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4日 星期六

卓文 - 英國大新聞

夾心人   2017623

英國是一個尊重小眾權益及其他族裔文化國家。以地鐵為例,就眼見有乘客攜帶狗隻(不是導盲犬)坐車。亦有店舖,表明服務LGBT(即同性戀、雙性戀及變性者)群體。這種包容文化,難怪吸引大量外地人到英國求學搵食。不過大愛風氣似乎去到矯枉過正階段,未必是國家之福。

上周四倫敦看到一花邊「大」新聞。蘇格蘭斯克拉斯特萊德大學(Strathclyde University),管理層給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了一封電子郵件,要求所有人「不要再在垃圾桶和浴室裏拉大便」!事源清潔工多次在不適當地方,如垃圾桶發現大便。電郵提醒「大學人員,廁所有特定目的,所有人體排泄物和衞生紙,都必須在廁所內處理。雖然大學是多文化,不同國家有不同做法,但在英國,只接受拉在廁所」。

筆者認為,電郵非常適當。首先沒有指摘個別種族,亦提醒教職員和學生須在適當地方辦「大事」。誰料電郵發出不久,竟然宣布撤回,指聲明部分觀點完全違背了大學價值觀。發言人並對於冒犯同事,深表歉意。可以想像,個別職員認為電郵帶有種族歧視意識(隨處大便的是外國人),便向學校投訴。校長怕麻煩,便取消聲明。

這個案是典型「左膠」所為,為求平等,不管常識。隨處便溺,當然並非本土人所為。明明是不文明行為,為怕扯上種族歧視,結果便不了了之,臭名只會繼續。校方這樣姑息,變相默許劣等文化。有心搗蛋學生,隨時爭相效尤,滿地拉到不亦樂乎。見微知著,高等學府也要求政治正確,整個社會可見一斑。但若容忍落後低質,劣幣驅逐良幣,英國紳士文化有難了。

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回歸二十年:法治

2017621

【明報文章】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這點上星期已作討論,第二條支柱則是香港的法治。

普通法的法治是一套制度和價值,這套制度,經歷了《大憲章》和君主立憲,它崇尚客觀理性、尊重個人自由和尊嚴。十三世紀的《大憲章》,為人身自由和公平審訊奠下基石;十六世紀的君主立憲,推翻絕對王權,建立權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避免權力集中而造成濫權,並鞏固獨立的司法制度,一方面將政府的權力限制於法律的範圍內,另一方面則平衡政府與個人權利的衝突。法律用以約束公權,當基於重大公眾利益而需要限制個人自由時,法治社會對相關的法律會謹慎處理,以維護法律背後的目的和精神是保障而不是壓制個人自由和權利。

內地自七八年開放以後,亦一直在追求所謂法治,口號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這種對法治的理解,對剛從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走出來的中國,無疑是有其歴史意義。然而,四十年後,中國對法治的認識,仍然停留在依法治國的層面,法律是統治的工具而非約束公權的手段,刑法不再是維護公眾利益而是穩定政權的利器。在這種思維下,在提出刑事檢控時,考慮的只是有關行為是否違法,而不再問有關法律的背後精神。於是,法院便須和政府配合,不能出現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的局面,事實上,內地的重大案件,從沒有被告能成功脫罪的。

近年這種內地的法治思維亦漸漸蠶食香港的制度,政府不斷強調守法,一些檢控令人啼笑皆非,政府甚至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地找到一些隱晦罪行提出檢控!香港人自己衝擊自己的司法制度,於是法院判決不合乎一方的政治訴求便對法官作人身攻擊。內地亦開始不再尊重香港的法制,肆無忌憚地在港越境拉人,更在法院宣判前夕趕緊釋法,向法院施加壓力。當年剛果案涉及中央在非洲的重大利益,中央尚且依從香港的法律制度,參與訴訟和上訴,今天則因幾句誓詞便直接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回歸二十年,法治倒退,又有何值得慶祝?

練乙錚 - 廿年大倒退‧CY鬥林鄭‧六四再商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21
七一才將近,卻似急景殘年;九七廿載遽然而至,加上特府換屆又換人,媒體遂多總結檢討之類的文字。港人回頭望,比照那輝煌的八九十年代,更覺香港從高位下滑,本是光芒四射的東方明珠,已黯然失色,因此倍感欷歔。先進回歸落後,文明被野蠻吞噬,尤以過去五年為甚。倒退無可避免,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看經濟,八九十年代香港非常興旺,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工業於瞬間給大陸掏空之後,二十年來增長虛弱不振,明顯落後新加坡。金融、地產、建築、旅遊等支柱行業越來越給紅色資本支配,連本地大資本家也驚呼「冇碇企」。其他民生日用方面,供應本不虞匱乏的必需品每給陸客搶購一空,港人自己卻要喝鉛水吃毒菜。
政治上,香港給一連三個不稱職的特首及其背後的西環黑手搞得一塌糊塗;這些大人物到頭來自己沒好下場就算了,連累香港和香港人才真要命。共產黨據說偉大光明還永遠正確,但給它欽點上台的三個香港最高領導人卻是如此不堪,其中一個,竟與紅色富商、人大政協之流交往墮落犯上刑事罪,政敵乘機爆黑料發難,結果鋃鐺下獄。德不孤、必有鄰,香港現在是德將孤、因有鄰,剛巧反過來了。
另外兩個,一個無能一個兼且無恥,管治大出錯,任內都發生龐大持久的反抗行動;其中那個本應是「特殊材料打造」的如黨員,更由頭到尾貪腐醜聞纏身。結果,不是因為港人對這兩個特首太看不過眼,而是主子也覺失體面,於是給提早發落,折墮了當政協副主席去。
AO vs 「政監」
兩次換馬都事出突然,大小支持者跟車太貼人仰馬翻尷尬不堪,一再灰頭土臉。因此,二十年過去,港人無論擁政府反政府,政治上沒一個開心的,過幾天卻得強顏歡笑迎接一個高大威猛堪比毛澤東的黨國領導人,哪能不集體抑鬱?不幸的是,這種抑鬱,不會因那個孤家寡人在嘲諷掌聲中下堂而稍退,因為接踵而來的這位,是民意大幅落後硬給西環搬上台的。
可笑的是,中共兩次把「自己友」搬上特府領導人大位,兩次都徹底失敗,其止蝕之急,甚至不能讓那兩人體面地做滿兩屆,須半途腰斬,而再推上台的人選,竟兩次都是港英舊電池。這一再說明,親中派根本沒有治港人才,無法擔當重任;要一個能挑大樑穩大局而比較能取信於民的人,還得從「老闆娘教落」的那些資深AO中找,儘管親中派都認為,這些前朝舊臣,政治上絕不可靠,耳語甚至把他們都打成英國MI6卧底。
不得已讓政治上不可靠的能吏坐第一把交椅,於是必須以政治上可靠的自己友包圍之、監視之、必要時舉報之,一如對付曾蔭權。這些自己友於是滿佈政府內外其他位置。這樣,產生兩個問題。
一是,親中派既無能力坐第一把交椅,也就沒多少能力坐第二、第三以致其他各把交椅;勉強安插進去的「政治任命」,明顯只能濫竽充數。這些兼有政治監督員身份(political commissar)的充數人,每天疑神疑鬼,無意亦無法和被他們監督的那些AO打成一片,生出有力的合作團隊。辦公室政治齷齪猥瑣,芝麻綠豆小事也往往成為分黨分派分圈子的毒源,何況有些人的身份表明他們是負責打你小報告的?
此問題從九七就有,只不過當初社會政治氣氛不那麼非友即敵,問題還不那麼嚴重,但近年情況完全不同。梁特與曾俊華共事,有一次幾乎大打出手,之後左報猛傳曾乃美國卧底,就是這個矛盾的最佳反映。
上周,CY 2.0在敏感的港獨問題上又一次跟CY 1.0「不夾口形」,後者馬上以政治教官的口吻說重話。這必然會在特府裏裏外外的政監系統中響起警鐘:原以為最可靠、最能繼承CY強硬路線的人,除了和曾俊華有爭位的矛盾,政治上卻可能是一丘之貉,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先前對她的「化學定性」,加強政治監察。一旦有這樣的懷疑,管治團隊裏的合作基礎便蕩然無存。
敵我思維深植中共政治DNA裏,導致黨內鬥爭往往從地方一直鬥到中央最高層;同志猶如此,況乎港英舊電池!由此推導,中共在特府各層次摻沙子設政監的做法,保證特府團隊無互信,因而也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英國人做得到的,新中國人無法做到。
六四悼念:一些補充
筆者64日在港大六四研討會上的講話,以及其後兩篇談論同一議題的本欄文章,在民主派內部引起爭議,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遠多於贊成,但有一些報道、批駁和意見分歧,可能是因筆者未能完好表達自己觀點而導致的,對此筆者深感歉意,並為此以點列方式作一些補白。(---節錄自若干篇有份量的批評文章---)
---練乙錚要求支聯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
這是一個傳媒的籠統報道,不少論者引用,卻偏離了筆者原意。中共一黨專政是早就應該結束的,那也是筆者一貫立場,任何社運組織的基本綱領提這點,筆者都絕對支持,怎會要求人家放棄?筆者向李卓人先生建議的,是支聯會不在悼念綱領上提這一點。李先生回答說,悼念綱領已經沒有提「建設民主中國」,如果連「結束一黨專政」也不提,有困難。對此,筆者是體諒的。
---我對練先生的開放建議更是心感不安。悼念晚會不是嘉年華,搞其他活動是否適當?若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要在場內另樹一幟,恐怕是為了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吧!---
抱歉令讀者這樣感到不安。六四悼念當然不應變成嘉年華。筆者多次參加維園悼念,每次由頭到尾一言不發,叫口號、唱《豐采》都免,因為重新感覺當年那種悲痛,甚麼聲音都發不出。當然,筆者不反對他人那樣做,也不反對支聯會等組織在悼念的場地或某些時段裏做點廣告或籌款(「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附帶活動,只要不是排斥性或者會引起情緒爭端的,筆者認為無可無不可。
港大論壇上,民族黨陳浩天問:獨派參加悼念,可否上台宣揚理念?筆者當時給的意見是:各派那樣做應該都可以,但要有分際,尤其不應包含對其他派別主張的負面評語。若能訂出各派都能接受的悼念共同綱領,其他的具體規定,可仔細商量,大家都該有君子雅量。
---練生又要再來一次拆支聯會的大台。---
這是很深的誤會。筆者不僅不拆大台,反是要把悼念六四的平台建得更大更穩固,更能服務大眾。在上星期本欄文章裏,筆者引用英國通訊業監管者要求開放BT建立的平台的例子說明這點。開放過程中,如同英國電訊業大哥頭BT讓步給TalkTalk等小公司那樣,支聯會少不免也要作出一些讓步;文章試圖讓大家明白,這是為了公益。
為公益,修改悼念綱領很關鍵。設想,如果反把綱領訂作「在現有中國主權框架和河水不犯井水的前提之下要求平反六四」,也許參加的人數會少一大截,尤其年輕人。所以,悼念並不是「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那麼簡單。悼念的綱領,完全可以通過討論,做出積極的、有意義的、合乎「公益」的改動。這種「功利計算」,並非不近人情。
司徒華先生生前跟筆者說過,非常着重六四悼念的薪火承傳,而他這方面的努力的確很成功。筆者九十年代初回港工作,每年都參加悼念,但過了幾年,走進場的時候發覺坐在地上的人禿頭的越來越多,有點擔心。但到了○○年後期,再進場的時候,卻發現禿頭的比例明顯減少。如今又過了十年,筆者不希望悼念的人又變回以禿頭的為主,因此才希望支聯會作出活動綱領的修訂。
這是否過份功利主義呢?以耶教對LGBT逐步開放為例:《聖經‧舊約‧利未記》列明男人不得有同性的「不道德」、「可憎惡」行為,但時移世易,教會不改變立場,只會僵化成孤芳獨賞,與時代的包容尺度格格不入。同理,下一代的中國情懷減弱,上一代也應包容;年輕人的意氣話,更不要成為我們這輩人說意氣話的起點。悼念六四,「愛國」不應是先決條件;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暴行,早已超越國界,為全球所聲討。
---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港獨/本土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很有影響,但筆者並不特別對此派愛護有加。去年立會選舉,筆者剛巧短暫地沒有了「評論員」身份,於是「落場踢波」,拼老命支持某些候選人,包括替劉小麗拍宣傳照,替羅冠聰、梁頌恆和游蕙禎站台;競逐功能組別批發及零售界議席的區諾軒(民主黨)希望筆者寫一段文字支持他,筆者亦欣然答允。
筆者是立場開放的自由民主支持者,但近年的確寫了較多同情、袒護獨派的文字,原因只一個:他們的群體是弱勢中的弱勢,不僅因政治信念最被政權打壓,也被其他民主派(包括前熱普城)排擠、誤讀,論述能力薄弱,媒體欠同情,在國際上也得不到多少關注。他們有缺點,會犯錯,有時甚至是臭雞蛋。但如果以村上春樹的蛋與高牆為喻,他們是最細小、殼最薄的雞蛋,卻最短兵相接最快要撼到最硬最厚的那塊高牆上了。
若我以村上信徒自居,我的同情不是最應該寄在這派年輕人身上嗎?

2017年6月14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為了六四──談政治公共財的壟閉與開放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14
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行為、民族悲劇,更是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民犯下的一個無可寬恕的罪行,不存在爭議,也不容爭議。悼念死難人士,聲討屠殺令背後邪惡組織裏的決策者、執行者、附和者和開脫者,是完全正義的事。事件發生的過程裏,全世界各地都有強烈反應。在香港,這個素以政治冷感著的城市裏,過百萬民眾湧上街頭抗議,那場運動鞏固了九十年代以降此地民主運動的「反中共、抗暴政」基調,承傳至今。這也是無可爭議的。
六四爭議──緣起和焦點
爭議的出現,源自社運內部的結構裂變和路線分歧。2010年,民主派激進翼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策略,把民主改革的抗爭矛頭對準立會裏的小圈子功能組別議席,卻得不到最大主流政黨民主黨的響應,嫌隙由是生。其後激進翼的一部份與當時興起的本土思潮結合,生出社運本土翼;2013年之後,港獨意識在年輕人當中抬頭,幾乎成為了與「本土」同義。
本土港獨路線強調香港人主體意識,提出香港民族論,特別刻意跟任何與「中國人身份」有關連的事物切割,其中包括有強烈愛國意味的六四悼念活動。他們尤其對「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這兩個綱領性悼念口號或字眼的選擇不以為然。要求中共平反某些人或事,暗含承認中共擁有道德及法律裁判權;他們認為所有反共人士都不應接受這樣的提法。至於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那是「鄰國的事」,不是香港人責任,而且任務大得驚人,港人自顧不暇,談何越俎代庖。
上述是爭議的無可厚非部份;觀點不同,在多元社會裏是正常。至於爭議雙方的恩恩怨怨和感情用事,例如今年中大學生會的不悼念聲明和其後的反擊指摘,其實無新意,流於意氣之爭。義理要分辨,但爭論沒完沒了,長此下去,對雙方都無好處。因此,筆者今天不談悼念本身的義理,而挑選另一角度探討問題,目的只是一個:強化六四這個珍貴抗爭資源的存在價值和功效。
此角度是一個比較功利(utilitarian)的角度:視六四為一件寶貴資源,然後試圖找出保育、提高這件資源的價值的實踐辦法。當然,功利只是一個次層面,歸根到柢,它還是要為更基本的精神和道德價值服務的,只不過在這個層面探討,大家的邊際收益會大些。
以英國基建變革為例
探討的起點在於把六四這一抗爭資源的性質認定為一件抗爭者公共財(public good),而支聯會歷年來建立起的一套動員手段、悼念模式和運作方法,可視為承載這件公共財並使之產生政治作用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悼念的地點在維園的公共空間,主辦單位不必納租;這一點更強化了六四悼念在香港的公共財性質。
由於悼念活動是公開的,而且任何人的參與不妨礙其他人的參與(除非到了場地空間的極限),因此活動帶有極其強大的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而在這些條件之下,傳統的想法,就是活動由一方主辦,效率最高,不必作重複的基建投入。但是,單一主辦者的缺點,往往就是營運資源的投入過低。這反映在多年來一直有意見指悼念活動年年如是,十分沉悶。(沉悶也罷,若無法成為激揚抗爭新意念和爆發力的源頭活水,才更可惜──這是筆者個人意見。)
要替六四悼念在香港這回事找一個類比,並從中吸取改進的門路,最好就是看英國電訊業基建這兩年來的變革。BT是英國電訊行業的最大營運商,其前身是國營壟斷企業,1984年開始私有化,1993年英國政府把最後一筆股權售出,但BT依然壟斷多個環節,包括全英國固網基建的「最後一哩」(指網絡幹線與用戶終端之間的關鍵接駁線路,由BT子公司Openreach擁有)。2006年,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強制要求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讓其他電訊供應商可以向其租用入屋線路,十年之後再檢討成效。
去年2月,十年期屆滿,Ofcom決定再進一步強制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的基建投資權,指明要求後者協助其「最後一哩」租用者兼營運對手(TalkTalkSkyVodafone等)在其落伍的銅質線路通道上加建光纖線路。在之前的十年裏,營運對手不滿「最後一哩」的線路質量,但BT/Openreach卻疏於進行改善質量所需的投資,以致很多終端用戶都抱怨。
Ofcom新的強制決定還不是最重手的,沒有把Openreach強行從BT剝離;但該項決定足以令BT感到龐大競爭壓力,以致不出三個月,BT/Openreach便宣佈了價值60億英鎊的「最後一哩」改善投資。最後得益的,當然是所有終端用戶。
和六四悼念作類比
英國這個經驗簡單利落,筆者去年閱讀有關資料之後,覺得「有嘢落袋」,很有啟發。空間是公共財,在此公共財之上作了商業網絡投資的BT,雖然擁有網絡的產權,但Ofcom認為,從公益角度看,這個產權不應視為絕對。
BT的立場是:接駁線路的空間縱是公共財,但基建是我的投資,你要入屋,你自己覓地建你自己的一整套基建──蓋分機房,豎電線杆,掘地鋪線路,你都有自由,但不要來分用我的。可是,Ofcom不接納這個說法,認為公益大過天,若要求每一競爭者自蓋一套基建,非常不經濟,而且會妨礙競爭者進場,最終減損社會效益,壟斷者的產權因而不應是絕對的,於是先後要求BT開放其基建的租用權和投資權。
其實,英國的做法並不獨特,很多國家和地區三幾十年來已經朝這個方向做了,包括香港在內。不只是電訊行業,其他類型的行業,只要是包含公共財和規模經濟的,如鐵路運輸、貨運碼頭等,在世界各地都陸續開放。傳統自由經濟理論對壟斷現象的良性解讀不是全無道理,但在這些場合都不成立。
以此觀照香港的六四悼念活動,要求支聯會開放維園悼念晚會的幾個方面:場地,悼念綱領,以及組織該項活動的決策機關的議席,是有充份理由的。至於具體怎樣開放──例如應否作某種有償開放,則需要仔細商討。當然,開放還應該有清楚目的。
開放目的在於強化六四參與
六四作為抗爭資源在香港發揮的力量主要有三種:一是對中共政權當年的惡行作事實和道德的控訴,直指其邪惡本質;一是鼓舞大陸尚餘的抗爭人士繼續堅決抗共;一是在動員和參與過程裏,讓舊參與者的抗爭意志得以鞏固和更新、新參與者得到健康的政治意識啟蒙。
中共一貫厚顏無恥,所以鄧小平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的確如此。因此,第一種力量的作用十分有限,接近零。第二種力量的作用則無法估計,因為大陸還有多少抗爭人士,大家不得而知。第三種比較有形可見,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沒有了這個,活動逐年萎縮,前面說的兩種力量也無從談起。參加人數因此十分重要,那種認為「六四悼念就算只剩下寥寥幾個也有意義」的想法縱然悲壯,卻太消極、不足取。
影響參加人數的中短期因子很多,如之前的政治氣氛、當晚的天氣、是否逢十逢五,等等。長期的因素則主要是人口,新世代因為少子化的影響,替補率低於一;還有就是新世代對六四的感覺是否變弱。至於本土主義、港獨思潮的興起,則是另一個對長、中、短期都會產生影響的因素。
不少人認為,港獨思潮不過曇花一現,今年與去年的民調數據相比,支持者數目已跌去三分一,只佔總人口的一成多一點。不過,正如股市走勢一樣,明天升降多少,並不能以過去的數據表現推導出;何況,如果只有兩年的數據,未來根本不能以圖表預測。
從基本因素的角度推測,越接近2047,中共對香港的打壓越烈,本土/自決/港獨的情緒便越高漲,哪怕《基本法》23條通過了,有關主張不能宣之於口,也會情鬱於中,成為一種廣泛去中國化的潛意識,結果便是悼念六四的人數長遠看跌,活動作為抗爭資源的價值下降。那正是筆者所擔心的。從這個角度看,開放六四悼念平台,適當增加本土元素,有助積極爭取不同立場的人士參與悼念,強化六四的抗爭資源價值,因而是一件超越政治派別利益的好事。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馬家輝 - 焗住

201769

【明報文章】遠處的恐襲使人驚心,近地的謀殺卻令人傷心,老夫殺老妻,何等悲慟與不幸。

用的據說是一條短短的竹竿,親手用它勒住老妻頸項,親眼看她吐舌窒息。竹竿叫做「不求人」,本來用以抓癢,如果被改用以殺戮,理由據說是照顧病妻多年而沒人可求,唯有自己動手以求解脫,變成了另一種悲劇意義的「不求人」。在不去求和沒法求之間,生命的底色急速消散,露出了最原始的慘白。

這樣的悲劇當然充滿懸想空間。到底是如何下的決定?考慮多時?衝動起意?有沒有猶豫於下手之時?有商量過嗎?同意了?過程裡可有片刻放棄的不忍念頭?下手是為了愛抑或厭棄再或兩者兼有?無論答案是何,想必是痛。肉體之痛與心靈之痛,而在痛裡,完成了毁滅。

老病貧困最堪憐。加上欠缺足夠而持續的生活支援,簡直是絕境。但即使沒老沒病,如果長期困在狹窄的空間,亦易陷入孤絕的瘋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最近在錦州街辦事處舉行「焗住」展覽,是取得極好的名字,「焗」是窒悶,亦是被迫,像爐裡的肉,住在蝸居裡被烤得焦灼如炭。展覽有照片,籠屋的、劏房的、木板房的、天台屋的,還有一間模擬的「棺材房」,我躺進去體驗,板門一趟一關,像親手埋葬了自己,生命之門亦由此關閉,門外世界跟我再無關係了,方尺之內便是宇宙,我是唯一的子民,剎那間,確有過但願就此長眠不起的滅絕念頭。

近日頗多內地傳媒來訪,我都建議他們往看展覽,亦在社工朋友的協助下,帶他們往訪北河街的木板房。不少單位都是這樣,五六層的唐樓,爬樓梯,在樓梯間已感受到跳蝨的威力,進屋後,更是全身上下麻癢,蝨子都來我們的皮膚上開餐。一個六七百呎的單位,通常割開七八個房間,月租兩千元出頭,有些房間還在半空再劏一半成為上鋪,月租一千六百元,住客用木樓梯爬上去,躺著便睡,即連坐著亦會頭撞天花板。

窄、熱、亂、暗。無光無明的生存空間。是的,沒有生活,只有生存。有一名廿二歲的青年人,親人在內地遠處鄉下,獨自留港生活,在地盤工作,住在尾房,窄得容不下牀,只能坐在小小的電腦椅上睡覺,而一睡,便是三年多。還有一名老者,住了八年;一名喪夫婦人,住了九年;一對夫妻,住了六年……焗住生存,為生存焗住,繁華暗影,又止於悲劇的死亡?

馬國明 - 不再是Hidden Agenda

星期日生活   2017514
【明報專訊】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長時推出所謂活化工廈計劃,原位於牛頭角的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一而再的被逼遷,好不容易在觀塘現址重新運作,卻在57日被入境處人員放蛇。適逢該晚有來自英美樂隊參與演出,入境處人員以四人未取得工作簽證,違反逗留條件將他們拘捕;而Hidden Agenda的場地負責人則被指聘用黑工,被入境處人員召來的警察拘捕。作為民辦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已多次被地政署干擾,被指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查此條例源自港英年代,跟嚴苛的公安條例一樣,此條例同是五十年前的六七暴動後通過的,亦即是說六七暴動的遺害,五十年後仍然窒礙香港民間自發創辦的事物。但這是另一課題,這裏要討論的是一直干擾Hidden Agenda運作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實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產物。到了今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無不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事實上在曾蔭權年代,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香港經濟六大支柱之一。
很明顯,從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而言,Hidden Agenda這類民間自發創辦的表演場地理應受到有關方面鼓勵,絕對不應受干擾和打壓;尤其是Hidden Agenda有別於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由一群熱愛夾band的年輕人創立,他們既是場地的營運者,也是場地的駐團樂隊。Hidden Agenda的另一特色是懂得門路前來欣賞演出的往往是另一些樂隊的成員,在Hidden Agenda的演出有如好些前衛的戲劇表演般,觀眾並不是沉默的觀賞者,而是表演的成員之一。文化創意產業講求協同效應,由康文署一班官僚管轄的表演場地,限時限刻,很多演出之後的討論,剛剛熱身便因為須要交還場地而終止。康文署管轄的表演場地經常以什麼文化中心自居,但跟Hidden Agenda相比,高下立見。無論如何,文化創意產業既然講求協同效應,有來自英國的樂隊在Hidden Agenda演出,恰好是跟本地樂隊不折不扣的切磋和交流;入境處人員竟然勞師動眾,先放蛇,然後封艇拉人,令人費解。
只有打壓弱小 沒有所謂撕裂
一個顯淺的解釋是今日依然是梁振英擔任特首,但此人在五年前剛上任時不是煞有介事地要成立新的文化局嗎?既然重視發展文化,絕對沒有理由打壓Hidden Agenda。不過梁振英的作風和處事不可理喻,因此完全沒有理由的事也好像十分合理。事實上,梁振英在事件發生後,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犯法就是犯法。可惜在場的記者沒有追問梁振英為什麼霸佔橫洲棕土官地同樣是犯法,地政署不但沒有執法,還批出短期租約,讓不合法變成合法;任憑梁振英的語言偽術如何爐火純青,恐怕也無法開脫!記者沒有追問的問題其實就是這次封殺Hidden Agenda一事最值得深入討論的課題。自從2014年的佔領運動結束後,社會上便出現所謂社會撕裂的講法。封殺Hidden Agenda說明只有打壓弱小,而沒有所謂撕裂。撕裂一張紙或一塊布匹,必定是由上而下,把原本同屬某一事物大致撕開分為一半。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因為親建制的陣營不是與北京關係緊密的人和團體,便是香港有頭有面的人物。親建制陣營不但財雄勢大,而且還有中聯辦這個有如號令天下般的機構作指揮棒,而非建制陣營不過是分散的小山頭。言論自由曾經令香港自豪,但當主流媒體不是被收編便是由紅色商人直接入主,言論自由萎縮為鍵盤戰士的自由。香港社會沒有所謂撕裂,而是英語的The Great Divide或大區隔。Hidden Agenda演出的分別來自英美四位樂手因為沒有工作證被拘捕,但四位樂手搶走香港樂隊的飯碗嗎?當然沒有,拘捕四人無非為了打壓Hidden Agenda,四人成了黑工,入境處人員便可以名正言順,召喚警察拘捕Hidden Agenda的負責人。
要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事業生涯
為什麼要打壓Hidden Agenda?不為什麼,只因為Hidden Agenda是由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純粹為了追求夢想的年輕人創辦的,而且辦得有聲有色。這樣說十分偏激嗎?君不見梁振英時日無多還大力推銷什麼大灣區,而30歲就能成功置業的便是傑出青年;打壓Hidden AgendaHidden Agenda無非是要今日的年輕人遵從主流社會的事業生涯。香港沒有所謂撕裂,而是形成了大區隔,Hidden Agenda被打壓,橫洲棕地旁綠化帶的幾條非原居民村村民同樣被打壓。欺善怕惡的梁振英政府不敢觸動霸佔橫洲官地的地方勢力,轉而向無權無勢的綠化帶村落埋手。同樣,鉛水事件,沒有官員需要負責;港鐵賺大錢,照加價。香港出現的大區隔是一方面,有權有勢的為所欲為;而弱小的則被打壓。香港出現大區隔當然是扭曲的政治體制使然,但政制改革又受制於人大的框框,難怪不少鍵盤活躍分子不斷高呼香港已死。不過香港從來沒有什麼好日子過,香港的日常用語有大量被欺騙、被欺負或被欺壓的詞彙。五年前的特首選舉論壇,唐英年指着梁振英說:「你呃人!」除了「畀人呃」,類似的用語還有「畀人搵老襯」、「畀人搵笨」、「畀人老點」、「畀人跣」、「畀人整蠱」、「畀人裝彈弓」、「畀人陰」、「畀人揼雞」、「畀人帶住遊花園」等。被欺負或欺壓的詞彙則有:「畀人劏」、「畀人鋸到一頸血」、「畀人屈」、「畀人蝦」、「畀人恰」、「畀人食住」、「畀人遭質」、「畀人砌」、「畀人打鑊」、「畀人搥」、「畀人插」、「畀人圍」等等,而且還不斷有新的言詞,如「畀人的去照肺」、「畀人碌卡」。在香港的日常用語裏有大量被欺騙、欺負或欺壓的詞彙,說明大區隔其實一直存在,不過今日加添了政治色彩而已。
最常用的詛咒
或許香港最常用的詛咒最清楚說明,大區隔的現象一直存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被認為不雅,不能在電台、電視台或立法會使用。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咒人在街上仆倒,在網絡世界,不少人用這句詛咒咒罵梁振英;但這人根本不會像我們一樣落街,他頂多只是落區做show,咒他在街上仆倒根本白廢詛咒。另一例子是那位喜歡穿著皮草的政界女強人,有一年她到車公廟跟住人家舞麒麟的隊時仆倒,但旁邊孔武有力的人士馬上扶着,有驚無險。有權有勢的人通常是前呼後擁,即使真的仆倒,旁邊的人馬上攙扶左右。香港最常用的詛咒對有權有勢的人根本毫無殺傷力,但這句詛咒對年老或傷殘的人來說卻十分惡毒!咒人在街上仆倒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其實十分涼薄,因為這句詛咒其實專針對老弱傷殘的人。但這句最常用的詛咒卻只是因為被認為不雅,才不能在電視台或電台的節目中應用。禁止應用後,人們根本不會理會這句詛咒的真正殺傷力!亦即是說大區隔的情况其實一直存在,只是香港社會一直沒有察覺,甚至誤解問題所在,以為是社會撕裂。既然大區隔的情况一直存在,便根本毋須高呼香港已死;面對一直存在的大區隔,今日被打壓的或感到沒有出路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必須回歸被壓迫者的傳統。班雅明在他的〈歷史概念命題〉裏指出,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例外的狀態根本就是常態。即是說類似打壓Hidden Agenda的舉措陸續有來,事實上同樣是由民間自發創辦的民間學院便被教育局警告,不得無牌辦學。很明顯,聽命於北京的特區政府絕對不願見到民間的力量不斷壯大!面對這種惡劣情况,香港文化界必須改變長久以來要求政府增撥資源,培育香港的文化藝術。文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Raymond Williams十分反對用公帑來推廣文化藝術,因為推廣的必定是高檔藝術。香港文化界中,好些知名人士卻經常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推廣文化藝術。從Hidden Agenda和民間學院的例子可知,民間自發的力量亦足以推廣文化藝術,而且是更適合香港土壤的文化藝術。因此香港文化界必須改弦易轍,不要再要求政府增撥資源;相反,香港文化界應要求政府開放個別由康文署管轄的場地。相比Hidden Agenda,康文署不過是有樓收租的大業主而已!至於那些因為Hidden Agenda被打壓而感到憤怒和失落的人,則應化悲憤為力量,效法本土研究社研究棕土的做法,研究康文署壟斷香港表演場地的弊端。政府要打壓民間社會,我們便還以顏色,力數政府部門的不是。大區隔一直存在,不甘被欺壓或不願同流合污的便須回歸被壓者的傳統,跟香港被壓迫的祖先相認!
文:馬國明
圖:曾曉玲、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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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林康琪 - 另類事實 真實謊言

星期日生活   2017514
【明報專訊】多虧美國特朗普政府,「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大概會是今年的年度詞語。事緣於特朗普1月的總統就職禮,美國傳媒引用奧巴馬就職禮相片比對,稱特朗普就職禮人數遠為少。白宮不忿氣,發言人宣稱出席就職禮的人數有史以來最多的,引起嘩然。白宮顧問康韋辯稱:「那不是錯誤,他只是提供另類事實。」隨後數月,特朗普的「另類事實」教人目不暇給。他振振有辭說,傳媒報道都有偏見,都是假新聞。
你有你的事實,我有我的真相。凡事背後都有hidden agenda,都有bias,剩下的只有觀點與角度問題而已。Anything goes!
另類事實一直試圖取得正統。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時代偽證者》(Denial)便是一例。當年英國另類歷史學家歐文(David Irving)控告美國歷史教授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中誹謗他。利普斯塔特在書中把他形容為危險的大屠殺否認者,指他扭曲甚至捏造證據以迎合意識形態。對這嚴重指控,以嚴謹史家自居的歐文要求出版商撤回著作及賠償。利普斯塔特別無他法,唯有申辯她對歐文的評價實有根據:那就是說,屠猶鐵證如山,歐文是反猶種族主義者,而歐文在撰寫歷史時刻意扭曲證據去迎合其意識形態。
這宗20004月審結的案件轟動一時,老實說,電影未能反映該場官司中歷史論戰的精彩。為準備官司,辯方找來多名重量級二戰史及德國史專家作專家證人,包括負責展示歐文如何扭曲史料的德國史專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電影中扮演埃文斯的演員以一段被歐文視為證明「希特勒極力保護猶太人」的證據為例,顯示歐文刻意扭曲文獻資料達到為希特勒開脫的目的。
埃文斯的作證在電影中只有一幕,但事實上當年埃文斯在庭上跟歐文舌戰唇槍長達一星期。但這一星期跟埃文斯的事前準備可為小巫見大巫。據埃文斯在Lying About Hitler一書中憶述,他開庭前花了3年爬梳歐文的著作,仔細逐一跟歐文聲稱的原始資料核對。埃文斯是著作等身的德國現代史權威,要他審閱歐文那些錯漏百出的著作,難免叫人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嘆。
埃文斯在該書坦言,他在官司前沒有讀過歐文的著作,因為學術界都不把歐文當作一回事。學術界鄙視歐文,歐文也樂於以非學院歷史學家自居,經常批評學術界中人只是互相引用,發表研究來迎合主流論述(希特勒屠猶),漠視主流論述其實錯漏百出。他則特立獨行,鑽研大量納粹德國檔案,發掘(他以為)被主流史家忽視的文獻資料。歐文除了宣稱沒有證據證明奧斯威辛集中營有毒氣室外,也宣稱歷史學家從未發現希特勒下令屠猶的文獻證據,但他反而發現希特勒同情猶太人甚至試圖阻止屠猶的「證據」。
納粹無屠猶 貓王仍在生
這些荒謬絕論的說法,大部分人恐怕都會像電影中的利普斯塔特一樣反應。她跟學生說:「我不會跟大屠殺否定者辯論,正如我不會跟相信貓王未死的人辯論一樣。」但當另類事實支持者眾,學者是否還可以如此不屑?
埃文斯關注的並非歐文有沒有不能接受的信念(如反猶種族主義),而是他的歷史研究是否合標準。若認定歐文是種族主義者和納粹同情者,便因而說他的歷史研究有問題便是因人廢言。就算歐文的確錯誤詮譯一些文獻,那是否只是無心之失?再者,我們能否確定歐文對歷史與眾不同的詮譯一定是錯的嗎?那可否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埃文斯對此案特別上心,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是治史的態度。他在Lying About Hilter坦言,利普斯塔特跟歐文對二戰屠猶史的態度雖然南轅北轍,但同樣具有強烈的政治信念(歐文一直聲言利普斯塔特等人的歷史只是猶太人的宣傳,他要撥亂反正;利普斯塔特則一直以屠猶歷史記憶守護者自居),但任何政治信念都不應干擾歷史研究。他寫道:「對嚴謹史家的真正考驗是,他/她是否願意或能夠將政治信念臣服於歷史研究之要求下?」
歐文案所涉的課題甚多,不少論者當年認為案件是對屠猶歷史真假的審判(雖然法官早已開宗明義表明並非如此),也有人憂慮有損言論自由(卻忘了官司緣起是歐文要利普斯塔特封口,利普斯塔特只是辯護)。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歐文案的意義又多一重。歐文的另類事實之所以危險,因為他以嚴謹研究包裝,引述海量文獻資料,外行人不期然被他旁徵博引、振振有辭哄騙。歐文以挑戰建制的局外人自居,又再多一重吸引力。歐文案開審時還未有社交網絡,但今天,荒謬言論經社交網絡散播的威力大了很多:各種本為專家學者鄙視的光怪陸離觀點忽然「吾道不孤」;反建制風潮下,不少人都以跟專家唱反調為榮。
在自由社會,對付另類事實唯有真相,而這過程肯定相當費勁。利普斯塔特及埃文斯等人從沒要埃文斯噤聲:上月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要撤走歐文著作,埃文斯還在twitter表明反對。埃文斯當年逐一揭示歐文如何錯譯德文、對史料隨意斷章取義、引述可疑證據、漠視有力的反證,對戳穿歐文的「嚴謹史家」外衣起了關鍵作用。埃文斯年初接受《衛報》訪問時便稱,歐文案給他最大的影響便是明白學術界跟公眾接觸的重要。在另類事實橫行的今天,殺雞必須用牛刀。
文:林康琪
編輯:曾祥泰

2017年6月7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67
六四有意義。六四無意義。六四是我的國家事,與我息息相關。六四是「你國」、「鄰國」事,與我完全無關。我永遠紀念六四。我已經忘掉六四。你偏激、無知、懶惰、冷血。你消費六四、行禮如儀。你的態度讓共產黨最高興。你在幫共產黨搞愛國教育。
這是完美的對立,因為對立的雙方都擁有絕對真理,如同白馬非馬,中國非國,不證自明,不容置疑。不過,如果兩三年來你面對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終有點不安,而你的普識和直覺都告訴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麼,你應該和我一樣,跳脫一切真理的枷鎖,從不可思議的無知處探索對立的統一。
我於是要嚴肅地向你提出一組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的命題,卻信心滿滿地相信,無論你站在了對立的哪一方,最後都無法不以某種方式去接納這些命題。當真理真而無力,實用主義就派上用場。值得留意的是,我這樣認真挑戰你那個你從不承認存在的舒適區的時候,哲學家卻在驚訝雲裏探頭張望,對我竟然要跟你玩這個遊戲大惑不解。
其實我自己也不解。這組新鮮的命題我老早提出過,而且是公開地、不只一次,可惜人們在媒體上覆述我的說話的時候,總是把我本來用或沒用的關鍵字眼忠實地增加減少、放大縮小,結果就如同在哈哈鏡裏看共產黨那麼雙倍滑稽多倍反事實。
我於是要親口告訴獨派的你:六四有新義,你抓得住,對你和對香港影響的深遠,非比尋常;你小不忍而棄六四,即是把一筆重要的抗爭資源糟蹋了。我也要親身跟統派的你點明:你對六四的理解有理卻並無專利。別人也有理由認為,六四在中國的民主意義是虛構的、後設的;更有理由認為,六四在香港的愛國意義一開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擊的,更不是唯一的。
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覆說。
傳統的六四民主和愛國論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都一直強而有力;任何人以這兩個概念去理解六四,並以之為出發點去紀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實上,我還會說,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來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理念,教育了民眾,揭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有苦勞也有成績,不應忽視更不可抹殺;這一點,是任何人,包括主張自決獨立的香港人,在沒有意氣的心情底下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不過,把八九六四視作一場民主愛國運動,雖然合理,卻不是唯一的合理。這是因為,如果從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緣起、發軔時的綱領、過程中提出過的口號等方面看,建設民主不是其定義性訴求,尤其是如果我們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話。北京的八九民運緣起於民眾悼念胡耀邦,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總書記;這與1976年清明發生的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八九民運提出過的訴求和口號,最為人知的並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反「官倒」、爭取集會自由和要求訂立新聞法等。
反官倒是民眾自發的廉政運動,後來朱鎔基、胡錦濤搞的嚴打,習近平推動的反貪腐,都可視為共產黨對民眾一直以來的廉政訴求的回應。儘管我們可以說群眾性的反官倒訴求包含了一種廣義的非體制性民主情緒,但它本身還不是一種民主訴求。至於爭取集會遊行的權利、要求訂定新聞法,只能算是一種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和民主有某種潛在的關係,但也不是民主訴求。甚至到了運動的最後期,有個別人士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嚴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訴求而只能看作一種對自由的最強烈呼喚。說到底,香港沒有一黨專政,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拿辛亥革命作比較,分別就很明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個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個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出錢出力支持同盟會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場民主革命、體制革命。我們不排除八九年那場民眾運動裏的個別參與者,若干廣場領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導師如魏京生和方勵之等,心裏都可能有比較清晰的建設民主體制的目的,但如果這種主張不曾成為運動最突出最普遍的訴求,那麼這個運動還不是一個民主運動。
當時的實況是,大陸一般人對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時,民主一詞的通常語意有兩個,在與「資產階級」作為形容詞連用的時候,它指的的確是體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單獨使用,民主一詞就不過鬆散地泛指一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開放局面。
這個近乎自由的語意,我們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詞中體會:黨員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就是民主,黨委最後一錘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對立面是集中而不是專制,這是中共刻意改造過之後的語意。江澤民有一次訪美,發表演說的時候,外面抗議中共暴政的聲浪很大,江就隨口打趣說:「很好呀,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民主嘛!」在黨的無縫教育四十年之後,大陸一般民眾講「民主」,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89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另一種理解是:那是一場中國人民反貪污、要自由、爭取社會法制化的愛國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民主運動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還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必須承認,把八九民運的「民」字理解為「民主」而不僅僅是「民眾」,乃是一個十分奇妙、絕頂聰明的後設做法或包裝,在國際上馬上得到廣泛支持,最後竟誘發了東歐蘇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帶民主特性的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因此,六四的偉大意義,六四死難者終極付出的可貴,都不因我們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理解而有所減損;這一要點,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容易疏忽了。
連帶地,我們也可以對89年春(特別是521日那天)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民眾運動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麼發生在香港的那場支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場民主運動,更不可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這是不言而喻的。然則,關於這場運動的愛國屬性又如何呢?
視「香港的八九六四」為一場愛國運動,理由也是充份的,特別是從運動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時的主觀意識看,都毋庸置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對其深層意義和原動力有不同理解。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可以是標示性的,可以是出擊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運動定位為「愛國」,便是一種標示;當群眾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它便帶有出擊性,但出擊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後這一點是關鍵。
1989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敲定、港人勢成甕中之鼈的時候,北京發生大規模抗命運動,香港人發現了一個看來很可以「隊冧」中共的機會而加以利用。這「隊冧」,既是出擊,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求生本能,一種恐懼中的掙扎甚至孤注一擲,一次終極防守。香港人對北京八九民運的各種支援,既包含同仇敵愾的利他因素、愛國的標示作用,也更豐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識。
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1842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1949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六四在北京以失敗、屠殺告終,香港的支援行動便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護性行為的延續,只不過在運動期間的集體防護眼看無效之後,大多數人採取了各種個人防護。這些當然都不是愛國心的表現。
今天,有些人不承認香港八九六四的愛國意義,但他們卻不智地同時排除了其積極防守意義。當時港人想趁機「隊冧」中共,其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勇武自保行為,獨派完全不應否定,反而應該盡力做全新的再詮釋工作,在揚棄愛國的同時,確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護意義、本土意義和警惕作用。
我認為,儘管上述兩套對六四的理解南轅北轍,卻不互相牴觸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見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這歷史悲劇,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筆寶貴抗爭資源、重要啟蒙工具;年輕一輩近年雖然有其他更具現實和在地意義的政治動員槓桿以至自己親身構築的建國神話,包括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魚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義,無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參加者大排長龍擠滿一個大堂,顯見其份量。
然而,我在前往參加港大活動的時候,卻在地鐵車廂裏的新聞短訊屏幕上看到一則消息:「張文光指年輕人排拒六四的態度十分決絕。」那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其實念念不忘六四,他們最要決絕的,僅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動主辦單位的悼念綱領裏頭的一些個別元素,而不是整個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筆政治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主辦單位把這筆資財視為己有,控制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綱領,就會導致一些人對參與的決絕。
在星期天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講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和支聯會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鬥士,我於是把握坐在他旁邊公開發言的機會,一再向他提出問題:六四既是一筆政治公共財,支聯會能否開放悼念綱領,按香港各民主派別之間的「六四最大公約數」重新詮釋悼念意義?進一步而言,支聯會能否開放其決策組織予各種政治立場的反共群體,包括獨派團體?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話,那麼張文光說的「決絕」便會消失於無形。
其後,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場的民眾提議,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一個綱領,各自解讀;不同的團體派別可以在自己的文宣裏注入更多正面論述。「香港的六四」面臨第二次薪火相傳,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覺地做了絆腳石。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廖亦武 -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來源:廖亦武
六四將至,貼一篇12年前的舊訪問,長達12000字。2008年此篇被選入《底層》英文選本《吆屍人》。由於《吆屍人》的暢銷,並被轉譯成近30種文字,「吳國鋒之死」也在西方廣為人知:......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天安門父親吳定富
採訪緣起
約大半年前,我隨劉曉波去拜訪神往已久的丁子霖和蔣培坤,臨近告別,丁老師寫了一張小卡片遞給我,說:「你能抽空去看看這對夫婦嗎?要不,打個電話也可以。你們是同鄉。」
我沒有鄉土觀念,卻覺得應該不負所托,去了解一下這對在六四屠殺中痛失愛子的父母近況,給丁老師一個回覆。返成都後,我三次撥通了028---82510512的住宅電話,卻沒人接,於是就耽擱了下來。
光陰悠忽,轉眼就幾個月。這期間,我跑了若干地方,追訪了若干冤案;還經歷了又一次婚變,又一次逃亡,已疲憊不堪,可丁老師的囑托始終壓在心裏。為了釋懷,我於2005517日又打兩次電話,終於聽到了吳定富先生的聲音!地道的新津方言。當他知道我是丁老師的朋友時,即盛情歡迎「去家裏坐坐」,還一再詢問丁蔣二位老師的身體好不好?最近出門方便否?
我支支吾吾,卻敲定了訪問時間。
在丁蔣兩位老師編纂的《見證屠殺》的書裏,吳定富、宋秀玲有一小段證詞,並配有兒子吳國鋒慘遭殺害的遺照——我反復地端詳,憤怒竟如十六年前那般新鮮。而窗外高樓林立,日影昏沈,飯粒似的人群被商業時代的口腔越嚼越含糊。我想,198964日淩晨,我三十一歲,正在家裏朗誦詩歌《大屠殺》;可在北京街頭,一個叫吳國鋒的不滿二十一歲的大學生,僅僅因為記錄歷史的熱情而連中數彈……
一顆流星劃過天穹,人們大約不會去追究十六年前的流星是否與眼下的一樣?
2005519日上午11點,我行色匆匆,搭一輛破舊客車,從成都西門出發,於下午兩點抵達新津車站。花三元錢雇一輛人力三輪,穿越半個城鎮,就攏五津鎮模範街嘉寧公寓。我左顧右盼,尋找「A4單元4號」;兩扇鏽鐵門內,四個髒兮兮的婦人正打麻將,見了我,竟邊搓牌邊齊刷刷地轉臉。其中一戴紅袖章的胖大嫂喝問:「找哪個?」
我不予理睬,徑直登單元樓梯;待胖大嫂起身追趕,我已上了二樓。一個大鼻頭男人笑著俯下身子:「老威?」
我習慣性微笑點頭。接著,頭發斑白的天安門母親宋秀玲也出門相迎。
我眼前是一個日趨頹敗的家庭,四壁徒然,舊家具和舊人在其中無比黯淡。然而迎門之處,夭者吳國鋒的黑白照片卻格外鮮明,那眼鏡片裏永恆的笑意,如星辰,如朝露,激發我對如夢人生的陣陣追憶。正發楞,吳父卻請我落坐,上茶畢,我唐突地問:「可以採訪嗎?」
「丁老師的朋友,可以,」 吳父揉一下大鼻子,爽快作答。「況且,兒子死了,全家的希望早破滅了,沒啥值得怕的。」
我掏出錄音機。吳父又說:「我們在幾年前,就站出來接受過海外電臺的採訪,不過時間太倉促。你算第一個登門來訪者,不知從何說起呢?」
「從小時候說起。」
「太耗時間了。」
「放開講,有的是時間。」
此時,樓外傳來一波波孩子們的喧嘩。「下課了,」吳母喃喃道,「吳國鋒在這後面上過小學,他的班主任至今還沒退休呢。」
正文
吳定富:我們一直在家等你呢,老威先生。
老威:在丁子霖和蔣培坤編著的《見證屠殺》裏,我讀到過你們一小段文字——這種回憶太痛苦了!可我目前做的,就是記錄痛苦,人家講不下去的事,我還煞費心機地挖。
吳定富:我們老了,又死了兒子,所以不用你挖,我們也願意講。至於怎麽講得透,老威你有經驗,就開個頭吧。
老威:盡可能完整一些。
吳定富:那我按時間順序,從小往大說。吳國鋒這娃兒,從小聰明,被他爺爺奶奶當作掌上明珠,他爺爺雖然是拉板車的,卻有些文化,經常把孫兒帶在身邊,一筆一劃,在墻上寫字教他,吳國鋒反應快,記性好,幾歲就看得出是個讀書郎。
老威:你們家幾個孩子?
吳定富:三個。老大女兒,吳國鋒是老二,他上小學就考第一名。由於我們家在新津土生土長,幾代都是勞動人民,家庭負擔重,所以沒有條件去嬌慣娃娃。
我生於1942年,國鋒媽媽生於1944年,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沒想到,日子就這麽一直艱難下來了。政權更叠,似乎有那麽點朦朧的盼頭,我們卻在該長身體的時候餓肚子,窮得沒錢上學。我在1960年初中畢業,還做過社會青年,隨後分配工作,當街道企業的采購員,而國鋒媽媽一直是家庭婦女。
老威:全家生活都靠你的工資?
吳定富:我月工資三十來塊,國鋒媽媽在家做些小手工,比如縫個衣扣,鎖個邊,一天能掙幾毛錢。全家收入加起來,不過四十塊,卻要填五張嘴巴。計劃經濟時代,沒其它生財之道,只好一家人掰著指頭過。一分一厘都要算,連衣褲也是大的穿不得,補上破洞,小的接過來穿。值得安慰的是,吳國鋒聰明,爭氣,年年三好學生,學習成績一直是前幾名,深受老師和同學稱贊。
老威: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吧。
吳定富:由於經濟負擔過重,吳國鋒初中快畢業時,我就勸他考中專,這樣就能提前參加工作,得到鐵飯碗。沒想到這娃兒有心計,表面滿口答應,私底下卻與幾個同窗好友約定,打死不讀中專!就這樣,他以優異的成績升高中,我的盤算落空,只能暗自叫苦。
沒辦法。本來大女兒成績也好,考中專拿飯碗很穩當,結果一家人出於「深謀遠慮」,讓她繼續讀,以為考大學沒問題,結果卻「竹籃打水一場空」,滿大街是名落孫山的高中生,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吃閑飯。
兒女都大了,走一個算一個吧,我們倆口身體都不好,這輩子就認命了。可國鋒這娃娃把生米煮成熟飯,做父母的只好節衣縮食,硬撐起。好在1980年代中期,社會允許自謀生路了,國鋒他媽就在門口擺了個小攤,賣些日常小零碎,貼補家用。而我在工作之余,要煮飯、洗衣、照顧娃娃們的起居。還憂心忡忡地給吳國鋒敲警鐘。這時他已成近視眼,我就說:「眼鏡哎,你只能背水一戰了,萬一考不上大學,哪個單位肯要你這個書呆子!」
吳國鋒懂事,不頂嘴,還安慰我:「老漢,你放心嘛。」
我說:「你在班裡的成績最多算個中上,咋個叫我放心嘛。」
他說:「老漢你就不懂了。目前才高一,如果學習過於拔尖,老師和同學都會天天盯死你,太累了,沒功夫耍。所以嘛,能過得去就行了。」
我懷疑他吹牛,他卻認真了:「我每科都搞得懂,你若不信,我就在期終考個前三名給你洗洗眼睛。」結果,就真拿到前三名。
老威:做兒子的比父母還沈穩,前途不可限量哦。
吳定富:我們這代父母被政治折騰來折騰去,整個被報廢了,就希望兒女有出息;有時希望過頭了,就顯得癡傻。高中三年,關鍵之關鍵,我們這頭含辛茹苦,他那頭卻心裏有數。到高考前夕,上強化班了,他仍然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弄得我們提心吊膽。有一天,竟然有三門課的老師通知吳國鋒,他可以不上課復習了。我們還以為出啥子事,就立馬找校方,可任課老師卻出面安慰:「老吳,你還擔心個啥?這三門課,你兒子早就精通了,與其讓他在課堂上浪費時間,不如讓他回家養足精神,好趕考。」
1986的夏天,考期到,炎熱無比,考場裡中暑了不少考生。而國鋒很輕松。頭天上午考完,我把中午飯擺上桌,就迫不及待問考得如何?他懶洋洋回答:「不理想。」我心裏咯噔一沈,但為了不影響他繼續作戰的情緒,還強作笑顏說:「沒關系,抓緊休息,下午加把油。」
下午更熱,許多父母都在考場外立等,揮汗如雨。我們差點把心臟病急出來了,國鋒卻視而不見,你要多嘴,他就始終回答:「不理想。」我徹夜失眠,還要做飯,搞衛生,腦神經都要繃斷了。
老威:你還去單位上班麽?
吳定富:早就請了假。當時,全國統考是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啊,考上就雞犬沾光,落榜就鳳凰掉毛。所以當熬完最後一場,我終於忍不住沖兒子叫:「國鋒!你到底考得如何?!」不料他還是回答:「不理想,有道題沒做完。」
我心剎那涼到底,不禁埋怨:「咋個搞起的?!你不曉得爸爸負擔有多重?」可話音未落,國鋒卻笑瞇瞇的,站在桌邊打包票:「老漢你著啥子急,不是吹牛皮,我考不起,這世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考不起!」
我一楞:「此話當真?」
他斬釘切鐵:「當真!」
我松口氣,立即換幅笑臉:「好嘛,你的仗已打完,現在該逍遙了,你想咋個耍,就吱個聲。」
他笑道:「我與同學們約好,輪番在每一家辦招待,自己慰勞自己。」
我也笑道:「好的,輪到我們家,你開個口,爸給錢。」
他說:「我需要幾十塊。」
我說:「給你一百塊。」老實話,這輩子我從來沒這麽大方過,當時的一百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了。
他大喜過望,又得寸進尺:「還有個條件,我辦招待那天,你們統統出門,把家裡騰出來。」
我説好嘛。於是輪到那天,我們帶上他弟弟,早早去邛崍走親戚,直到夜深才回家。我不曉得那些少年郎如何狂歡的,因為屋子已經收拾得幹幹凈凈。他媽說:「國鋒從小能幹,肯定親手弄了大桌子的菜。」我看見旮旯裏有一大堆啤酒瓶,曉得他們還「違禁」了——因為在平時,我們的要求極其嚴格,除了看書學習,一律不準看電視,不準東遊西逛,喝啤酒更是妄想。
又隔個把星期,國鋒的分數查到了,平均總分91.5,為新津縣本年度高考狀元!全家欣喜若狂,遠舍近鄰也上門祝賀;又過十來天,人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就寄到了。
我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吳氏家族終於出了個名牌大學生!這可是多少代以來出的首位狀元啊!我當時認為,我們家的命運從此將徹底改變。
國鋒自己動手托運行李,我借了單位的車,親自送他去成都火車北站。人山人海,我們排了幾個小時的長隊,可興奮啊。
老威:那是1986年秋天吧?
吳定富:對,他十八歲,考取了人大的經濟管理系。國鋒生活能力強,人緣好,很快就適應了北京的生活,還當選為副班長。我們每月給他寄一百元生活費。他媽媽的小生意也有了起色,社會也越來越開放,有盼頭了。入學第二年,他交了個同校不同系的女朋友,東北長春人,父母都是醫學教授。開頭我們回信表示反對,怕影響學習;但吳國鋒性子犟,我們拗不過,當他又來信,説要陪女朋友回東北,見未來的嶽父母時,我們只好又匯去充足路費。
老威:這照片上的姑娘蠻秀氣,看樣子,他們正在熱戀。
吳定富:這姑娘要求進步,還入了黨。吳國鋒暑假曾把她帶回新津,我們見他們如膠似膝,也放心了。當然,吳國鋒後來不在了,人家年紀輕輕,不得不重新選擇。她留校了,迫於壓力,面對血腥真相,也只得閉嘴。
總之,那時的國鋒朝氣蓬勃,他的一舉一動也牽動著我們。可1986年胡耀邦的逝世……
老威,應該是1989年。
吳定富:對,1989年!他4月寫的家信,這是自去北京以來最長的信,用詩人的語言,描述了天安門悼念胡耀邦的情況,集會、口號、標語、悼文等等。他周圍的同學、老師幾乎都介入了。我當即回信,表達了父母的擔心,提醒他的主要任務是學習,不要沾政治的邊。憑直覺,我們曉得與專制政府對著幹,沒好果子吃。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反右、饑荒、文革,膽子被整小了。吳國鋒身處北京,熱血沸騰,當然不同意我們的世故。父子倆通了四、五封信,達不成一致,可我還是滿足他的懇求,兩個月中給他匯了一千元錢,當時這是一筆巨款。
老威:你兒子正處於「國難當頭,匹夫有責」的年齡和關口,手中錢多是很危險的。
吳定富:我在信中一再規勸:「共產黨殘暴!整死人從來沒償過命啊!」可吳國鋒畢竟是個涉世不深的娃娃,他聽不進去,也不願跟我們爭辯,後來就幹脆不回信了。出事後我才曉得,他要一千元錢,是為了買一臺好相機去記錄歷史,留下些珍貴的鏡頭給後代。
老威:你兒子算得上「天之驕子」,在那種時代風氣下,他非常有遠見。
吳定富:我們像熱鍋螞蟻,在家裏熬著,天天瞪著電視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裏,李鵬狗雜種把學潮定性為動亂;接著又是遊行、絕食、下跪、請願、對話、戒嚴,部隊也開始調動了。我沈不住氣,幾乎要往北京跑了——卻終於在531日,接到了國鋒電報,內容是:「我準備回家,沒有路費。」
當時我還不曉得他買了相機,有些疑惑。可仍然電匯去兩百元錢,比較放心地坐在家裏等候。吳國鋒一直沒回來。那幾天,事態翻天覆地變化,我們卻盡量朝好的方向猜測:比如戒嚴了,坦克都朝天安門開了,我們還以為,只是嚇唬一下,把他們趕回校園。
我的體質差,那些天焦慮過度,就患了面神經癱瘓,天天去醫院針灸。68日上午,我感覺病情減輕,就坐在門坎上曬太陽,這時新津縣五津鎮政府來人通知我去談話。我穿過一條街,剛跨進政府大門,當官就劈頭蓋臉:「吳定富,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你曉得麽?」
我一下子懵了:「你說啥子?」
當官的又重復:「你兒子在北京參加反革命暴亂。」
我回答:「不清楚。」
當官的咳嗽幾聲,就一字一頓地宣布:「我代表政府,正式通知,你兒子吳國鋒已經死亡!」
我腦殼一片空白,只覺得另一個聲音用我的嘴巴在問:「真的?假的?」
對方板著面孔回答:「我們接到北京專電,你兒子真的死了。」
我的身體軟得像面條,要癱下去,但還是強撐著:「還有啥子要通知?」
對方又補充道:「詳情尚不清楚。政府決定,明天我們替你們買票,並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北京料理後事,並領回你兒子的骨灰。」
我隨口應了句「可以嘛」,就哆嗦起來,虛汗直淌。掙扎一會兒,才從椅子上起身。當官的怕我栽倒在衙門裡,急忙來扶,我推開他說:「我不要你們送!又不是上刑場,我走得動。」
我搖搖晃晃,過街回家,汽車喇叭響得特別遙遠。一進門,我就靠住墻喘氣,淚水和汗水嘩嘩下來,把襯衣都濕透了。老伴見狀,過來牽住問:「你咋個了?」我不禁哭出聲;她又連問幾聲:「死老漢,你咋個了嘛?」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氣吼叫:「國鋒死了!」
只聽得撲通一響,老伴已倒地,怎麽搶救也醒不了。她就這麽昏了一天一夜才活轉來,滿眼垂淚,不吃不喝,只一聲聲喊:「國鋒,你咋舍得丟下我們哦!」
69號一早,政府就把兩張火車票送上門,原說由張副書記陪同前往,此時也不見他的影子……
老威:變卦了吧?
吳定富:小地方當官的膽小,怕犯錯誤,就幹脆溜了。
老威:我打斷一下。你們接到國鋒最後的信是531號嗎?
吳定富:是的。
老威:沒有一點不祥預感?
吳定富: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會開槍!李鵬狗雜種發布了戒嚴令,部隊分幾路進城,我們也沒想到要屠殺。假的!全是鬼話!啥子「為了維護北京市的社會秩序」,我還認為大不了就抓幾個人,如果吳國鋒運氣不好,撞上了,學生的身份也會從輕發落;更嚴重一點就是判刑,勞改回來還是我們的兒子嘛——我經歷過政治運動,這也不丟臉。所以,六四鎮壓我們還蒙在鼓裏……
老威: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
吳定富:全世界都震驚了,老百姓也不一定知情。江津是小地方,共產黨封鎖消息,我們就兩眼抹黑。
老威:除了政府通知,你們從別的渠道得到過兒子下落麽?
吳定富:68號下午,我們接到吳國鋒乾姐姐吳國房發來的電報,稱「國鋒遇難」。吳國房是江蘇人,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讀書,比吳國鋒大一歲。她64號就得到乾弟弟的噩耗,可那幾天,北京已成一座死城,戒嚴部隊卡斷了所有的通訊。她報不了信,心急如焚,只好約了一位新津籍同學,冒險坐火車溜到徐州,才發出電報。
長話短說,69號下午,我們乘火車趕往北京,因為悲傷,兩天一夜沒吃飯,只靠一點水維持著。北京接站的是人大經濟管理系的張副書記,這位女同志簡單地問了我們路上的情況,就沈默了。接著把我們安頓到人大招待所,叮囑好好休息,第二天談正事。
次日上午,系裡書記和副書記都出面,向我們解釋六四淩晨情況。書記說,他們曾挨個學生寢室打招呼,千叮萬囑,外頭開槍了,大家別出門;系上甚至宣布,破例允許在宿舍打牌、搓麻將。書記還說,吳國鋒是個老實娃娃,那幾天腳脖子扭了,走路都是瘸的,他滿口答應不外出,可我們一轉背,他就擰起照相機,發瘋一般沖出樓,騎上自行車跑了。
此時我們才明白,寄出的一千多元巨款,都被吳國鋒用來「記錄歷史」了。從胡耀邦逝世開始,他用嶄新的海鷗相機拍了幾百幅學潮圖片,其中有一沓就壓在枕頭下。我們整理他的床鋪和遺物,除了工具書、換洗衣褲和照片,只發現一枚五分硬幣和十斤全國糧票。
老威:你兒子當時沒在天安門?
吳定富:五月下旬,北京本地大學生幾乎回校,但從全國各地依舊源源不斷湧入聲援學潮大軍,每天聚集天安門。據國鋒同行者李XX說,他們一起逃出校園不久,兩人就跑散了。李XX遇見黑壓壓的軍隊,追著他開槍,喪魂落魄之際,他拐進一條巷子,東竄西竄才回校。而國鋒卻下落不明。
老威:你兒子出事在什麽地方?
吳定富:西單附近(宋秀玲插話——坦克和步兵已沿著長安街開過來,只要遭遇照像的,呼口號的,扔石塊的,擋路的,不管什麽人,一律格殺勿論。國鋒剛好挎著相機,當場就被殺害了,連自行車都壓扁了。屠夫們過去後,他才被老百姓擡起來,送到郵電部醫院)。老威你來看這些照片,我們再三要求把國鋒遺體運回四川老家,系上答復不行,稱是中央命令,遇難者一律就地火化。於是我們說,吳國鋒還有爺爺奶奶,姐姐弟弟,如果不能運回遺體作最後告別,也得讓我們拍幾張照片帶回去,有個交待。系上經過商量,答復可以,但是必須嚴守秘密,不能借此損害國家形象(宋秀玲插話——你看,全是血。右胸的槍眼是致命的,經驗傷,是手槍近距離射擊;另外,肩膀、肋骨、手臂也有槍眼。你看這小肚子上邊,一刺刀扎進去,然後拉下來——這個職業殺手使出吃奶的力氣,所以這條口子有七、八公分長,裏面的腸子全部攪碎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夫分析,可能是國鋒前後連中幾彈都沒死,劊子手就動用了刺刀。吳國鋒兩個手心有極深的刺刀劃痕,肯定是他痛極掙扎,本能地伸手握住刀刃時留下的)。
老威:一項醫學研究成果證明,被害者的瞳孔具有照相機的作用,能在駭然遭遇不幸時,攝下劊子手的映像。如果雙手握住刺刀的國鋒當時圓瞪雙眼的話……
吳定富:這娃娃死不瞑目啊。
老威:原諒我的饒舌,請繼續講吧。
吳定富:在北京期間,校方派了四個同學陪伴我們,輪番勸慰。12號去醫院整理遺體,先是由專人清洗血汙,然後換衣服。我們按老家傳統習俗,替國鋒裹了一身從家裏帶來的素白。
老威:這有什麽講究?
吳定富:因為國鋒沒結婚,沒後代,還是孝子孝孫,所以著一身素白,表示純潔無暇。13號上午,我們就在醫院為他舉行了告別儀式,吳國鋒在京同學和一些老師都參加了,大家圍著他轉了一圈,滿含熱淚,卻說不出啥子。同學們始終攙扶著我們,直至結束,我們把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運來,爐子紅通通的,24小時不間斷。這兒早已接到上峰緊急通知,身份為學生的死人,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開後門把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永動機。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擡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麽開單子!我已經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
骨灰盒成為緊銷貨,我們剛攏時,還有好幾十,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不同意。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我們爭執了幾分鐘,象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只覺得腦後一片嚷嚷:「這兒還要一個,那邊還缺一個!」
老威:這火葬場成鬧市了。
吳定富:我們耗幾個鐘頭,領到骨灰,就趕快離開了。16號乘火車,18號回到新津,在家裏搭起靈堂,親戚朋友都從四面八方趕來祭奠。不料剛滿三天,鎮政府就來人,規勸拆靈堂;我拒絕,他就說:「這兩天,鄉下的泥腿子幹部要進城,聽上面傳達鄧小平對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鄉巴佬就一根筋,懂個雞巴,他們一見你的靈堂與中央精神起沖突,肯定要雄起,而你也梗直,不會退,咋辦呢?」於是我遲疑了一下,答應拆除街面的延伸部分,但屋內主祭靈堂不拆,因為國鋒的許多同學正在趕來。
又過了一段時間,靈堂沒了,但國鋒骨灰一直保存在家裏。原來我們想,六四不平反,亡靈得不到告慰,骨灰就一直不埋。可到了2002年,國鋒弟弟也死了,我們在萬念俱灰之中,把他們兄弟倆的骨灰合葬在對面山上。
老威:他弟弟這麽年輕就死?
吳定富:他的弟弟,我的幺兒子,非常懂事。見有遠大抱負的哥哥沒了,就替父母挑起生活重擔,每天起早貪黑。原打算掙點錢,讓全家人過得寬裕點,精神的創傷也愈合得快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積勞成疾,患上尿毒癥。這一下,為了治他的病,全家所有積蓄都是杯水車薪;連丁老師和海外募捐的幾千塊都搭進去,毫無起色。
國鋒是幾代人的希望,他去了,姓吳的這一脈也就完蛋了。先是他患高血壓的奶奶,得知孫兒噩耗就中風了,老年癡呆癥接著來,吃喝拉撒全沒感覺。他的爺爺奶奶均於2002年去世。他爺爺本來身子骨硬朗,差九個月九十大壽,還腰不弓,氣不喘,卻因最鐘愛的孫兒遇難,想不通——終於在老伴撒手塵寰後,兩次自殺。先拿刀片割動脈,淌了一灘血,被發現;後又故意從床上硬摔下來,斷了幾處骨頭,折騰半個多月,臨死還連叫:「國鋒!國鋒!我來繼續教你認字。」
2002年,吳家連辦三起喪事。目前,我的大女兒下崗,拖了兩個女娃,日子相當艱辛;幺兒夭折,他的農村媳婦跑了,丟一個幾歲孫女給我們養;而國鋒媽媽自十幾年前聞噩耗跌倒後,腦袋受創,留下頭疼的後遺癥,引起視力下降,只能在家做些家務活了。
老威:那家裏只剩你一個健康人?
吳定富:我也有病。
老威:不嚴重吧?
吳定富:腎臟癌。
老威:什麽?!
吳定富:我幺兒患上尿毒癥不久,我就發現腰部凸一個包,經常痛;可當時為了籌款救娃娃,顧不了許多。拖一年余,幺兒死了,心空了,才發覺這個包已經長大,足有兩公分。前年不得不動手術,把右邊的腎臟割了。
老威:腎臟癌有啥癥狀?
吳定富:經常尿血,甚至尿不動,堵塞了,身體整個垮掉。那次動手術,一打麻藥,我就不曉得了(宋秀玲插話——我一直守在旁邊,開完刀,醫生把切下來的腎遞給我看,形狀像豬腰子。不過豬腰子一劃開是光滑的,紋理清楚的,而他的腰子全爛了,裏頭亂七八糟)。刀一開,馬上感覺輕松。現在我不能幹重活,只能慢慢養。貴重的藥吃不起,就一幅幅撿中藥;買些便宜的幹靈芝,瓣碎了泡茶喝——這一次,把家裏最後一筆積蓄,四千元錢花光了。老威你看——這就是刀口,足有半尺長。
我們眼下太窮了,每月不過一兩百元生活費,還要拉扯孫女,供她讀書——因為她是吳家最後一點希望,算兩個兒子留下的唯一骨血。可盡管如此,老威你也千萬莫去傳話,打擾丁子霖老師。我們倒下就算了,她不能倒下!六四屠殺十六年了,遲早會有個說法,哪怕我們等不著,也不能讓共產黨賴掉這筆血債,便宜了李鵬狗雜種。
後記
從吳家出來,已近傍晚,殘陽如血,染紅了半邊天際,猶如正在臨盆中的母親。我匆匆趕往車站,購票上車,天上的血色變紫了,接著,變黯了。我回到成都,在一層薄灰的桌子上回放錄音,手邊有一份舊報紙,我下意識地邊聽邊拿過來看,卻見報上正在介紹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茲,一個匈牙利籍的猶太作家。
凱爾泰茲十四歲就被納粹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後來奇跡般生還,當過記者,當過兵。退伍後失業,就和妻子蝸居在布達佩斯的一個僅二十五平方米的單間公寓內,堅持寫作達三十五年;可時運不濟,他在美國等地出版的書銷量很少。小說《沒有命運》出版十年只銷售了三千五百本,而代表作《為一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更慘,在得諾獎前只售出一千六百本——以下是這部不朽之作的只鱗片爪——
「不!」我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毫不猶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著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這一聲
「不!」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
「不!」也不是一個期望中的回答,表達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後來她也說,她從心底知道這聲「不!」來得多麽艱難,盡管我的內心苦苦掙扎想使它成為一聲「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麽,可是那個
「不!」是那樣一個
「不!」不是那種猶太人似的「不!」,那個「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對這個字的確像我對這個字本性的不確定一樣,這個
「不!」只是一個
「不!」我說。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頂的談話是什麽後果。讓我們想象一下,這個孩子,我們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這個孩子聽說了什麽而尖叫:「我不想當猶太人!」……猶太人意味著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也意味著猶太人……
不——我不能做另一個人的父親,註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時代的經歷再也不應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聲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這個孩提時代的經歷,應該發生在這個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開始對我的妻講述我的孩提時代的時候了……
從這段文字推斷,凱爾泰茲沒有孩子;在這次墮胎之後,他再也不會要孩子。他拿起了筆,為這個未出生的孩子祈禱,他喊了一連串的「不!」聲淚俱下,因為猶太人一生下來就沒有安全感,甚至沒有祖國。凱爾泰茲永遠記得,一個十四歲的少年,被關入集中營等死,卻突然得到一杯熱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裏,小口小口地吮。雖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層黑灰,這黑灰就是焚屍爐落下來的,但他忽略了這一切,全神貫註地吮吸——這是一種怎樣的幸福啊,那種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後想把它寫出來……
我的眼眶濕潤了,而錄音機裏,失去孩子的父親正在講述這個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顫動著情不自禁的笑。後來,這個叫吳國鋒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對未來的種種夢想,再後來,他被殺死在異鄉街頭,父母的夢想又成死灰。絕望,絕望無盡頭,如果把吳國鋒的父親換成凱爾泰茲,孩子就不會生下來,免得在二十一年後夭亡。
再如果,把凱爾泰茲文字中的「猶太人」換成「中國人」,我們也不該生下來,免得一思想就犯罪,連累親人。可我們生下來了,和一場接一場的災難一樣,繁衍著,恥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擡不起頭。
「不!不!」
可在「不」過之後,我又陽奉陰違地說「是」。
199010月,在我入獄大半年後,我的孩子出生了——這是不情願的,本來我不想要這個孩子——眼下她已十五歲,可我與她在一起的總時間不超過一個月。
「不!」我不知道這個孩子將來的命運是什麽,天啊,我不願再聽到茍延殘喘的父母追憶遇難孩子的幸福童年,笑聲和淚水我都不願再聽到。天啊,不!
我關掉了錄音機。但是
不——我還會打開它。

2017年6月1日 星期四

陳韜文 - 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201761
【明報文章】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能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繁榮穩定,保證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審慎樂觀者認為極權的中共在改革開放中已變得務實,對一國兩制不無承擔,新聞自由應留有一線希望。
回歸是中央收權的過程
回歸初年,中央大體上實行「互不侵犯」的對港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是以香港生活方式沒有什麼改變。有所倒退的反而是受到金融風暴和沙士疫症打擊的香港經濟。大多數人或許預期回歸後的局面會是「經濟繁榮、政治倒退」,現實卻相反,安穩的是政治,倒退的是經濟。可惜回歸的政治蜜月期為時不久。自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之後,中央一改「互不侵犯」的政策,在香港要「有所作為」,遂逐步介入香港事務。不過,就算到了2007年,中央對香港的干預還不太多太顯,以致《財富雜誌》在同年公開承認早前「香港已死」的判斷是錯誤的。到了2014年,中央便正式發表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對《基本法》加以新的詮釋,縮小香港的自治權。白皮書與張德江回歸20周年座談講話可謂一脈相承,強調中央對香港最終有全面的管治權。
在這些中港關係宏觀政策演變下,關乎新聞自由的事件也此起彼伏,原先對香港新聞自由審慎樂觀的變得較為悲觀,呼應着好一些新聞自由指標的升降。港大民意調查計劃發現,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淨值由19979月的68.7下降到20169月的6.6,跌幅可謂驚人。「無國界記者」自2002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新聞自由排行榜,香港的位置由是年的第18位掉落至2017年的第73位,變化同樣令人吃驚。
打擊新聞自由的手段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的主要威脅來自中央和特區政府兩大權力中心。它們擁有各式各樣用來壯大自己的聲音、打擊異聲反調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統戰籠絡、廣告調配、商機控制、批判指摘、入股收購、信息控制、採訪權控制、行政管制、鼓動群眾鬥群眾、執法控告、耳提面命,更包括強力打壓、立法嚴管等等。在九七回歸時,大概只有統戰籠絡、信息控制、耳提面命的手段較為明顯,其他措施則在回歸後才逐步顯露。
香港講求法治,要改變新聞自由狀態,最有影響力的手段自是立法。特區政府在2003年推出《國安法》草案,準備讓立法會通過。不過,在最後關頭,有50萬人上街抗議過嚴的國安法條文和施政失誤,使形勢逆轉,政府最後不得不擱置立法。港人一般不反對為國安立法,所反對的是過嚴的條文,害怕新聞、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會受到傷害。如今中央政府的對港政策比以前嚴厲許多,港人對23條再立法的擔憂只會更大。
中國國力強大,有權有勢,掌控着龐大的資源,而且打擊異己從不手軟,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權力場,使人望而生畏,或加以迎合。在權力場作用下,中央統戰籠絡的手段顯得特別有效,造成傳媒自我審查愈來愈嚴重,向權力中心作不同程度的靠攏。權力中心有時甚至向傳媒施壓,要求改變傳媒的關鍵人事任命,以此加強對傳媒的影響。堅持以監察權力中心為己任的傳媒則受到抽廣告、信息隔離的懲罰。個別傳媒更有時受到發行干擾,使出版發布無法正常進行。
一度高唱一國兩制必然可以保障香港生活方式50年不變的傳媒,回歸後卻以急風暴雨的方式對一些名嘴或意見領袖口誅筆伐,有時甚至不惜以虛擬新聞打擊對手。無論是香港的親中傳媒或是大陸的官方傳媒,不時會上綱上線對港人和香港事務加以批評。這不是對等的討論交流,更多的是居高臨下的批判,是打擊對手的高壓言論。
傳媒的擁有權十分重要,可以說是誰擁有就誰控制。回歸後愈來愈多的大眾傳媒已陸續落入跟大陸資本和權力中心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個人手中。《南華早報》、無綫電視、有線電視的轉手買賣都可以如是觀之。連無綫電視這樣雄霸香港的傳媒的擁有權也「失守」給國內人士,香港的新聞輿論去向可思過半矣。
銅鑼灣書店事件是回歸後有關港人自由最嚇人的事情。大陸國安人員到香港及第三國把書店成員強行帶回大陸,被拘留盤問、喪失人身自由之餘,在港的出版事業也被毁於一旦。非法越境侵犯港人的自由雖然受到各方譴責,但事件也起了殺一儆百的作用,在社會上產生寒蟬效應。
結語
經過回歸20年的洗禮,當年新聞自由的樂觀派,應該很難在現實中找到繼續樂觀的理由,而悲觀派變得更悲觀之餘,反而有可能慶幸香港的新聞自由尚可爭持20年而未全倒。沒錯,回歸後,香港新聞自由是衰退的20年,但同時也是爭持的20年。當中實有不少新聞工作者、傳媒及公民社會堅持奮鬥的事迹,不容忽視。至於原來審慎樂觀和審慎悲觀的人,大概都會變得更審慎、更悲觀。不過,樂觀一點或是悲觀一點並不太重要,關鍵反而是新聞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有否捍衛新聞自由的自覺和決心,因為新聞自由最終是屬於有警覺和願意爭取的人。
(作者按:此文會收錄在「眾新聞」出版的《回歸20年──1997我們都是記者》一書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