命;分離主義抬頭,年輕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戰術性退卻。梁被革職,由舊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鄭替上,演出中土政權廢流復土現代版。
有趣的是,中共在走出這一步之前,內部明顯有過一場爭拗;梁振英和西環一直以來高調合唱的港陸「融合」,忽然加進了來自習那邊的「初衷」論,要求「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後者是201512月梁在北京向習述職的時候習先對他說、然後公開的;一年之後,梁就被廢。兩支曲子對唱,最後是「初衷」論勝出。(當然,這是中共內部一派人現在認為的初衷,與香港人一貫認為的不同。)
融合 vs 初衷(清朝版)
史上中土政權要廢流復土,不可能不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爭議。為要證實這一推測,筆者花了好些工夫,最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網站提供的古籍《黔南職方紀略》裏看到證據。此書作者羅繞典,清末湖南漢族人,曾任黔南(貴州)布政使;布政使就是永樂年間始創的流官。職方即地方,多指邊塞之地。貴州是元明清三代設土司最多的地區之一。羅在書中反對土司制,主張用流官:
「或曰唐宋之世,黔南之地,為羈縻、為化外,咸自有君長,各安其國族,奚待天子之撫存,分為縣郡,治以流官而後其民擧安也?此其說又不然。人之囿於一隅也,而異俗生焉,故其俗鄙陋,有傷於教;必督之以長官,徙五方之民,以觀感之,始日就平正通達之途而無所固蔽。……國家之盡力於黔也,重科舉以進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頑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覬覦。」(註二;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段文字太有意思。西方殖民主義有所謂「白人的包袱」論(White Man's Burden),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後甚或野蠻,白種人須不辭勞苦開化開導,視之為己任。(註三)其實,中華帝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有這種思想,而羅繞典是典型。
引文也提到中華殖民帝國的移民政策,作用是「溝淡」、影響當地人(「觀感」作動詞用即impress)。跟着,也提到要從教育着手搞教化,說得不好聽就是皇民化,「從幼稚園就開始洗腦」。最後,協助流官管好土著的,還得有槍桿子、解放軍、遼寧號,一應俱全。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義和這段舊中華內陸殖民主義同時發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論、「教化」論,以現代人眼光看,當不以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這兩個殖民主義的說辭便不是全無道理;先進統治落後,最終也會給落後帶來好處。不過,如果中國今天要來統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單從對待「敵對分子」的手法看,便知當今中國已退化到比北韓更野蠻;後者到底把給折磨得將死的植物人Otto Warmbier釋放了,但前者是怎樣對待還有知有覺的劉曉波的?
土司制的血腥結局
歷史的一個功用,是在人們試圖理解當下和推測未來的時候作為參考。然則看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場景呢?
雍正四年(1726年),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上疏: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先治內,後攘外……」。(註四)
雍正從其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起初一兩個月,手段還算平和,之後就越發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視野裏,鄂爾泰每一次對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規模掠奪、兇殘之極的屠殺。《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他和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的改土歸流軍事行動:
「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游擊紀龍攻者家海,破寨,盡殲其眾。勳與苗兵遇於莫都,戰一晝夜,破寨四,殺數百人。進攻奎鄉,戰三日,殺二千餘。元生、成貞自威寧攻烏蒙,射殺其渠黑寡、暮末,連破寨八十餘,擊敗其眾數萬,遂克烏蒙。鄂爾泰檄提督張耀祖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註四)
這些滿漢軍隊的行徑,跟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南美、非洲、南亞等地的最惡劣行為沒兩樣。不過,在大家一般讀到的國史裏,這些都一筆帶過,算作是古代中土皇朝的「文治武功」,反正自漢唐起至1955年共軍入藏,中土政權據說都是「以德威服人」。
二○四七改土歸流?
二○四七的景象會否與清代血腥改土歸流相似呢?很難說。共產黨既曾屠殺異族邊民,也屠殺過首都漢人,自也不會對港人怎麼心慈手軟。大家看《環時》一直以來那殺氣騰騰,以及一眾港事官員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實和鄂爾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災,香港的土司會是中土政權的幫兇,不像古時的那麼傾向叛逆。
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文明博弈」的一線空間。
(註一)見廣西民族大學鄭維寬的論文《論明代貴州地方流官政權的建立過程及特點》的第二部份: http://ir.gxun.edu.cn/bitstream/530500/5181/1/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_郑维宽.pdf
(註二)早稻田大學本《黔南職方紀略》: http://archive.wul.waseda.a......94_0001/ru05_03294_0001.pdf ;引文分別採自原書第二和第四頁(不連目錄)。
(註三)參考英文維基「白人的包袱」詞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 %27s_Burden
(註四)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清史稿/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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