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30日 星期三

余杰 - 鏡與燈──從中國「公知」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看「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

民主中國   2014419

當我進入北大中文系的時候,念的第一本西方文藝理論著作是美國康奈爾大學文學教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寫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鏡與燈》是最早提出藝術研究可以視為探討宇宙、作品、作者、觀眾之間關係的作品。艾布拉姆斯在談到他為什麼選擇文學專業時說:「因為當時(大蕭條時期)其他專業都找不到工作,我想我至少可以做我喜歡的文學同時忍受饑餓,而不是忍受饑餓的同時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這也是我的心志。

《鏡與燈》裡的一句話常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本書的書名把兩個常見而相對的用來形容心靈的隱喻放到了一起:一個把心靈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個則把心靈比作發光體,認為心靈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從柏拉圖到十八世紀的主要思維特徵;後者則代表了浪漫主義詩人心靈的主導觀念。

當我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鏡與燈」這對比喻突然迸到眼前。以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為近期目標,以改革台灣現有的憲政體係為遠期目標的「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後,國民黨以打壓與拖延兩手並用來應對,彼岸的共產黨更惱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盡抹黑之能事。

中國官方的反應自在意料之中,所謂「狗嘴吐不出象牙」;我關注的是另一個弔詭的現象: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很多以敢言著稱的人物,站出來唾沫橫飛地批判「太陽花學運」,甚至使用「義和團」和「紅衛兵」這類侮辱性的詞彙全盤否定之。

對此,剛剛被華東政法大學解除教職的法學家張雪忠二兩撥千金地評論說:「在中國尚無民主憲政的情況下,一群中國的知識人,不但要提防手無寸鐵的學生會毀了台灣的民主憲政,而且還要告誡台灣人如何維護已有的民主憲政,好像台灣比中國更缺乏解決政治分歧的智識和制度資源;在中國民眾還毫無反對服貿協議的權利時,一群中國的知識人,竟在急切地反對台灣民眾的反對,這在我看來,真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指出,公共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超出其所在的學術專業,為「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或者因那些他們聲稱說發現的可怕危險而對社會提出警示的人。

中國的「公知」針對中國問題或許能對症下藥,但在面對台灣「太陽花學運」時,卻陷入「他者的誤讀」和「自由的退化」之中。

如果移用《鏡與燈》中的兩個比喻,我願作出這樣的發揮:「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某些中國「公知」信息來源的偏狹、思維方式的僵化以及旁觀者的冷漠心態;「太陽花學運」更像是一盞燈光,照出那些曾經的先行者如今的姍姍落伍,而我期望這燈光能照亮他們,引導他們繼續前行。

否則,如同美國評論家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在《獨裁者的進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Inside the Global Battle for Democracy)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一方面是獨裁者已經迅速地「進化」了,另一方面是反抗者停滯、「退化」,甚至「蛻變」而加入昔日反抗對象的陣營之中,那該是一個多麼讓人痛心疾首的結局。

我總結了中國「公知」群體否定「太陽花學運」的八個原因,並列舉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觀點作出剖析: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妖魔化;五、法律至上主義;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在批評對象當中,既有與我交往多年的師友,也有長期的論敵,我本着追求真理的心志,一視同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依賴偏差的信息來源作出判斷

在台灣之外論述「太陽花學運」,必須避免受偏差的信息來源的誤導。

是否獲取了真實的、第一手的信息,可以從三個層面判斷:首先,有沒有「翻牆」;其次,有沒有常用臉書;第三,有沒有多次訪問台灣並接觸庶民大眾。

當然,每一個層面還可以進一步考量:翻牆出去看的是哪些網站?在臉書上關注的哪些人物?訪問台灣的時候考察的是哪些對象?

雖然中國的網民和媒體的數量居世界第一,但「長城」內中國人如同電影《楚門的世界》的主人公一樣,生活在被操縱的虛假時空中。長期看中央電視台和新浪網的人不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於是,「翻牆」就顯得無比重要。

不會「翻牆」,你就等着變成白痴吧——這個說法並不誇張,至少在中共統治者那裡,「翻牆」是一件事關政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治理新疆的最高官員張春賢在一系列暴力事件發生之後宣稱「都是翻牆惹的禍」。

實際上,「翻牆」是中國公民心智成熟的第一步。那些不經常「翻牆」、對信息自由並無饑渴感的人,那些滿足於使用新浪微博、微信這種受嚴格審查的信息平台的人,只能形成畸形的觀念和思維方式。

若身在「牆外」,「牆外」雖有獲取信息的自由,但很多人棄而不用。如果選擇觀看香港的鳳凰衛視,台灣的TVBS、中天、東森電視和《中國時報》、《聯合報》以及美國的《世界日報》等表面看似獨立的媒體,長期受其誤導,照樣會心智殘缺。

所以,邁出的第二步是,在所謂的華語「主流媒體」之外,從新興的社交媒體和「自媒體」中獲取信息。以我個人的切身經驗,我在瞭解台灣社會的脈動時,臉書的重要性超過其他任何媒體。我上臉書是從二零一三年一月開始的,但我的感受是「臉書一年,勝讀十年書」。

一個反面的例子是:中國自由派學者、零八憲章簽署者、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撰寫了題為〈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的文章,文章寫道:「據報導,激進的大學生是突破外圍的警察防線,直接衝擊議院並佔領主席台的,致使三月十九日的正常會議停擺。在議場裡,一些年輕的大學生抽菸喝酒、接吻自拍,隨意破壞議場公物,有的學生還拉開立委的座位抽屜翻檢私人物件,甚至還有人隨地大小便。這樣的行為尤其是攻佔民選政府的行為俱為法律所不允,亦為文明所不恥。沒有法制制約的民主是壞民主,台灣三.一八民主就是這樣的壞民主。」

郝建的消息來源自何處?他接着寫道:「台灣《中國時報》十九日稱:這是『台灣民主法治最敗壞的一天』。它之所以是台灣民主最敗壞的一天,蓋在於這種民主踐踏了法制。」引用錯誤的消息來源,當然會得出錯誤的推斷。

《中國時報》早已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是為台灣民眾所不齒的「媒體怪獸」,它對學運的妖魔化描述豈能照單全收?

第三個層面是,親身到台灣觀察和體驗,尤其是沉入庶民大眾之中。

中國媒體人笑蜀在文章中炫耀與財團大老會面,如此趨炎附勢,豈能認識「活的、帶著血的蒸氣」的台灣?

同時,不能依賴某些已經過時的權威、名流之意見。中國海外民運當之無愧的「首席政論家」胡平,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為〈呼籲台灣學生見好就收轉為正常方式抗爭〉的評論文章。但我認為,這個題目本身就靠不住:沒有「好」,何來「收」?正因為台灣的憲政體製出現了大問題,才有學生和市民用街頭運動和佔領立法院的方式抗爭,若「正常方式」有用,人們何必「抗爭」?

文章中更引用高希均的說法:唸經濟學的高希均對簽署服貿協定非常興奮,沒想到台灣內部的報導卻幾乎是一面倒的反對,「我簡直不相信我的眼睛;怎麼會是一個開放丶民主丶自由與有信心的台灣怕跟人家競爭?」

這段表述漏洞百出:首先,台灣媒體對服貿的報導並非一面倒地反對,國民黨控制和影響的主流媒體大都是挺服貿的;其次,高希均說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害怕競爭,是故意混淆焦點:台灣民眾反服貿是反對中國的吞併企圖。高希均早已淪為吳介民所說的「兩岸跨海政商集團」的代言人,他的言論豈能作為論據?

太陽花運動期間鎮江街一景(圖片來源:李清遠@台大新聞E論壇)

二、「天安門屠殺後遺症」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復,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

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

《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愿和犬儒的表現。

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台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

為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

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台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

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台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絶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施施然地走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三、「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馬英九在總統府接見了包括中國青年作家韓寒在內的十五位中國各界人士,韓寒於返回中國後在博客發表文章〈太平洋的風〉記錄訪台期間的見聞。

韓寒的文章發表後,在海峽兩岸一時洛陽紙貴,甚至被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引用。馬英九在「五二零」就職演說中,提到了韓寒對台灣的讚美:「文化也是人民日常生活一部分。最近大陸知名作家韓寒發表訪台親身經歷:出租車司機拾物不昧、眼鏡行老闆熱心助人,都讓他震撼與感動。」

其實,韓寒的論述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之下的「台灣榜樣論」,焦點在中國而非台灣。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我紐約參加一個海外人士組織的關於「太陽花學運」的研討會,發現很多中國背景的人士都持與之類似的觀點:對學運造成的「亂象」憂心忡忡,對學生衝擊現有政治秩序的「激進行為」不予認同,希望台灣保持作為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榜樣和範例的地位,而目前台灣局勢的動盪有可能會引起中國民眾對未來民主化的負面印象。

這樣的擔憂當然有道理。但它又是自私的。這種一廂情願地希望台灣凝固化為一個美麗的標本的想法,看似恭維台灣,實際上是為了維持中國人的思維的惰性和對責任感的逃避:共產黨不是說民主是西方的、白人的文化和政治傳統嗎?台灣的成功表明華人搞民主也能搞得很好。既然台灣能搞好,中國也能搞好。這種思維方式背後,是臣民社會裏變種的偶像崇拜。台灣不是一個被父母嚴格管教的小孩子,必須時時刻刻在客人的面前扮演溫良恭儉讓的好形象,如此才能讓父母大有「面子」。台灣民眾不能為了讓中國民眾對台灣始終存有虛假而美好的想像,而忍辱負重、忍氣吞聲,沉默地面對威權回潮的政府的胡作非為。

況且,所有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都存在各自的問題,沒有哪個國家的轉型是完美無缺的,可以照葫蘆畫瓢地拿來為中國所用。台灣的某些經驗固然可以為中國所效仿,但絕不可照單全收。反之,台灣的若干缺陷亦可成為中國民主化啟動之時的前車之鑒。台灣的民主轉型是「正在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比如,由於沿襲中華民國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台灣的憲政架構存在嚴重缺陷,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之可能與必要;由於民主化過程中對轉型正義的忽視和回避,台灣社會中種種非民主因素宛如人身體中的隱疾,還會時不時地發作。

「中國中心主義」視野下的「台灣榜樣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對國民黨的無限美化。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台灣社會雖然逐漸實現了民主化,但國民黨至今仍未轉型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政黨。換言之,作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的身上,仍然存在著大量蘇俄式的專制政黨的遺傳基因。這一事實,中國的許多「公知」偏偏視而不見,因為「共產黨足夠壞」,便推導出「國民黨足夠好」來。於是,「民國風」和「國粉」(國民黨粉絲)在中國成了一種時髦,有不少中國的熱血青年多少冒一點風險地跑到南京中山陵、昔日總統府舊址和奉化蔣介石老家這些具有象徵性的地點展示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幟。

這種觀念自然也波及對馬英九本人的評價。馬英九親中賣台,已成為大部分台灣民眾的普遍觀感,馬英九本人不得不在記者會上多次反駁「賣台」之說。不過,馬英九或許沒有想到,以中國自由派「公知」著稱的笑蜀居然成了他的忠心耿耿的辯護士。笑蜀說:「我根本就不相信馬英九會賣台。馬跟蔣氏父子一樣,對紅色的恐懼和戒備是根深蒂固的。別的不談,只問馬在大陸的親屬多少人死於非命,就都明白了。」這就是「血統論」,「文革」期間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為了否定它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四十多年後笑蜀卻仍然沉浸其中。若以此而論,中共的第四號人物俞正聲在毛時代家破人亡,他如今為何繼續為共產黨打工呢?

四、「大一統」理念下對台獨的刻意回避和妖魔化

很多中國「公知」選擇「反反服貿」的立場,潛意識裏是受根深蒂固的「大一統」理念的驅動。這些人士可能堅定地反共,但絕對臣服于「大中華」意識形態之下,因此視台獨及「分裂主義」為洪水猛獸。正如連戰到北京說出「聯共反獨」的心裏話,很多中國貌似傾向民主、自由的「公知」,心中也會有「聯共反獨」的想法。

余英時先生在支持台灣公民運動的文章中寫道:「在整個抗議活動後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海峽對岸極權政府的極端不信任。中共近六、七年的對台政策是運用經濟把台灣牢牢地套住,等到台灣離開大陸無以為生時,『統一』的機運便到來了。這是通過經濟以發揮政治影響的障眼法,但今天已被參加抗議的公民識破了。」他雖然遠在美國,其觀察卻一針見血:這場看似台灣內部的紛爭,最終的矛頭指向北京。

這段話刺痛了鄢烈山之類的「統一派」的敏感神經。鄢烈山批駁這是「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余英時這種論調就是馬英九和江宜樺所說的一些人可悲的『逢中必反』。這種思維是有意無意把『黨』和『國』混淆在一起、打包在一起談論,有極強的意識形態底色,與民進党某些人利用人們的恐共心理鼓吹台獨的宣傳思路是一樣的。『逢中必反』的『中』既是『中國』,也是『中共』。這樣一來,似乎反『統一』就是反『獨裁』,捍衛民主體制了。」

這段論述中,鄢烈山引用馬、江等國民黨當權派的說法和共產黨創造的「逢中必反」的詞彙,來給余英時和學生們扣帽子,這才是如假包換的「文革遺風」。鄢烈山對從來沒有對中國人實施過暴政的民進黨的仇恨,甚至超過了對正在實行獨裁統治的中國共產黨的憤怒。這種似乎沒有來由的仇恨,實質上就是對台獨的仇恨,就是「大一統」的信仰者對一切堅守獨立、自由價值的人們的仇恨。鄢烈山批評「余英時的恐共症與歷史盲點」是「反統一」,其實「統一」這才是他自己的「親共症和歷史盲點」所在。台灣獨立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是否同情、理解乃至支持台灣獨立,是試煉中國「公知」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一面「照妖鏡」。

不破除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念,就不可能建立民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價值。中國政治學者劉軍甯指出:「從秦始皇到現在的這兩千多年間,有一條貫穿中國政治始終的主線:這就是『大一統』。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後二十一世紀,從帝制到『民國』都沿襲『大一統』的政治邏輯,都致力於構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自多政治中心的春秋時代以降,兩千多年來中國政治秩序的本質特徵是一成不變的『大一統』。」從近代梁啟超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理念讓傳統的大一統思想「借屍還魂」,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蘇俄式政黨以「党天下」作為帝制時代「家天下」的升級版,至今「大一統」思想仍然宰製著兩岸相當一部分民眾的精神世界。

大一統的禍害,西方思想家早有論說。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指出,中國存在著國家這種精神實體,國家裏的個人被強制性地服從這個實體。沒有個人獨立的自我人格意識,也沒有建立在獨立的個人人格基礎上的憲法,因而也沒有主觀的自由。中國屬於歷史的「幼年時期」,雖然持續存在著,但直到今天並未有任何進展,是一個長期停滯的國家。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則論述說:「對於一統帝國不朽性的固執信念,還有更驚人的例證,那就是當它們因自身的消滅而證明了其生命有限時,人們卻在努力喚起它們的幽靈。……從遠東的中國後期文明中,也可看到同樣的半昏睡狀態與排外狂熱的不斷間歇的出現。」

不走出大一統的霧霾,就看不到台灣的未來。自由主義先驅胡適說過,強求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最大錯誤,「中國不適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胡適雖然沒有直接倡導台獨運動,但這段話無疑為台灣和中國的未來勾勒出一幅藍圖。

五、法律至上主義

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若從時代和專業的角度來概括,二十世紀八十年的主體是文學家、九十年代的主體是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主體則是法學家和律師。有法律人背景的公知群體,對法治傳統薄弱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蕭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們在北大念書時曾經是室友。作為一名具有法律人身份的「公知」,他因敢於在諸多敏感議題上發言,成為中共當局的「維穩對象」。我們在大部分社會議題上都有共識,也有一些分歧和辯論。這一次,蕭瀚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台灣「服貿風波」與政治自由的邊界〉一文,從法律至上和產權至上的角度否定「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的策略。蕭瀚指出:「立法院、行政院等國家政府機關確是人民公有產權,這些公有產權的主人是全體人民,但由於國家並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財產,民選政府就成為管理國家產權的當然代理人,這項代理義務當然包括在任何情況下保護這些財產不遭受非法侵害。因此,政府保證立法院、行政院等政府機關所在地免遭破壞,既是他們公產代理權所應有的權力和權利,也是他們作為代理人的義務。」

蕭瀚的著眼點在於財產權的神聖性以及法律本身的神聖性。他認為:「立法院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最高的權力機構,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和象徵性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可以說是代議民主制國家的名片,因此,立法院周邊附近可以遊行集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到立法院裏面遊行集會,更不意味著法律允許人們佔領立法院。」他得出的結論是:「產權當然不可能涵蓋一切,但踐踏產權的政府必是強盜,不尊重產權和人權的社會運動必是暴民政治──古今從無例外。」

我不能認同這種法律至上主義的立場。在西方關於公民抗命的爭論,反映出的正是潛藏的絕對法律主義者和絕對的個人道德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大部分人處在兩個極端之間,而那些為公民抗命辯護的人則更多偏向後者。

首先,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成為終極的信仰。所有人間的法律,包括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都是有限的。當法律和憲法違背了更高的公義,甚至像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不正義的法律非法律」;那麼,公民有權通過公民抗命促使其修改、更新和提升,使之更加符合自然法或普世價值。

所以,立法院固然有相當的公共性和象徵性,但達不到「無與倫比」的地步。當代議制的運作與真實的民意出現嚴重落差,在現有的憲政體系內找不到改革辦法之時,既然立法院的「產權」不屬於政府而屬於人民,那麼人民佔據立法院也算是追回自己的財產權的方式之一。這是對產權的屬性的「重申」而非「踐踏」,不能輕率地用「暴民政治」來否定之。

其次,在不同的政府體制下,民眾對法律可以持不同的態度。正如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所指出: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當獨裁者這樣做的時候,如果民眾仍然不越雷池一步,那麼就很難有辦法推動公民運動。

今天的台灣不是獨裁國家,剛愎自用的馬英九算不上「獨裁者」,但是,台灣的憲法和憲政都還處於「半成品」狀態,法律至上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或許適用于憲政體制成熟的美國(在美國尚且發生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卻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如果學生和民眾不使用佔領立法院這樣看似激進的策略,就不可能逼迫「府院勾結」、「黑箱作業」的當權者作出讓步,「太陽花學運」印證了漢娜.阿倫特的論點:「在我們政治制度中確立公民不服從,或許最有可能治療司法審查的最終失敗。」

六、對選舉的烏托邦幻想以及「民選政府神聖論」

選舉是民主憲政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有選舉並不意味著政府就具有了完全的認受性甚至神聖性。很多中國「公知」自己從未選舉過哪怕是街道辦事處主任或區一級人大代表,卻無比迷信選舉,認為選舉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而只要是民選政府就神聖不可侵犯。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是一名活躍的「公知」,曾經因敢言而被校方解除行政職務。他在微博上卻對「太陽花學運」破口大駡:「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這樣的做法跟文革無異,這樣的學生運動還是歇了吧,你們不是毛主席的紅衛兵。說兩岸服貿協議賣台,真是笑話,要賣,也是賣大陸,就算你們反的有利,這樣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院,也是嚴重的違法行為。……誰是人民?不是說能上街頭的就一定是人民。以運動的方式更迭民選政權,無論用什麼藉口,都是大亂之源。」

一名一流大學的政治系教授的言論,卻不具備基本的政治學常識,充分表現出中國政治學的水準何其低下。如果說佔領立法院的數百名學生不代表人民,那麼走上凱道的五十萬黑衫軍能否代表台灣的民意呢?連馬英九政府都不得不承認這是他們需要聆聽的民意,偏偏身處北京的政治學教授認為,街頭運動是「大亂之源」。

就選舉而言,選舉並不能立即改變不公義的社會結構。美國文學家、公民不服從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梭羅認為,「僅通過選票來反對」是遠遠不夠的,他因反對奴隸制而拒絕納稅,寧願被關進監獄。他的反抗兼有羅爾斯所定義的「公民不服從」與「良心的拒絕」兩方面的特徵。太陽花學運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就是梭羅的學生。

更為嚴重的是,選舉也並不能杜絕獨裁政府的產生。遠的例子是希特勒通過合法的選舉、以極高的支持率上臺,卻迅速顛覆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起納粹帝國;近的例子,則有俄國的新沙皇普京,當了兩任總統,再當總理,然後回鍋繼續做總統,每次都是通過大選而合法掌權的,但他對內鎮壓異己、暗殺記者,對外發動戰爭、擴張領土,將立法和司法機構視為臣僕。《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以整章的篇幅,描述委內瑞拉獨裁者查維茲如何操縱選舉。一般人認為,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然而,在委內瑞拉,查維茲以不正當手段榨取選票和席次,使得委內瑞拉成為一個吊詭的國家:選舉辦得越多,民主反而越受戕害。

具體到台灣,台灣的選舉也存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症候。我在訪問台灣時,跟政治大學社科院副院長、長期研究民主化的李酉潭教授有過幾次長談,他認為,雖然台灣經過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成為亞洲國家的民主示範,但台灣選舉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其焦點就是國民黨黨產的問題。他希望馬英九儘快處理國民黨黨產,讓政黨能公平競爭,才能向上提升,符合人民期待。財經記者梁永煌也在《台灣轉型正義的大缺憾》一文中指出,台灣民主化欠缺的臨門一腳是党營事業毒瘤始終無法切除。馬英九在二零零五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宣示要在二零零八年前將國民黨黨產處理完畢,被外界解讀為「黨產歸零」。然而,馬英九執政後,卻將民進黨政院版的《政黨法》草案自立法院撤回。梁永煌指出:「『轉型正義』是許多國家邁向民主的重要工程,只要國民黨繼續持有党國體制下掠奪來的黨產,台灣的轉型正義就缺了一塊,台灣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被張鳴視為「大亂之源」的公民抗命,一直是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民主化的力量源泉。僅有體制內的自發改革是不夠的,民間社會不能守株待兔。美國政治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指出,公民不服從乃是一種穩定的憲政體制設計,雖然依照定義它屬於非法行為。具有適當限制與正確判斷的公民不服從,加上自由與定期的選舉以及有權解釋憲法的獨立司法體系,會有助於保持與加強正義的制度。張鳴教授應當讀一讀這本經典的政治學著作。

七、忽略中共極權本質的、抽象的自由貿易論

許多批評「太陽花學運」的中國「公知」,宣稱信奉自由貿易論和市場經濟論。而台灣民眾不願簽署服貿協議,就是閉關鎖國,就是缺乏自信,就是與全球一體化潮流背道而馳。

我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我認同西方經濟學中哈耶克-弗裏德曼的自由經濟學說。我在美國親身體驗到自由市場經濟給美國帶來的繁榮、富強以及工作倫理,我也看到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如何拖垮了歐洲的經濟和政治。我自己作為「在家工作」和「自我雇傭」的作家,跟台灣那些勤勉敬業的小業主們是一樣的工作方式。我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同時對巨無霸式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保持深深的警惕,而服貿就是企圖摧毀我們的生活方式的怪獸。

中國實行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鄢烈山故意混淆兩者。於是,他居高臨下地評論說:「說這些學生只是有點像義和團,是因為他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砸工廠毀機器,沒有砸賣洋貨的商店,而他們反對全球化的觀念還停留義和團時代。在觀念層面上的表達,那是他們的正當權利。寫文章,發表演講,示威遊行都是公民權利。我只是為他們的無知而自負感到惋惜。」他進而聲稱:「自我封閉,從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則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做世外桃園夢的人,哪有什麼『未來』?」

對於此類質疑,民進党新生代洪智坤回答說:「我們是「反殖民化」不是「反自由化」;平等的自由貿易協議,應該是向全世界開放競爭,而不是「假借讓利進行箝制」,更不應該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形成政治經濟上「中央與邊陲」的殖民關係。」這正是鄢烈山刻意回避的關鍵點:自由貿易應當是在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展開的,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貿易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鄢烈山將自由競爭理論推展到極端狀態,他認為貿易可以脫離政治制度而存在,即便是在文化領域,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也可以平等競爭:「擔心『讓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更是極不自信的表現。余英時說『台灣已歸宿于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那何妨讓台灣人讀《人民日報》、看CCTV?他們有比較能力,有選擇自由呀。退一步講,若不自信,可以要求新聞出版業對等開放嘛。只有被政客嚇得喪失了理性,才會這麼焦慮。」

這個說法荒謬透頂:你喜歡吃屎是你自己的問題,有什麼資格強迫別人也來嘗一嘗?這背後還有一種理性的自負,大大低估了極權主義洗腦術的可怕。我建議鄢烈山讀一讀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二零零七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應》,瞭解一下納粹是怎樣煉成的,民主的生活習慣是如何被摧毀的。

服貿協議的核心不是自由貿易,說起自由貿易來,台灣比中國更早地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台灣從不拒絕與美歐、韓日及其他民主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台灣民眾單單反對的就是服貿協議,因為對岸那個主導服貿協議的政權,就是用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的政權——這樣一個惡鄰,會是遵守契約的、誠實的貿易夥伴嗎?

「太陽花學運」期間,美國漢學大師林培瑞正好在台灣做訪問學者,他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多個地方,一直利用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擴大影響力,以減少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而台灣明顯是目標之一。中方欲破壞台灣的民主,除「統一祖國」這基本因素外,更因為北京政府一直指民主體制與中國文化不兼容,台灣民主的存在,成了最令其頭痛的反面示範。此外,北京政府重視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及政權的維繫,方法正是挑起不必要的矛盾,轉移群眾的注意力,台灣問題正好被用來作「愛國」議題的「材料」。服貿協議對共產黨來說,其「政治意義絕對遠大於經濟上的意義」,「百分之九十五是政治、不是經濟」,北京就是想借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台灣,最終目標是把台灣「香港化」。對這一顯見的事實,鄢烈山等過於聰明的「公知」,卻選擇性地失明了。

八、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中國「公知」群體斷然否定台灣「太陽花學運」的最後一個原因,是傲慢的精英主義所虛構的「民粹危險」。

郝建在〈台灣三.一八民主是一種壞民主〉一文中宣稱:「像這樣不但是大鬧立法院而且是佔領立法院亦即佔領政府的方式,無疑使民主本身變性變質。這樣的民主就不是什麼好東西,而是壞東西。」鄢烈山以一種真理在握的姿態斷言:「佔領不是抗議而是暴動。我想得起相似的行動,只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進攻凡爾賽宮,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攻佔冬宮。…… 『佔領』本身就是暴行,就像強闖民宅就是罪,攜帶了什麼武器、帶沒帶武器都是罪。」

在這些言論中,溢於言表的是一種對民意、群眾、街頭反抗運動的敵視,以及對秩序、權貴、既得利益的一味妥協。警察武力驅離學生的暴行,那麼多學生和老師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慘狀,他們看不到;馬英九政府的冷酷與推諉,以及天女散花般的謊言,他們看不到;白狼張安樂的瘋狂叫囂,白道與黑道的狼狽為奸,他們看不到。他們偏偏看到了學生的「暴行」和「犯罪」。那麼,他們戴上的是一副怎樣的眼鏡?

用台灣話來說,這是一種「拜西瓜教」的人格形態。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就沒有成為西方知識分子那樣的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都是「學而優則仕」、「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正如思想史家徐複觀在《兩漢思想史論》中所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蟲,便是統治集團的乞丐。」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諸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自以為是的精英主義的論述比比皆是。

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並非民粹主義,台灣「太陽花學運」更沒有民粹主義的蹤影。然而,為了掩飾自身的無能、虛驕、偽善,中國的「公知」們無中生有地造出「民粹主義」作為箭靶。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民主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識分子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及歷史使命感的缺席。真正到廣場上與學生朝夕相處的,只有劉曉波等少數幾個人,那些地位更高、名聲更大、學問更深的名流都躲藏在書齋中,刻意與學生和市民保持距離。即便是方勵之這樣擔任過大學校長的知識分子領袖,也以避免被中共視為學運背後的「黑手」而「潔身自好」。劉曉波在〈大學生與八九運動——為六四十二周年作〉一文中對此有深刻的反省。他指出:「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兩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他進而分析說:「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為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為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持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如今,「六四」過去二十五年了,這些居於主流位置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看待台灣的學生運動依然是同樣的角度,倘若中國再發生一次學運,很難假設他們能發揮比當年更好的作用。

在許多中國的「公知」身上,充滿著這樣的矛盾:他們宣稱認同民主選舉的原則,卻又認為自己選票的分量應當抵得上一百個、一千個普通人的選票;他們宣稱現代社會的關鍵部門需要由具備專業知識的精英階層掌控,他們卻常常超越本人的專業領域對並不熟悉的議題發言。當他們的觀點得到大眾的認同和支持時,回敬民眾以讚譽;而當他們的觀點與大眾的立場不一致時,立即定義說「這是民粹主義」。他們以一種「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沒有價值」的觀念來看待其他人,以此作為對其他人不同看法的回應。難怪托馬斯.索維爾用嘲諷的口氣批評說:「社會中的這一小部分人,是如此的虛榮與自負。難道要將整個社會都置於他們的虛榮與自負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之下嗎?」

在到台灣的飛機上,六歲的兒子興趣盎然地玩電腦裏「植物大戰僵屍」的遊戲。其中,有一種抵抗僵屍的植物就是太陽花。我告訴兒子,在台灣,很多大哥哥大姐姐每個人都有一朵太陽花。兒子就問我說:「台灣跟中國一樣,也有僵屍嗎?」我說,是的,哪里有僵屍,所以我們更需要向著光的方向生長的太陽花。

最後,我以三位「公知」之外的「公知」的話來結束演講:

第一句是公民抗命的首倡者梭羅所說的:「一個正直的人不應忍耐不義之事,而是要堅持對抗邪惡,無論場合地點。

第二一句是美國社會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說的:「一個沒有任何抵抗意志的社會,最終只有承受崩潰的命運,而絕不可能在那些無所忌憚又殘暴無比的力量面前得以倖免。」

第三句是台灣黨外運動的先驅者林義雄所說的:「許多歷史事實已經證明:純真青年對不公不義所迸發出的義憤,是股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只是這股力量必須有深具良知的眾多人民做為後盾。」

蘇賡哲 - 笑蜀推斷可笑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4月25日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對馬英九原就低落的民望是進一步打擊。在了解服貿協議是怎麼一回事後,很多人認為馬英九有親共賣台的傾向。但也有人替他辯護,例如將中共未建政前對民主政治的承諾編成《歷史的先聲》的笑蜀就說:「我根本就不相信馬英九會賣台。馬跟蔣氏父子一樣,對紅色的恐懼和戒備是根深蒂固的。別的不談,只問馬在大陸的親屬多少人死於非命,就都明白了。」

笑蜀頂住壓力,用《歷史的先聲》彰顯出中共背棄民主承諾實行專政,精神可嘉,但他用來推斷馬英九不會親共賣台的理由卻很可笑。不用說親屬死於非命,很多人即使是本身遭受迫害,依然是親共的。老香港人很熟悉的作家張文達,文革時慘被中共批鬥,作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飽吃苦頭,跑來香港後親共依然,經常在文章中說「昨天我和周南打網球」,深感榮寵的奴態溢於辭外。劉少奇被老毛鬥死,劉妻王光美也被迫害,幾乎處死,可是文革過後,王還是讚美毛澤東,說毛是偉大導師。

有一次,我在論壇上車輪戰民建聯的曾鈺成、陳婉嫻、蔡素玉等人,台下一個維園阿伯向我發難,後來因霸着咪不肯放手,被人架離會場。還以為他是左派機構退休職工,原來是鄉下的地主,被中共迫害得家破人亡才九死一生逃逸,還每日自費影印親共文宣上茶樓派發。

蘇賡哲 評論員

區家麟 - 「五歲價值」看六四

明報   2014年4月30日

廿五年前的民主運動,以長安街街頭一場殺戮告終,縱使淚痕已乾,但年復一年,每到春夏之交,卻總聞歪理不停。有識之士變臉,企圖閃躲遺忘,或打倒昨日之我,或顧左右而言他;語言偽術拙劣,漏洞百出,所糾纏的,卻只是常識;權勢面前,好些人的良知與基本分析能力,淪喪殆盡,豈不悲痛。

達官貴人,不敢說真話,只能迴避,愛套上「客觀分析」光環,稱當年民運資料不全,「心裡還有疑團」,「未能全面掌握」,故不評論。事實上,廿多年來,從當年領導人到學運領袖的回憶錄,官方記者至民間搜證,多角度還原真象,基本事實清晰明確。官方逃避面對、掩飾真相、禁止討論,部分決策細節一直不公開,豈能以此作不聞不問的藉口?

每年這個時份,總是有人如發現新大陸,重複說「天安門廣場無死人」,企圖魚目混珠,卻絕口不提血腥鎮壓地點在北京長安街,死者最少數以百計,是各方都承認的事實。

這一年,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維穩團體,向支聯會示威,卻打著「六四動亂過長」等語焉不詳的橫額。這些「口號」,連基本事實也搞錯,從官方角度而言,「六四」是「平亂」之日,不是「動亂」;若以為「六四」即是當年長達個多月的民主運動,則未免混淆視聽,或是思覺失調。「六四」是一場血腥鎮壓,是民主運動的悲劇終局,「六四」不是民主運動本身。親建制示威團隊連基本事實都未搞清楚,其「訴求」卻得部分媒體眷顧,豈不怪哉?(請看舊文:〈六四不是運動〉)

官方論述長年累月地污衊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貶為「西方價值」,崇尚「中國特色」。紛擾糾纏廿多年,很多朋友或有動搖,或覺得煩厭;衡量「六四」官方行為之黑白,不需動用「普世價值」標準,筆者曾提出「五歲價值」概念,用以衡量八九年以來的官方行為之黑白對錯,更為簡單直接。

所謂「五歲價值」,指我們用以教育孩子的最根本人倫價值,世上任何文明任何國度都通行。這些「五歲價值」,比普世價值更基本,我們如何教導小孩?不講大話,做錯事要認錯兼承擔責任,要遵守承諾,愛護弱小,動口不動手,不要打人(遑論殺人)。

以「五歲價值」衡量當權者處理六四之手法:用坦克與自動步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是血腥暴力;殺人不認,是逃避責任,死不悔改;繼而掩飾過錯,蒙騙國民,是講大話;四分一世紀以來的無情打壓與封殺真相,是不信守憲法裡示威遊行結社自由的承諾。

這個時代,連「五歲價值」也守不住,「普世價值」顯得陳義太高。四分一世紀以來,我們目睹了蒙騙者得天下、打擊弱小者僭竊高位,摧毀憲法者奢談憲法。曾幾何時,我們會教育孩子追求「真善美」,不會宣揚「發展是硬道理」;如今,「五歲價值」淪喪,權貴誘導國民愛黨愛權愛錢愛發展,追求玩樂消費;順從者得飽食,堅守信念者飄零。世態如此,心自悽然。

李怡 - 讓年輕人主導香港民主吧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30日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最新一期封面主題是「2046香港盡頭」,書寫這時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灰暗想像。畫面中一人舉着上寫「幾時佔中」四字的紙牌,是年輕人的大哉問:灰暗究竟要忍耐到何年何日?首頁的「苑論」,題目是〈無私無畏即自由〉,表達對上一代以「等中國變」來爭取香港民主的不滿,表示不能再等,「香港再過五年就不是香港了……既然上一代沒有完成香港民主運動,……那就由這一代的香港大學生來完成吧!香港大學生自己主導一場香港民主運動吧!」

這不是空話。新一代的確開始主導香港的民主運動。本月中旬,由學民思潮和學聯推出了《學界平等方案》,短短半個月,即獲20多個民間團體表態支持;接着,80多名學者發表聯署信,支持這個政改方案;陳方安生認同學界方案最公平和直接;以泛民為主體的民間人權陣線亦宣佈推薦學界方案,指它最能體現「普及平等」的價值。至此,民主派關於「公民提名」可否或缺的爭拗,以及任何不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都被擱置,比較集中在支持學界方案了。倘若日後的所有抗爭,包括絕食、辭職公投、佔中以至立法會「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等等,都以堅持這個學界方案作為具體訴求,民主運動就不再會讓市民覺得無方向、無謂甚或動機成疑了。

學界方案簡單而直接。它首先着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必須排除過去功能組別和選委會組成的「四大界別」,這是所有民主派政改方案沒有提及的。學界方案認為,如果提名委員會依舊保留四大界別,即使取消公司票,增加地區直選委員,由於行業選民基礎差天共地,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仍不平等。學界方案提出,提名委員會由立法會直選議員組成,丟棄四大界別。至於特首候選人的提名,就有兩個途徑,一是公民直接提名,只須1%的合資格選民、大約是35,000人提名,即成為特首候選人,提委會並無否決權;另一是獲提委會8%委員提名,可成為候選人。

學界方案還有其他詳細內容,但要點如上。

政府的政改三人組,以及所有中共喉舌和傳聲筒,對此趨勢都極緊張,他們不斷強調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對於民陣、真普聯、各民間團體、大專學者紛紛表示支持學界方案的趨勢,林鄭月娥不禁表示對政府的政改方案獲通過感悲觀,笑稱政改宣傳口號或要改為:「畀條路嚟行吓得唔得呀?」前天大律師公會發表政改意見書,表明「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林鄭和袁國強如獲至寶,卻不提大律師公會對特首人選須「愛國愛港」的質疑。

公民提名是否不符合《基本法》,端看如何解釋《基本法》45條之二的「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因為公民提名本身就可以解釋為「民主程序提名」。支持公民提名的人士多認為,《基本法》沒有明文禁止的任何提名形式,都屬合法,大律師公會認為這是在不適當情況下運用「如無明文禁止,即為合法」的普通法原則。但何謂適當或不適當呢?《基本法》講釋法程序須由香港終審法院提出,沒有講可以有其他程序,何以過去又有特首提出釋法和人大自行釋法等出現呢?即使說公民提名不符《基本法》,學界方案認為特區政府仍有責任反映港人堅持公民提名的意願,向人大提出修改《基本法》,將公民提名等納入。

普選的定義其實很簡單,不需要甚麼專家去闡釋,它就是尊重和確認每一個投票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不能把選民的投票視為橡皮圖章,既不可以由更高一級或外在的權力提出兩三個爛人讓選民去投票,也不能在選民選出首長後不予任命。因此,除了選民的意向,普選的其他程序性權力都是橡皮圖章。這就是普選。把選民當橡皮圖章的任何形式的所謂普選,都是假普選。

這是對普選的基本認知,在把選民當橡皮圖章還是把提委會當橡皮圖章之間,沒有甚麼妥協空間。如果要立法會通過假普選方案,就不如拉倒;如果說削弱提委會權力就是違反《基本法》,那就需要修改《基本法》。老一輩的民主派支持學界方案可說走了正路,民主派不能為了自己可以入閘而對假普選方案妥協,因為那畢竟關乎年輕一代的未來,誠如李嘉誠談到選舉制度時說:要85歲的人,為17歲的人定義一切,那是很危險的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折射」和「反映」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4月30日

二月十日,香港《文匯報》報道中共國家主席和俄國總統見面:「兩國元首使用了『先生』、『朋友』、『同志』等稱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俄關係的特殊性,更折射出兩國元首之間極其親密友好的個人關係。」這幾句話反映折射出的下流味,令人掩鼻。

第一版《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詞典》reflect一字有兩個解釋,一是「反射」、「反映」,一是「表達」。《文匯報》那段報道所謂「反映」、「折射」,無疑是reflect的化身,意思是「表達」或「顯示」: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ddressed each other as “Mr”, “friend”, and “comrade”, which reflected not only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but also the close personal ties between the two leaders。現代漢語人把「反映」當作英文的reflect用,但似乎還嫌不夠下流,於是或說「從一個側面反映」,或把「反映」改為「折射」。究竟那「一個側面」,指的是甚麼?而「折射」物理上會令事物變形,所謂「折射兩人關係」,是不是把關係曲解?這些問題,現代漢語人不可能回答。畢竟低級語文不可能有文理可言。

大陸《光明日報》今年三月二十日有報道說,浙江金華市一些大學生擔心八百公尺跑步測驗不能過關,出錢請人代跑:「代跑折射出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精神層面的缺鈣。」臺灣中華生產黨名譽主席王可富去年九月十八日發表評論,談到馬英九和元老王金平之爭,也不忘「折射」一回:「熙熙攘攘的馬王之爭,折射了國民黨內派別之爭激化。」這簡直是漢字之折墜。

《尚書‧武成》周武王伐紂之後,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戰馬歸華山南面),示天下弗服(向天下表示不再用武)。」《列女傳》卷四梁國一位艷美少婦守寡,梁王派人往聘,那少婦為保貞節,引刀自割其鼻:「君子高(頌揚)之,顯示後人(向後人彰顯她的德行)。」《兒女英雄傳》第二十回俠女何玉鳳抱著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休:「表明她那片傷心。」中國人不會說「折射出她那片傷心」,不會說「反映天下弗服」,更不會說「從一個側面向後人折射她的德行」。

現試把《文匯報》、《光明日報》、王可富那三段現代漢語翻譯成中文,供讀者比較:「中俄元首以『先生』、『朋友』、『同志』相稱,表明兩國關係特殊,兩人私交甚篤。」「代跑顯示不少大學生精神上缺鈣。」「馬王之爭激烈,顯示國民黨內派別之爭加劇。」


周三刊登
古德明-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4年4月28日 星期一

周舵 - 敵我文化不除 中國沒前途

2014428

【明報專訊】「六四」25周年了,現在回頭去看1989年〈六二絕食宣言〉大聲疾呼的「消除敵人意識」、「理性溫和負責任」,和自己十幾年前寫的相關文章,似乎該說的話全都說過了,很不幸,什麼作用都沒有,擁共的依然擁共,反共的照樣反共,兩極對立、敵我二分,「什麼都沒學會,什麼都沒忘記」——新的什麼都沒學會,舊的什麼都沒忘記。

這樣的民族,還奢談什麼民主?

去年,政府「有關方面」問我,如果有一天給了我充分的活動空間,我怎麼給自己定位?我毫不猶豫地說,我就是一座橋,絕不選邊站,一貫如此,永遠不變。橋,一座把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各派力量溝通起來,達成民族和解、社會團結的橋——這就是我25年來一直在做的事。具體一點說,就是兩大主題:達成法治憲政的共識、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力量的政治聯盟。而要達此目的,首先要改造我們的政治文化——敵我二分「黨文化」,培育公民文化。

一切政治制度都要有相應的政治文化與之相適配,才能發揮作用。所謂「政治文化」,是指與政治相關的價值觀、信仰、道德倫理、態度偏好、思想理論、知識技能和行為習慣等等政治「軟體」。比如,和兩千年的中華帝制相適配的政治文化是「儒表法裏」;和自由民主制度相適配的是公民文化;和蘇式斯大林主義制度相適配的,就是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融合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的共產黨絕對領導權思想理論,以及斯大林的領袖獨裁、官定思想理論一元教條等等內容的混合體系。當今中共的鄧、江、胡官方思想理論的主體雖然已經離極權主義愈來愈遠,卻仍然拖着一條粗大的極權主義尾巴,其「主體」和「尾巴」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這種理論現狀如果不加變革,勢必給「全面深化改革」設置嚴重障礙,為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提供強大的思想武器——荒謬絕倫的「反憲政」就是最近的一例。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原則,憲政是法治的制度設置,不要憲政哪還會有什麼「法治」?

鑑於目前中國這種轉型中社會「非驢非馬」的混合(混亂!)狀態,為避免誤解起見,不妨把「黨文化」理解為「敵我二分政治文化」,而下面引用的舊文,很遺憾,不得不仍然沿用「黨文化」一詞。

骨子裏媚眾的中國人

早在1993年,我就發表過一篇專論黨文化的文章〈黨文化和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其中說到:

一、中國人的道德倫理和西方人的「罪感取向」不同,是「恥感取向」的;所謂「恥感取向」,表明人際關係思想中體現群我關係的「群體意識」發達,反映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群體本位」特徵。就總體傾向而言,中國人關心做人的好壞(而這好壞的判別是以眾人的看法為依歸),不關心做事的成敗。中國人從骨子裏就有媚眾動機,缺乏孤立獨行、蔑視流俗的勇氣……「群體本位」並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義。「特別注意他人反應」的心理動機可以是極其自私的。經常有這樣的事: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會的事情做成功,一個人不得不忍辱負重,承受社會的誤解和眾人的嘲諷,一時背負恥辱的惡名。「群體本位」的人通常不會做這樣的傻事。相反,他們只按照掌聲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動。「英勇」的行為滿可以出於自私的動機,例如為了贏得掌聲,而看上去「軟弱」的行為,倒可能來自理性、審慎的社會責任感。有時候,反英雄主義的言行倒是真正的英雄主義。

二、本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敵人意識」淹沒一切的歷史。不僅外國人被全體中國人認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而且,永遠有一部分中國人認為把另一部分中國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是最神聖的頭等大事。愛憎務必判然分明,做事務求走極端、不留任何餘地,思維必須簡化到非黑即白、沒有中間色彩,「敵、我」之間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處。為了支撐這種幼稚、原始、野蠻的你死我活的血腥鬥爭,中國人動員了一切宣傳工具,創造出不計其數的淺薄、浮誇、低級拙劣的文藝作品,去虛構一個敵——我、天使——魔鬼、光明——黑暗、善——惡截然對立的童話世界。

三、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說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愚蠢。

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欲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說,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的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不容懷疑的真理。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人間天堂理想而隨時可以毁掉的工具。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

仇恨有害無用

我在2008年的港大講演「理解中國前途的七件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

對「六四」,你首先要做一個價值判斷。毫無疑問,它是一個正義的事業。所有的訴求都是正義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貪污腐敗,當時叫反官倒。有什麼錯誤?沒有任何錯誤。但是,一個正義的事業,居然遭到這樣一個下場,毫無疑問,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和仇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不過我認為,仇恨、憤怒沒有用處。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所以你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個月就足夠了。

仇恨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有害,為什麼?

我在2004年的文章〈仇恨的本質〉裏這樣說:

寬容、寬恕與和解的對立面是仇恨。仇恨是自由民主的大敵,因此,專事煽動階級仇恨的馬列主義理所當然成為開放社會即自由民主社會的頭號敵人。這種階級鬥爭仇恨文化已經深植於我們這個不幸民族的民族性之中,無時無刻不在伺機而動。如何科學地認識仇恨、設法消解仇恨,乃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問題。

據《仇恨的本質》一書的作者R. W. Dozier說,人有兩個大腦,一個是從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低級神經系統,由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初級語言區(負責控制污言穢語和其他形式的情緒性語言)、舊皮層等人腦邊緣系統構成,其主要功能是當遇到威脅我們自身生存或種族繁衍的事物時,本能地作出「戰或逃」行為,與此同時伴隨着攻擊——厭惡情感,仇恨就是這種情感的極端形式。另一個,是由最新進化的大腦新皮層構成的高級神經系統,主管人類獨有的符號——意義功能。兩個大腦之間存在着十分複雜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所謂健全人格,無非就是這一關係得到良好的平衡調節。

……有害的並不是低級系統本身,而是被低級系統扭曲和操控的仇恨意義系統,一種「初級思維」。初級思維有七個特點:

1. 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1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楣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 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的、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着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 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 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作客觀公正的、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 狹隘經驗式思維。固着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 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他成分。

7. 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從人類文明的演化史看,部落社會階段就是低級神經系統佔主導地位、高級神經系統還沒有充分發育的時代。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認為,極權主義(列寧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政治文化——我說的黨文化——是返祖性的、反文明的「部落野蠻主義」,他和《仇恨的本質》作者說的是一回事。

須反思正義為什麼會失敗

在我那篇港大講演當中,說過「憤怒也好,仇恨也好,三個月就足夠了」之後,我接着說:

重要的是第三個事情,就是你這一個正義的事業為什麼會失敗。柴玲跑到外邊還講,而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正義事業必勝。哪有這回事?很多正義的事業都是必敗的。你能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不是個正義的事業麼?它一定會失敗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為什麼會失敗?恰恰就是我們必須要深刻反思的東西。

鄧小平搞平衡 溫和派不幸全垮台

第四,誰的責任。這個責任,你必須肯定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它本來可能是另外一個前景的。否則就是天意,無神論者叫作「必然性」,天意哪有人的責任?所以它一定是有另外一種選擇,而有一些人非要做1989年這個選擇,他才有責任。無可選擇的事情上是沒有責任的。在責任這個問題上,毫無疑問,80%或90%的責任是在中共體制內的強硬派。當時是這樣——我這也是一個四分法模型——體制內和體制外,體制內分成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溫和派,很簡單,就是趙紫陽和支援幫助他的人們。強硬派就是李鵬及後邊一大幫老傢伙。鄧小平實際上不是這兩派的任何一派,他是在這兩派之上搞平衡的。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是給趙紫陽機會的,就看能不能按照趙紫陽那一套辦法平息事態。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主張一定要大開殺戒。體制外同樣也是兩派,溫和派和強硬派。強硬派就是一部分學生。學生這個強硬派並不是多數人,弔詭的是,操縱了學生的恰恰就是極少數人,就是柴玲和她周圍那一些人。為什麼這樣一個強硬的激進的少數人能夠操控大家,這正是我們要深入反省的東西。但事實就是如此。他們是體制外的強硬派,而我們是體制外的溫和派。我們所做的事情,無非就是要把學生拉到我們這邊來,使得體制外溫和派也是主流,因為當時體制內溫和派是主流。這樣兩個溫和派都成為主流的話,那一定是另外一種結果。至少不會發生這樣的大流血。非常不幸,我們沒有成功。於是兩個溫和派全垮台,兩個極端派成為主導力量,那一定就是大血戰,成為黑白截然二分,敵我截然二分。

人的行為是受思想支配的,政治行為是受政治文化支配的,這裏顯然沒有什麼「存在決定意識」。1989年捲入政治行為的各方,只有體制內保守派的利益和這個極左政治文化一致,而由於舊政治文化的強大慣性,其他各方的利益儘管與之相悖,其政治行為卻照樣受其支配。廣場學生的不肯妥協,恰恰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結下的果實,怎麼能歸咎於學生?又由於六四的教訓不容討論,這種可悲狀况至今難以改變。一旦氣候合適,災難還會重演,中華民族難免重蹈覆轍!

請注意:我說的是全社會,不僅僅是共產黨。

究竟誰應該「悲哀」?

去年《明報》發表我的「六四」訪談,其中說到我和政府「有關部門」談判達成默契:我這方面,從2011年起不再給他們「製造麻煩」;我要的回報是,給我公民自由權。李卓人先生為此公開表示「悲哀」。在這裏,我請李卓人先生和他的支聯會戰友們務必好好思考本文上面這些文字。照我看,中國人至今仍然深陷於黨文化而不自知,最應該「悲哀」的,恰恰是這個東西!

請不要誤解:我絲毫不反對香港支聯會每年發起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和其他合法抗議。對非正義沒有抗議,聽之任之,一個民族只會無止境地墮落、衰敗,絕不會有社會進步。事實上,從1990年獲釋出獄,到20105月底申請公開絕食,20餘年來我沒有停止過抗議,為此付出了個人和家人遭受監視、軟禁、「內控使用」等種種非法迫害的巨大代價,而最讓我鬱悶的是,什麼事情都幹不成——不管往哪個方向邁步,走不了幾步就會發現,一堵無形的高牆擋在面前。在此期間,我沒有得到過支聯會一分一毫的幫助,哪怕是一點點的精神鼓勵,李卓人等先生何曾有過半毛錢的「悲哀」?這大概和司徒華先生等人始終認為我們「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證言是撒謊,是為共產黨遮醜,為此對我們非議不斷有莫大關係。更可惡的是,卻有許多人認定,像我這樣的「異議分子」,一定拿了諸如支聯會或西方機構的大筆資助!

這有什麼關係嗎?有點關係(人心畢竟都是肉長的),但關係不大。「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我聽從的是自己內心良知的聲音,才不管誰會說什麼——是送我鮮花掌聲,還是給我潑狗血。

究竟誰應該「悲哀」?是我們這些國內的「良心犯」,還是那些遠走境外安全地帶,專唱黨文化道德高調的人們?你們哪位什麼時候放棄香港或者外國身分,也來國內當一回烈士看看?「人人都必須當烈士,不當烈士就是叛徒」的「全或無」極端主義價值觀,正是黨文化的一大特色。親愛的激進派先生們,我痛苦徘徊許久,現在總算是痛下決心,不再當「先烈」,退一步當「思想先驅」了——先驅和先烈的區別是,比社會平均水平超前一步是先驅,超前兩步,就成了先烈。現在,我要做點方法不同、但目標不變的,更有實效的事,把「先烈」讓給你們,讓給年輕人幹吧,這有什麼好「悲哀」的?這20多年來,我高舉着「平反六四」的大旗衝鋒,回頭一看,跟上來的不過「小貓三兩隻」(抱歉,比喻而已),當今中國,正所謂「一個人倒下去,千萬人躲起來」,這「先烈」當得也未免太窩囊,太寂寞,太不合時宜一點了,不是嗎?

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民主化,需要各種各樣的人,以形形色色的不同方法去推進,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世間只有一條路可走,推進民主只有唯一的做法是正確的。路只有一條,真理只有一個,這種「不和我一起走就是我的敵人」、「唯我獨革」的一元論不是別的,正是黨文化。

還有人指摘我妥協了,認為妥協就是大罪,就是投降、叛變。這又是不折不扣的黨文化,我們大陸中國人從小聽夠了這一套小兒科。正是這種決不妥協的黨文化作祟,柴玲才會高喊着口號「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差一點把數千廣場學生和市民帶入生命的絕境。她太年輕,不可能知道,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從來都不會傻到「決不妥協」,那只是他們對普通黨員的宣傳鼓動,相反,他們在策略上極其靈活。如果沒有列寧和德國人簽訂割讓大片領土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蘇俄根本不可能生存;如果毛澤東不高喊「蔣委員長萬歲」,和國民黨妥協、合作抗日,共產黨也完全沒有機會在敵後擴張勢力,最終打敗國民黨。《易經》上有一句話說得更刻薄,叫作「小人知進不知退」!可惜1989年我不知道這句話,否則……事情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不知道。

政治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沒有1832年開啓的議會改革對工人階級妥協讓步,英國憲政可能被激進革命葬送;沒有所謂「康湼狄格大妥協」,美國制憲會議很可能乾脆散伙了,也就不會有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憲法壓根兒就是妥協的產物。

但妥協絕不意味着放棄原則。我從來沒有說過,也絕不會考慮放棄原則和理想。都21世紀了,還要和如此眾多的中國人作如此低級的常識性爭論,簡直匪夷所思。就這種遠低於常識的普遍認知水準,還胡扯什麼推翻共產黨,什麼民間的力量,從何說起?嗚呼哀哉。

別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區分為從低級需求到高級需求的五個層次,當低級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人們發的牢騷是「低級牢騷」,反之,當高級需求不能滿足時發的牢騷是「高級牢騷」。同理,批評也有高級低級之分;我對民運一直有許多批評,但那都是建設性的「高級批評」。非常遺憾,太多的中國人的批評都很低級,始終停留在「專制壞,民主好」的水平上。朋友們,我們就不能提升一點,高級一點,上升到「專制怎樣終結、民主如何建立,才代價小收益大」的「建設性批評」上來嗎?我所謂「建設性批評」要符合兩條標準:

第一出於善意,希望中國好,也希望共產黨變好而不是倒楣;

第二,除了說得出哪兒不好、哪兒有病之外,還要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好,還要開出藥方,而且,這些藥方必須真能治病,而不是害死人不償命。

總而言之,你想贏共產黨嗎?那你就不能和共產黨一樣的水準,不能總是做「反對大共產黨的小共產黨」,不能走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災難性道路,成天在內部搞抓特務抓叛徒;你必須在理論知識、政治智慧和道義良知等等各方面都高於他們,尤其是,你務必要徹底清理滲透自己靈魂深處的黨文化。否則,不要說引領中國的社會進步,你甚至可能落後於共產黨改革派的前進步伐。

敵我二分政治文化不破除,中國絕無前途可言!

吳靄儀 - 蘇錦樑,你錯了

明報   2014428

一些內地旅客讓小朋友當街便溺,又掀起了一場由網上到報刊、從民間到高官的大罵戰,《人民日報》還寫了社評,火上加油,指摘攻擊這些行為的香港人「不文明」,而咱們特區的高官蘇錦樑就勸喻香港市民,最好包容內地小孩當街便溺,以和為貴。

蘇錦樑以為討好內地官民,其實是糊塗頂透。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規矩秩序,所謂入鄉隨俗,入境問禁,香港地不接受大人小童隨街便溺有什麼錯?香港人、內地人一視同仁,一律不得隨街便溺,有什麼錯?當然,當街辱罵別人絕對不能接受,哪管辱罵的對象是外地或內地旅客或本地人,應針對的是行為而不是人,更不應是該人的階級族羣,這是尋常禮貌的要求,但叫香港人「包容」隨街便溺的行為,只因便溺者是內地人,而且大陸於香港經濟上恩惠有加,那就不但帶頭毁壞香港的社會秩序,更只會令無數愛護文明的內地人感到難堪。

香港社會重視規矩秩序,包括上車要排隊,不可打尖,要尊重別人的空間,不可橫衝直撞。如果有旅客不守規則,破壞秩序,我們應該向他禮貌地要求他守規則,不應保持緘默。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聽從甚至道歉,如果按照蘇錦樑所說一味包容,那麼人家怎知道香港社會不接受這種行為?至於明知故犯的人,看到香港人敢怒而不敢言,豈不是大有理由相信香港就是個欺善怕惡、看錢分上出賣尊嚴的社會?豈不是更大條道理以任意妄為作為高人一等的表現?豈不是更加加深內地與香港市民之間的敵意?

我自己的經驗是,內地人與香港人一樣,有守規矩的也有態度惡劣的,一般守禮的人也會為行為沒有教養的自己人感到羞恥。叫人包容,背後其實是接受了內地人就是不文明,那麼比辱罵他們更惡毒。

2014年4月27日 星期日

程展緯 - 一星期的保安員

星期日生活   2014年4月27日

【明報專訊】早在2007年,我在此版面發起了「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和「藝術館保安員薪酬調查」,要求香港藝術館為長期站立的保安員提供椅子,免受不必要的勞損,也希望公眾對當時政府推行的「工資保障運動」有所反思。事隔6年,環境好像有所改變,藝術館為保安員提供了椅子,政府也全面推行了最低工資保障和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低收入人士補助,但是現在外判制度下保安員的生活又是怎樣的? 我在去年年中當了一星期多的保安工作,希望在這文章分享我的小小體會和想像。

耗時考牌監

要當一個保安員是要坐「考牌監」,也就是修讀保安證書課程。我因為有大學學位,所以不能參加那些有政府津貼的課程,那些課程大多免費甚至有補助,壞處是上課的時間比較長,要四五天時間才可考牌。最後我付了三百多元(包牌費)參加了一個在火炭區的私人保安課程,兩天共16小時就可取牌。

上到課室,同學們大多是50歲以上有經驗的保安員,也有兩三個青年。原來現在很多保安工作都要求投考者持有這證書資格,所以很多資深保安也來坐考牌監。然而這次16小時的課堂,找不到3小時是真有教學內容的。課堂上播警訊,然後講下是非,再播獨家跳樓片段,然後又講講是非,最勁的是播足兩小時深海油田大爆炸紀錄片,然後什麼都不講。

保安冷知識

當然課堂也有些真實保安工作的冷知識,我記得的是:保安第一規條是切勿功高蓋主;如何在銀包得廿蚊仍要請上司吃M記;見到以前做警察的上司敬禮大叫阿Sir,佢會好開心。另外,保安不可留鬚、屋苑很少聘請居於自己屋苑的住客做保安,怕他們知道物業管理背後的混亂和利益輸送。還有如何在制服上做手腳,防止同事偷你的制服……

說到考試,更是無聊,答題紙背後就是你對課堂檢討的「不記名」問卷,你可怎樣填?老師也很識做,50條選擇題有10條給你答案,問題不難,又可出貓。我沒出貓也取得94分,全班第一,但我自問讀完課程對保安工作什麼都不知,資深保安師兄向我說,這些課程離現實很遠。真實的保安工作是一種野外求生的學習遊戲。

失敗者歸宿

我取得保安牌後就開始找工作,我喜歡博物館,於是找到一間承接大部分康文署博物館外判保安工作的公司,見工前在心裏預備了一大堆答案,解釋為何擁有藝術碩士學位還要做保安,我的預設答案是這樣的:「因為西九發展,我看到未來很需要懂得藝術文化的保安員……這行業應有很大發展空間。」

見工時,主管遲了45分鐘,他看過我的學歷後,笑笑口問我先前預設了的問題,我只開口說我是讀藝術的,還未巴啦巴啦什麼西九什麼發展空間就給他以一句「咁我明了!」截停了我的答覆,接着的3小時,他就忙於如何把我編更,填滿他們找不到人做的時間表上,這刻我明白到這職業是不需談什麼發展空間,這只是一個人肉的市場,職場失敗者的歸宿,公司收一個,賺一個。

最後我獲分派了3項工作,第一份是一天替工,在大埔工業村一間半導體公司當通宵更,返晚7至早7;第二份工作是5天的替工,在大埔火車鐵路博物館當中更,返下午3時到晚上11時;第三份是全職,在香港藝術館當通宵更,返晚上11時至早上7時,這工作對任何創作人都吸引——能夠守護一間熄了燈、關了門的博物館是一件叫人憧憬的事。為了這份長工,我答應接下其餘的豬頭骨。

我簽約時細看合約上的條款,其中一條寫上保安員要保持瀟灑的形象,然後我獲分派兩套長袖制服,一套是軍裝,是做豬頭骨時穿的,另一套是西裝,返藝術館時用。很久沒打領帶返工了。

第一天開工

第一天替工,在大埔工業村一座半導體工場當通宵更,12小時工作只有300多元工資,還要預早一天去了解工作範圍。我找了一個晚上先去了解環境,當值的師兄出奇地殷切,告訴我這崗位有多好,沒什麼東西做,後來我知道這崗位一直找不到替更,這師兄已很久沒放假了,知道我只做一天,他顯然有點失望。聽說這公司在早年未有最低工資時,有兩個保安崗位和一個接待員,每個月薪約四五千元,後來把兩個變一個,再後來公司炒了接待員,然後那保安員兼做接待員工作。師兄耐心教懂我用複雜的接線機後,我才知第一次的工作只得我看守整座工廠。



八號風球下

9月22日傍晚, 颱風天兔逼近香港,我特意早個多小時接更,因為就算掛了8號風球,保安員也得返工,且無交通津貼。我知道如果掛了8號波,沒有交通工具去不到工作,返了12小時早更的同事就要再多做12小時了。我大風大雨下到達工廠,早更的師兄交代了工作,天文台宣布於晚上7時左右會掛8號風球。工廠經理不近人情地要求女工們等到轉8號風球才可早走。半導體生產廠房是密封式設計,防止污染物,她們看不到窗,也沒有收音機,更不可看電話,工作非常沉悶。

約6時40分,一群女工焦急地在閉路電視拍不到的位置等候,她們擔心8號風球下附近唯一的公共巴士停駛,她們就不能回家了。不久天文台轉了8號風球,她們迅速離開。我這個第一天上工的新紮保安,沒意識到當時應透過廣播叫大家收工。最後我看見一名女工在8號風球掛了大半小時後,才察覺身邊的同事已走清光,這是我保安生涯上第一次的失職。看着她失落的背影,我想問是什麼工作環境使她欠缺了伙伴,沒有一個提示。

打風的晚上,9格靜音的閉路電視熒幕下只有我和一個負責緊急維修的師傅。他告訴我這是香港最後一間半導體廠,政府沒推動高科技工業,工業村內大部分都不是真工業的。這間廠的設備也遠遠落後於新加坡,甚至上海等地,他慨嘆地向我這保安員說,如這廠倒閉,他也會被迫像我一樣當保安。我感到無奈,保安成為了所有被離棄技能者的墳墓。

我想起父母那一代大多從事製造業,爸爸是工模技工,媽媽是車手套女工,現在和他們談到以前的工作,還能看到他們對自己技能的自信,我們這一代多從事零售和服務業,將來又會是怎樣的回味?

早上6時多,天文台還是掛着8號風球,有情有義的早更師兄到來接更,他是由大元邨步行回來的。他是一個認真工作的保安員,還對我這師弟分享以往經歷。他曾在屋苑當保安in-charge的,負責露天停車場,那範圍是一份判上判的工作。他說屋苑的住客很喜歡投訴,大熱天時,下屬避在遮蔭處也給投訴,公司要求他處罰下屬,他感到為難而離職。保安最大的工作量是來自沒同理心的投訴。

在8號風球下步行回家,從工業村到我家大約大半小時路程,風勢不算猛,地上佈滿樹枝,偶有倒樹攔路。向遇到的營業的士招手,司機對我這身穿制服的保安員說要三計,車費是我三四個小時的工資,我笑笑口拒絕了。我沿路上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途中看見不少人在天文台預報除下8號風球前,提早步行出門返工,還有外傭為僱主整理戶外的花園和汽車。

鐵路博物館

自工業村步行回家,休息三四個小時,又再出發到鐵路博物館開工,因為新鮮,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感覺。火車鐵路是工業革命的象徵,也就是人被視為機械的開端。這更期和先前不同,有一半工作時間會接觸到遊人,同更有另一位保安姨姨一起工作,康文署則有三四個職員,負責日常運作,包括管理我們。陳雲曾批評政府的外判制度減低了對低層職員的保障與承擔,卻換來多聘中層員工管理這些外判工人,其實政府結果可慳多少?

第一天工作接更時聽到同事們討論昨天打風的安排。每逢星期日博物館都會多加一個保安崗位,負責管理模型火車區的秩序,原意是為星期日較多小朋友參觀而設,他們議論的是,館長指根據標書合約,打風時這額外的崗位也要照常返工。我想博物館在8號風球下會閉館,為什麼還要多一個低收入人士冒險返工?這個社會薪金愈低,責任卻愈大。



角色的扮演

我的崗位是守火車卡,在窄窄長長的車卡走廊上來回踱步,主要的工作是幫人影相和閃避別人的鏡頭,我曾試過避不切而給客人埋怨。重複的來回踱步叫人產生一種欲望,就是希望看到一些犯錯的行為,好讓自己能發聲制止,從被隱形的身軀中找到存在感,我開始投入這工作:不可擅自開關車窗、不可飲食、不可坐椅背、不可亂走……

還有最有趣的,是不可在車廂內拍婚紗和cosplay相。因為這規則曾引起了我們保安員之間討論何謂cosplay。有人說穿婚紗其實也是cosplay的一種,然後有人問如果有人穿唐裝衫算不算。我想我們穿制服打領帶的保安員,其實是香港最大的cosplay群組,然而cosplay的文化中,除了模仿虛構角色的外形,內心也要有轉化。

似野外求生

博物館在傍晚6時閉館,辦公室的同事走後就沒有水機,更沒有微波爐。保安員的晚餐是怎樣的呢?標書保單沒有考慮,我會到附近的燒臘店叫一盒廿蚊飯,但這對我的同事來說不划算,她們通常自備食物,有焗了6小時的麥皮,也有凍食清蒸番薯。白領的辦公地方多設有微波爐,長時間工作的保安員每天卻好像野外求生。

無情解僱信

在正式返藝術館當夜更保安前3天,公司派了經理來到鐵路博物館見我。我心想不妙,他先遞上一份調動工作地點的文件叫我簽,說新的郵件中心需要我這些「人才」,要把我轉到那裏工作,由原本8小時工作轉到12小時,返工的地點由西九轉東九,和見工時要求的博物館工作相差很遠,再加上我早就簽了到藝術館工作的合約,我於是拒絕他們的安排,經理隨即翻過另一頁早印好的解僱信,說要解僱我了。當中的無情叫人吃驚,更精彩的是,我嚷着我現在就離職,不和他們完成餘下的鐵路博物館替更工作,那經理即變臉,說幫幫忙完成這些豬頭骨……人肉市場上人失去了建立關係的邏輯。



外判苦基層

藝術館的同事向我解釋,因我的保安經驗不足,與標書的要求有差距,所以向保安公司反映。我有點不忿,自2007年開始,我就留意藝術館保安員的日常工作,比很多人更有經驗。我於是決定到藝術館作田野考察,訪問師兄姐們的保安經驗。當中當然有一些沒經驗就可到藝術館工作的員工,但更吸引的是一些叫人反思的保安經歷……

一個師姐告訴我,她先前在法庭工作,因工作時間短收入不好。她的工作主要是遞文件給法官,原本萬多元月薪的警察崗位,外判後只得五六千元。另一個師姐告訴我,以前超級市場有便衣保安,因捉到高買後還要花時間上庭,公司又無補水,所以沒有人願意捉高買,公司最後要用回制服保安作為稻草人。又有一個保安員告訴我,在藝術館當通宵更的同事也要扣半小時飯錢,哪會有人吃宵夜?又有一個保安員告訴我,他們在藝術館做了十幾年,但每次新外判接手,他們都變成新人,失去首3個月有薪假期。藝術館將在今年閉館兩年進行擴建,這些服務藝術館十多年的保安員前景未明,康文署不需負責……

這或許是外判制度的「好處」?但是這些制度對基層員工造成多大的剝削?而這些剝削是否真的能為我們帶來價廉物美的服務?我們現在的外判招標制度是否欠缺想像力?

保安合作社

康文署藝術館的外判保安標書列明,中標的保安公司最少要保留百分之七十的原有員工,所以多年來,無論外判公司轉了多少間,前線員工都是同一班人。每次轉公司都是換衫不轉人,而日常的藝術館保安工作,甚至「編更」找替更都是前線員工負責,全程自動波。保安公司中標後就只是提供一些基本設備和制服,然後剩袋錢。每次招標其實是選哪一間公司來剝削基層員工勞力。

標書的計分方式聽說有三十幾分,當中包括前線員工的薪酬,薪酬高有較高分數,可是這部分分數只佔很少的百分比,而整體的價錢才最重要,所以很多公司都放棄員工福利的分數,只給最低工資就是,以減低成本和維持盈利。

我時常有個想像,如果這些前線員工能自行組成博物館保安合作社,免去了外判的剝削,他們可以以更低的價錢投標,納稅人少付了一些錢,而員工的薪酬保守估計卻可增加兩至三成。

因為薪酬的改善,工作效率一定比現在的好,又因為是自己工,現時保安業的流失情况也可大大減少,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設計一種更人性化的工作流程,然而這些想法缺乏政府創造的誘因,不可能在現行的標書形式和保安公司發牌制度下發生。當一個這麼富裕的政府每次財政預算都苦惱怎樣分錢減貧,請先做好傭主的身分,不要帶頭製造剝削制度。貧窮一直都來自制度不公。

文圖 程展緯
編輯 梁詠璋

陳玉峰 - 革法律的命——Reforming Law Reform

星期日生活   2014年4月27日

【明報專訊】快到五一,講勞工。要推介的這本新書很冷門,講「如何改革法律改革」(Reforming the law reform)。第九章由港大法律學院教授Rick Glofcheski所寫,關於香港勞工法。

香港法律學生無人不識Glofcheski。他的巨著Tort Law in Hong Kong,在法律書來說不算很厚,卻是每個研習侵權法的學生所必讀、考試必考,至為經典。因此你問法學生,我們更可能把Glofcheski歸類為侵權法學者,而可能不知道他是勞工法專家。

Glofcheski筆下的侵權法一向冷靜客觀:撞車斷了手,司機和你各自有幾多成責任、你損失未來一生潛在收入幾多、心靈受了幾多創傷,通通都可以折算成百分比,應賠當賠。但是打開這本書,翻到他寫的章節,一到勞工題目,他的風格便又是180度轉變,竟然是滿口政治政治政治。

勞工法改革是政治問題

Glofcheski開首一針見血,「for law reform there must be political will」。然而香港礙於自由市場理念,卻是制度性地抗拒,過去15年,香港並沒進行任何勞工法的重大改革。文中他把失落的議題一一拾回:OT補水、工作期間休息、職場的年齡及性傾向歧視、兼職員工保障、家庭友善法例、承認工會有集體談判權等等,應做未做。任何勞工法改革都要經政府小心篩選,除非政治上有絕對需要,以及加上得到大部分商界認可,否則絕對不做。

對比起書中其他人對法改的技術關注,勞工法改革更顯然是個政治問題。Glofcheski指出,香港欠民主選舉,政府不用對大部分人問責。立法會設有功能組別,更意味商界輕易可以否決勞工法改革的提案。所有重大改革的發生,都不過是工會組織和民間長年累月大力施壓堅持的結果,政府為了應付某個社會危機,才迫不得已推行。

但他提醒我們,這個現象並非一時。《僱傭條例》本身的出現,便是個好例子。1967年暴動,《僱傭條例》剛巧是在1968年立好。在1997這個人人躁動的年份,有21個與勞工有關的法例獲通過(雖然後來不少被臨立會推翻)。Glofcheski有點憂心,認為此一來令人有種印象,彷彿總要去到政治不穩和生產受威脅的關頭,政府才會行動,商界才會鬆動,推行法改。但畢竟這並非法律改革長遠應有之路。

政治不穩才推法改?

那應要如何?

Glofcheski指出,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有責任,但過去32年來,法改會從無一份建議書是與勞工法有關。政府有意無意把勞工法改革排除在議程外,令社會沒有機會利用法改會的平台,進行客觀公開的討論。結果,不同的NGOs、工會、工人和議員,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策略,在立法會、在法庭和在街頭推動。香港除了法改會,亦設有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本來是為了增加僱主和勞工溝通,並向政府反映他們的意見,工人一方的代表,都是從登記工會中選出。不過,工聯會在回歸前以不加入殖民政府建制為由,拒絕參加。到了近年,屬於泛民的職工盟,卻又批評選舉方法極有問題。因為只要7人便可登記一個工會,也有一票,影響力等同一個幾萬人的工會,容易扭曲結果,這個制度亦變相不鼓勵民間發展大型工會。

有普選後情况或樂觀

法律改革看似主力要政府推動,以及法庭逐個案例的糾正,但真正的助力,在於民間。如果不是民間曠日持久的施壓推動,工人法律很難被放上政治議程。因此,勞工法的改革必然與政治形勢格局有關係。Glofcheski對未來香港的勞工法改革,有什麼政治分析?他認為,隨着2017及2020年香港有普選,未來情况或者可能樂觀。當社會能實現普選,政府某程度上要更努力擺平社會不同持份者的矛盾,不可以輕易偏袒一方。他又舉例,「我們目前的行政長官,眾所周知與工會關係十分緊密,可能對法改有幫助」。讀到此處或者我也打個突:梁振英同邊間工會熟呀?註腳隨即解謎,指出香港最大的工會組織工聯會,正是在最近選舉期間,首批表態支持梁的團體。

Glofcheski對工聯會是否懷有盼望,他並沒有在文中說明。但正如這本書不少章節都有提到,法律改革很大程度是政治願景問題,因此工聯會既稱要代表工人,對政府在勞工政策及法改上,當然會有一定的施壓能力。而工聯會作為建制派,卻又要與政府(和商界)的政治意願對着幹,內部也會有張力。這些可能都是民間推動改革的契機。在對上一次特首選舉,雖然還是相當假,卻已競爭激烈,梁營以「成功爭取最低工資」為政績,以加強基層福利為願景,利誘基層市民支持(利誘並無負面意思,要爭取選民支持,你確要交代上台後可以給他們什麼好處),可見工人利益確是政治角力的核心動力之一。隨着香港未來政治將愈見動盪,工人和民間,又可以在這一波風浪之中,能抓着什麼機會?

*此書有更多關於各種範圍法律改革的討論,本來應要多加介紹,不過想趁勞動節在即,聚焦在工人議題,書中其他精彩部分包括平機法例、處理公司資不抵債的法律,以及各國私隱條例改革等,就要待讀者自行探索。


相關文章:林茵訪問Rick Glofcheski:我們都是工人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李怡 - 再要包容,香港人也要淪為動物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6日

一坨糞便引起的不僅是一場風波,也不僅是讓港中矛盾再激化,而且是香港文明的保衞戰。這不是兩地的文化差異,因為隨地便溺的是動物,港人普遍不認為這屬於人類文化;甚至也不是文明的差異,因為我們覺得這種行為已遠離文明。那也不是兩地民間利益的對立,因為中共官方媒體支撐着大陸人來港隨地便溺這種「文化」,是大陸官民一體與香港文明對抗。香港市民文明保衞戰的對抗對象,還包括香港的官員,因為政府高官蘇錦樑站在大陸一方,要求香港人「包容」這種違法行為。一滴水照見一片藍天,一坨便溺照出香港文明陷落的可悲處境。

星期三晚上,《蘋果》「即時新聞」報道,一對大陸父母抱小童在街頭便溺的「一泡尿風波」,讓大陸網民發起6月1日起不去香港行動,聲稱「我們是消費者、我們是上帝」,要讓香港人知道失去大陸旅客的後果。報道刊出幾個小時,即有20多萬點擊,近900個回應,幾乎全部拍手稱快,希望大陸人定要說得出做得到,永不來港,讓香港變回從前的香港。大陸搜狐網站就便溺風波進行網上民意調查,結果64.65%的人認為「孩子尿急當街小便可以理解」,以及「香港人對大陸人就是有偏見」。港中這種民間的對立,顯示中國大陸社會這20年已發生蛻變,誠如中國作家韓寒所說:「在我生存的環境裏,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早前熱議的Betty事件,有人拿她比照一些過去從大陸偷渡來港的成功人士,但實際上他們不是同時代的人,舊時來港者仍有傳統道德,他們也都珍惜和愛護香港的法治與自由,而現時來港者成長在摧毀了傳統美德的社會,到了香港就要取得更多,總覺得社會虧欠他們。來香港消費,就抱着大爺施恩心態,一副暴發戶嘴臉,不知道這是一種公平交易。

大陸官媒站在大陸民意一方,《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指港人應包容大陸旅客的便溺行為,向他們拍照即顯示香港人集體不文明;《人民日報》海外版批評港人「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不體諒別人的難處,絕不是文明的表現」。新華社和《北京青年報》更扭曲事實,指網上傳說這名2歲幼童是女孩的消息並不準確,該幼童其實是男孩,事情是大陸夫妻讓2歲兒子當街小便,引起路過的港人不滿,拿出智能手機拍照。質疑發佈視頻的傳媒隱瞞事實。但當天拍攝有關片段者,湊巧是香港《壹週刊》的攝影記者,根據雜誌公開的「第一手」片段,新華社強調自己還原的真相,跟真實有很大距離,且有抹黑港人之嫌。昨天《人民日報》終於提到大陸人外遊的陋習,但說改變陋習要「慢慢來」。但其實大陸人原來並不如此,陋習是「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的社會造成的。

有這樣的人民,就有這樣的官媒,真是有怎樣的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

但香港可不是這樣,香港的畸形是向北望的政府與人民的取態南轅北轍,香港市民對大陸網民發起罷遊香港表現出額手稱慶,但蘇錦樑卻配合中共官意,呼籲港人要包容及體諒,「以和為貴」。他要香港人包容大陸人違法的隨街便溺,他要香港人在港英時代建立起來的拒絕當垃圾蟲的文明大倒退。香港人對大陸已經萬分包容了,過去中國處於均貧時代,香港人不斷接濟大陸親友而從不計較;大陸災難香港人踴躍捐款縱落入貪官口袋,我們也包容;回歸後中共和大陸人從政經社全面侵蝕香港,我們生活空間飽受擠壓,我們包容;廉署對於在香港的國企的貪腐袖手旁觀,改變香港的清廉文化,我們包容;香港固有的良好制度在中共壓力下變更,我們也包容;新聞界去北京聽中共高官交帶政治任務,我們還要包容嗎?現在從中共官方到民間要全面毀掉我們建立的文明,我們再要包容的話,那麼我們自己也要淪為動物了。

本土意識就這樣興起了。當來自北方的種種壓力使香港變得面目全非的時候,正如魯迅所說,肩膀壓痛了也要喊一聲吧。24日《蘋果》網上論壇翠兒的文章說:「面對如此劣勢,真有拋出高深理論的必要?難道保衞香港,守護港人一貫生活方式還不夠令你支持本土運動的發展?」這是越來越響亮的港人心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陶傑 - 糞戰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6日

大陸幼童在香港旺角一泡糞便,經香港公民拍照上網,官方喉舌再挑撥,昇級為一場哄動國際的中港大戰。

中國十四億人口,是最大的「持糞者」,有大陸網民呼籲來香港大小便以捍衛中華民族尊嚴,名副其實的街頭「黃金周」,香港的蘇局長慌了,叫香港人多「包容」。

多「包容」持糞者,因為大家是「同胞」,「包容」論最早是本地的「左派知識份子學者」提出來的。現在「包容」出一場中港糞戰,知識份子「求仁得仁」,這一次,好看了。

既然在街道拉糞,應該「包容」,大陸人帶着子女,眼看糞軍即將南下,一人一泡,宣示主權,香港人少,沒得跟大陸人鬥的。英諺說: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與其等着大陸糞軍南來直搗尖沙嘴,而且難得梁班子對糞便包容,不如香港人先自己帶着子女,在街頭撒尿拉糞,先熟習一下環境,遲一點大陸糞軍到了,就習慣了。

街頭大便無罪,倒不如香港人自己先拉撒:大小便開始失禁的長者,患了唐氏綜合症的人士,兩三歲的幼童,在香港家長的監護照顧下,在香港街道、商場,用一堆糞溺來「尋找身糞」。梁特府沒有理由包容中國小孩拉糞,香港人自己拉,就要抓人。不然,請平機會的周一嶽出頭仲裁,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反對「糞便歧視」。

港產片有「激戰」、「毒戰」、「逆戰」,還差一齣「糞戰」。香港人率先帶小孩大便,請大陸人一起也拉。香港特區政府時時說要學新加坡,不如香港人也鼓勵大陸人去新加坡購物時,在烏節路上也帶小孩大便──新加坡的公廁,不比香港多──如果李光耀政府拒不「包容」,要將中國母子一齊抓進監牢裏打籐,那時再請「環球時報」呼籲中國海軍開到馬六甲海峽也不遲。

溫飽權是最大的人權。口腔、腸胃、肛門,文化一條龍。人民好不容易推翻了帝國主義,今天才吃得飽,拉泡屎的權利也沒有,實在太過糞了。

2014年4月24日 星期四

劉克襄 - 一個人的無核生活

蘋中信   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04月24日

假如台灣沒有核能,電力有限,我如何過活。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嘗試。

平常1、2公里,我幾乎都用走路抵達。3、4公里的距離,轉而騎單車前往。更遠的距離,才盡量搭乘大眾交通載具,減少自己開車的頻率。

不因漲價犧牲尊嚴

我盡量不花大量時間上網,不熬夜點燈寫稿,也努力減少智慧手機的鎮日使用。我重新評估,以及了解自己家裡常用的電器,捨棄浪費電力的用品。最大的驚喜是,夏天不吹冷氣和減少洗澡的電能熱水機使用,我的電費從兩個月3千元降到1千元左右。但更美妙的是,省電帶來健康的生活。

生活可以如此簡單節約時,我的信心增強了。假如現有核電提供生活一半的電力,我不要時,很顯然我還是可以過得相當愉快。更何況,它只佔及四分之一。一個人日常生活花費的電力,這般合理推算,如果大家都能撙節,廢核不盡然會過得拮据。

是以,藉著廢核會導致電價上漲,警告人民。我以為那是在綁架民生,齷齪的威脅行為。我不會被經濟部長的電價漲四成嚇到。我已做好準備,我反核。

但我不會用反核是天職,是為世代子孫的安危,或者是為台灣的永續來說服你。我知道這種說法最理直氣壯,但我避開不談,只堅持一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我有生活不被核電包圍的自由。我們活著,不用為擔心那漲價而隱忍,而犧牲尊嚴,活在一個充滿恐懼的富裕假象。

我反核,更不會只為了鼓吹自己的簡單生活而抗議。富裕的人想過精采豐沛的生活,照樣能反核,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抉擇。

只是假如你還在擁核,或者不知該站在哪邊,你可能已做了一個清楚的決定。像受傷很痛,繼續注射嗎啡一樣,暫時得到解脫。但我想放棄,迎接痛苦的挑戰。

我知道,有些人跟政府一樣很擔心,失去核電,恐怕沒有允當的取代方案。若換成火力發電,環境污染勢必更嚴重,而太陽能或風力發電都還未臻成熟。你更會質疑,只一個小老百姓反核,效果不大,工業用電才是大宗。是的,也因為這樣,我更期待工業用電大戶,承擔減少污染的責任。企業必須朝綠色思維,積極研發,而非繼續產出耗能的物品,繼續跟政府同夥,恫嚇我們。

你還擔心廢核,國家經濟會持續低迷,甚至倒退,但我們的進步常常只是更大的環境破壞。偏重工商消費的思維,不僅製造更大的社會價值偏差,甚而導致過度的消費。我們希望的GDP總成長,是綠色的上揚。

重新建立價值契機

反核不單是反核,而是反思一個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盲目崇拜物質的社會價值。我們率先提早反核,讓自己在緊張的東亞成為非核國家,創造一個卸除核災威脅的國度,會贏得更多的尊敬和支持。反核或許會讓我們重新建立價值的契機,回到過去江院長初上任時講的「安貧樂道」,幸福指數才會拉高。只是,他一定忘了。

大家都說,反核要過苦日子,但我們現在享受核電了,過得快樂嗎?年輕的一代有感受到希望嗎?反核,讓我有更多未來的選擇。擁核,只有一條永遠隱藏危險隨時爆發的不歸路。反核是值得驕傲的,即使將會經歷陣痛,還是要堅定信心。

從經濟的角度,這是巨大而困難的決定,但身為自然環境的一份子人,問題就清晰了。非核家園不應是迂迴的漫漫長路,而是必須果斷衝刺的理想。

自然觀察家、作者 

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李怡 - 反中亂港與愛國愛港的現實含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3日

新華社記者王文志在微博實名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包養情婦並涉嫌貪腐,宋隨即發聲明指純屬捏造,但一天之後,中紀委宣佈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以中共的處事方式來看,中紀委的反應如此迅速,不可能是受王文志的指控所導引,相反應該是王的舉報是在中紀委示意之下作出。

去年7月,王文志已在微博舉報宋的貪腐,其後,《山西晚報》前記者李建軍來港,到廉署及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作同一舉報。但廉署和警方已不似回歸之初查中旅社主席朱悅寧那樣獨立行事,早就對一切舉報中共國企的貪腐不敢受理矣。因為要查國企之貪腐,幾乎無一能免,關鍵是摸不清中央意向,所以儘管這十多年中共的貪腐越演越烈,估計舉報也多,但廉署卻毫無反應。

宋林在深圳被中共逮捕後,去年來港的李建軍在微博中,指宋遭舉報後曾向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稱,針對他的反腐行為是「有人反中亂港」,這真是極有趣的自我保護政治標籤。在泛政治化的中共意識形態中,只要一祭出敵我矛盾,一切法律、道德、規則、私人利益都可以不顧。在香港,「反中亂港」與「愛國愛港」被中共視為主要矛盾,既然舉報宋林貪腐的是「反中亂港」勢力,那麼他和支持他的人自然是「愛國愛港」了。這是政治上的大節,貪點錢,養養情婦,那是小節了:你說我這樣那樣,但至少我是「愛國愛港」的呀。

數一數這星期來,中共港共與「愛國愛港」政團做了甚麼好事。

一、民建聯舉行2014年籌款晚會,獲香港與澳門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李剛捐出字畫拍賣,單是張曉明一幅書法,即獲地產富豪許榮茂以1,380萬元天價投得;澳門美高梅主席何超瓊,就以500萬元高價投下李剛的畫作,民建聯全晚共籌得6,838萬元。張曉明的字,賣價竟遠高於張大千;而李剛的畫,也遠高於丁雄泉(公民黨籌款拍賣丁雄泉畫作,只賣得26萬),這些富豪難道真是欣賞這兩位港澳太上皇的字畫嗎?人所共知這是對「愛國愛港」的表態,對權力的投資。《基本法》22條規定:中央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自行管理的內部事務。這規定不僅「實亡」,恐怕「名」也難全矣。靠攏的富商也明白這種政治環境,拍賣字畫的醜劇顯示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官商公然勾結。

二、獲政府注資的盛事基金撥款、由民建聯議員陳鑑林籌辦的「香港龍獅節」,被審計處揭發明益兩個關連組織,及誇大活動創造的有薪職位。民建聯,也就是獲中聯辦明撐、獲富商豪捐的「愛國愛港」政團。陳鑑林為事件解畫稱:「給了舟車費,就已符合受薪人員的要求。」不過,三間參與龍獅節的小學,昨天有兩間接受查詢時證實沒有收取過舟車費。「愛國愛港」政團大概受祖國的假話風氣影響,「講大話」也不眨眼也。

三、「愛國愛港」之風刮進政府部門:環境局早前根據顧問報告建議本港向南方電網買電,撰寫顧問報告的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竟然同時受聘於南網,明顯有利益衝突,環境局以130萬元公帑支付顧問費,但沒有公開招標,並以涉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報告。

這三樁只是過去一星期發生的事,而且只是大焉者,小焉者更不計其數。看來日後香港人要習慣如入鮑魚之肆矣。

宋林的落馬表面是由於貪腐,但真正原因則是中央的權爭。貪腐固然是事實,但根據一月底「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表的調查報告,包括習近平、鄧小平、胡錦濤、李鵬和溫家寶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家人或親屬,都有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開離岸公司,藏有巨額財富。因此,正如過去每一個被鬥下台的人都被指為「走資派」一樣,現在每一個落馬的人都被指貪腐。審判薄熙來時指他受賄金額為2,179萬元(人民幣,下同),貪污金額達到500萬元。相比宋林照顧一個情婦就是10億,豈非小兒科?因此,若薄熙來在權爭中勝出,宋林的後台賀國強屹立不倒,那麼指控他貪腐的人不就是「反中亂港」?而他就站穩為「愛國愛港」了嗎?

中共的墮落,宋林的墮落,港共和香港「愛國愛港」政商界的墮落,見證了他們口中的「反中亂港」者實在是堅守香港核心價值和公平公正傳統的人士。而中共強調選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和不可「反中亂港」,這要求正正是要全香港跟隨「愛國愛港」墮落。(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古德明 - 優勢互補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4月23日

四月十二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一篇《上海行》,談訪滬感想:「香港和上海,有龐大和進一步的優勢互補和互利雙贏的空間。」所謂「有………的空間」,是英文there is room for………的化身;而「雙贏」也無非英文win-win的變體。這兩個不中不英說法,拙欄都曾有評述,今不贅言。但還有一個未說的詞語:優勢互補。

「優勢互補」一詞,應是中共創造,否則方塊字不可能寫得這樣下流。請看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新華社報道習近平的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要香港、澳門與祖國內地堅持優勢互補。」臺灣政商界之於中共,亦步亦趨,語言當然不例外。請看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二日《工商時報》報道:「臺灣金融總會理事長李述德昨日指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於金融方面的開放是優勢互補。」

「優勢互補」的真身,當然又是英文。現代漢語人把advantage一律翻成不知所謂的「優勢」,而查《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complementary一字,就可以看到「互補」這譯文。現代漢語詞彙,一律出自英漢詞典,於是英文說的The two hav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就變成現代漢語的「二者可以優勢互補」。

漢朝文士王褒奉宣帝命,作《聖主得賢臣頌》,寫到古代聖主賢臣:「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彰)。」王褒不會說甚麼「聚精會神,優勢互補」。

《清朝野史大觀》卷四談同治、光緒年間食古不化的清流黨:「一班科第世家,猶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語,詡詡自鳴得意,絕不思取人之長,救己之短。」當年的清流黨自大,不懂得「取長補短」;今天的現代漢語人則自卑,連中文都要植入英文之骨,還說是「互補優勢」。

梁啟超《初歸國演說辭》談到清末君主立憲派和革命派:「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梁啟超絕對不會問:「然何嘗不優勢互補?」

梁振英《上海行》那兩句現代漢語,共二十五字,其中「優勢互補」、「雙贏」、「互利」都是同義詞,改為中文,只須用十七字,而且清楚易讀得多:「香港和上海,進一步相輔相成,必大有可為。」中共最擅長短話長說,語語空洞,這一點,梁振英做到了。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郭梓祺 - 星星之火

星期日生活   2014420

【明報專訊】數年前一晚深夜,作興連看了兩部主題相連的德國電影,看完已是清晨。第一部是《蘇菲最後的五天》(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講二戰時期,德國慕尼黑大學一個散佈反納粹傳單的女子之真實故事。電影主要拍蘇菲索爾被捕後的審訊過程,沒有虐打沒有哭號,氣氛平靜而沉鬱。

第二部是《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Downfall),看前不知他跟《蘇菲最後的五天》竟有如此深刻之扣連:不在希特拉,而在希特拉的秘書容格(Traudl Junge)在電影末段的自白。容格說當年少不更事,至戰後才了解猶太人受害的情况。但直至一天,她偶在街上經過了蘇菲索爾的紀念碑,赫然看見二人原來同年出生,並發現索爾為公義被處死那一年,二十一歲,她正當上了希特拉的秘書。她最後說:直到那刻才真正感到,年青不能是藉口。

兩周前在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看完中國導演胡杰的紀錄片《星火》,竟想到了數年前那清晨,兩部德國歷史電影給我之震撼。

用電影為前人立碑

希特拉掌權時,德國有學生反抗至死;在毛澤東的指爪下,又有學生曾為種種人禍抗議嗎?是有的,只是街上不會有他們的紀念碑,胡杰便是以電影為其人立碑。胡杰的前作《尋找林昭的靈魂》紀念的林昭,是個本來熱愛毛澤東的學生,考入北京大學之後,因在山雨欲來的「大鳴大放」時期,公開支持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跟北大十分之一學生一樣,被劃為右派,及後更因參與反暴政的地下刊物《星火》而被收監。在獄中,林昭不屈地以血寫成數十萬字的聲明和詩,重申人性與自由之可貴,終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處決。

胡杰去年完成的《星火》,正是取名自大饑荒時期學生創辦的那份刊物。電視拍攝耗時六年,重尋《星火》那短暫而光輝的歷史。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卻燒起官僚的憤怒,收監的收監,處決的處決,胡杰走訪曾參與《星火》的人,後來也找回他們當年寫下的文章,兩相結合,試圖勾勒一代年青人在極大壓迫中的思考與生活。倖存者不少已垂垂老矣,及時記錄尤其重要。電影在大陸禁播,這次是全球首映,胡杰還來了映後談。

1957年「反右運動」後,一批在蘭州大學被劃為右派的師生,被送到甘肅省武山和天水兩縣勞動改造。他們目睹了「大躍進」的荒謬,官僚為政治命令不理村民死活,引發大饑荒。其中數人因此創辦《星火》,記錄農村的貧困,批評人民公社制度,指控新興的利益集團。學生湊錢買油印機,刻蠟版,首期三十多頁,發表了林昭的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本打算寄給各省市的領導人,希望引發他們互相猜忌。但刊物尚未寄出,學生已因告密而被捕。創辦者張春元被判無期徒刑,其餘撰文者多被判監十年以上。

欲拍中國近代思想史

胡杰的電影從甘肅開始,訪問了村民當年的情况。至於《星火》當年的作者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化學系學生向承鑒。他的話裏有種動人的倔強,如他憶述被捕後,斥責幹部的兩句話:「你們是人嗎?你們不配。」向承鑒回憶當年他在《星火》的文章〈目前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時,胡杰以畫外音說,後來找到原文,才驚訝於向承鑒記憶之精確。即是說,訪問時,胡杰尚未找到最為關鍵的《星火》影印稿。這既可見在中國要尋回文物多麼困難,也似乎解釋了,電影何以會側重於重現《星火》各篇文章的內容,一心是以電影保留歷史文獻,敘事脈絡間受犧牲也是在所難免。

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話,或會覺得這電影不易消化。他不重在交代背景,回溯史事,而意在重現在漆黑裡頭,自由思想之光輝。說話簡潔深沉的胡杰,在映後談說得精準:他想拍的,是中國近代的思想史。看看《星火》那些文章提出的觀念,像農民如何被剝削而成奴隸,官僚體制如何使幹部成了特權階級,會發現不單切中要害,而且一早就有學生提出,雖然不少問題至今仍在。何况大饑荒那段日子,幾乎沒留下相片,遑論影片,今人連以影像紀念和憑弔都不可以,胡杰可援引的資源其實少之又少。

歷史的累積

在今日中國,拍攝這類關乎近代史的電影,自是無比困難。電影中有這樣的一幕:胡杰到了北京訪問當年《星火》一位作者,才說了兩句,他家中電話便響起。胡杰在鏡頭後說不要緊,老先生過去接聽。一個剪接,卻影着晚上的北京城樓。胡杰以畫外音說,或許是自己在北京被跟蹤,訪問開始不久,老先生的家人便致電回家,叫他不要受訪。北京的城樓更顯得荒涼,但胡杰自言體諒他人的處境,在映後談,被問及拍攝與放映的困難,他也只是淡然地說,都沒多想這些,那些見證過歷史的人尚在人世,就要以電影去記錄他們。

胡杰這純粹真不容易。想深一層,功不唐捐,歷史之累積就是如此。前事一去無跡,如今只好盡量留些東西給未來。不是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星火》,我也斷不會知道,五六十年代曾有這樣勇敢明慧的學生,對那段歷史的印象自然大有差別。博群電影節剛剛結束,從選播的電影可看出主辦者的承擔,無負大學的責任。

回頭想,若要拍攝香港歷史,限制還不算多,但我們有幾多具氣魄的導演,會拍一部《尋找林杉的靈魂》?在唐書璇女士1974年的《再見中國》之後,四十年間,我們又可數出幾多部在歷史視野上,足與之比肩的香港電影?

文 郭梓祺
編輯 蔡曉彤、趙希彤

余若薇 - 他們都是堂堂正正的公民

明報  2014420

2008年四川大地震,死傷和失蹤超過10萬人,20萬間樓房倒塌包括6000多間校舍,令人質疑是否偷工減料,人為導致更多無辜死傷。港府為爭取立法會通過撥款賑災,安排立法會議員視察災區,四川官員當時向我們保證徹查豆腐渣工程,若有發現必嚴懲。

可是,過去6年我們看到的是追查真相或協助死難者家屬討公道的維權人士一一被清算,羅織罪名,判處監禁,黃琦「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判3年;郭泉和譚作人「顛覆國家政權」,分別被判10年和5年。

譚作人近日刑滿釋放,無悔因追查豆腐渣工程付出沉重代價,出獄後重點工作是推動司法改革,他說「寧可坐第二次牢,不可能辜負大家」,奉勸執政者「維穩」只會變「危穩」,危害穩定。

內地維權律師、「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因爭取教育平權,及要求官員公開財產,今年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成,判監4年,日前上訴,意料之內地維持原判。他怒斥判決荒謬,但樂觀地自勉「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愛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同日,許志永文集《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在港出版,寫着:「站直了,從此不再跪下,我們的子孫後代再也不用跪下。」我相信,一個人需要有這般遠大的目標與盼望,才可不屈不撓地保持信念。

「新公民運動」另一成員兼維權律師丁家喜被控以同一罪名,亦已開審。

國家負了他們,要他們背上莫須有罪名,但他們義無反顧,以建立一個公義社會為己任,對國家依然充滿憧憬。這些無私公民顯得香港政改討論所要求的「愛國愛港」是假仁假義。

畢明 - 佔領港產片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0日

香港電影當然有問題。這不用一個電影金像獎來說明,也不必內地影評人以什麼「一枝獨秀不是春」,以王家衛的「A Bag of Jones」榮獲12個電影金像獎來似是而非的辯證。

不是內不內地影評人的關係,是邏輯錯亂思路千瘡的問題,就算寫的是香港著名「影評人」、「電影人」一樣無從苟同,丁蟹從來氣壯卻無知於自己的不理直。

因為「一片獨大」,所以代表「盡顯荒蕪」,所以「道出了香港電影金像獎『選無可選』的尷尬」?《一代宗師》不是王家衛最優異之作,但獎項絕不是因為冇對手自動當選而執到的。由藝術水平到言之有物,由技術到內涵,它都是高超的,鼎盛的,華麗的,可以嫌它賣弄不能否定它的價值,正如可以頂不住台下的「國際章」不可掃走台上宮二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一片獨大奧斯卡時有發生,遠一點《一百萬零一夜》得八項奧斯卡,近一點《星光夢裏人》奪五項大獎,更遠一點《賓墟》一片獨攬11個小金人。有本事的話獨大而不被河蟹就叫公平,百花齊放裏可以一枝獨秀,也是一種自由民主。

雖然理據有誤,但「選無可選的尷尬」確實存在於香港電影金像獎。我每年都興致勃勃的預測奧斯卡,卻從不寫香港電影金像獎,一因為自己是評審也認識不少評審,二因為太易估中,有杜琪峯和王家衛的話就橫掃也是事實。像陳果的《紅Van》所言「大家是時候停一停,面對我們見到的現實。」但電影工業已經沒有「再假裝說一切正常」。

舒琪導演說過「所謂香港電影的高低潮不是一兩部電影可以决定的」。不必因為一部《桃姐》亢奮,不能因為一次《打擂台》激動,還魂和谷底回升時間尚早,還魂和回升是當你看見港片開始再次成為大潮流。

港產片的問題不是技術上如何定義「港產片」,國際班底和合拍成份可以無損港片性;「要害」也不是產量少,不是只懂懷舊,是失去個性。失去自我因為大氣候因為政治環境,審查與自我審查的被閹自閹不待言,今時今日許鞍華拍得成講社會運動的《千言萬語》機會是零。「要害」,更是從興旺到低潮這許多年裏,電影工業沒有建立過制度、文化,政府也沒把電影當作藝術、文化一樣,有多項促進輔助的政策。南韓電影的成功政府絕對是大推手,台灣政府起碼視電影為藝術,民眾看不懂侯孝賢也不會去貶低謾罵。

「要害」是培養。奧斯卡或三大影展康城、柏林、威尼斯,表揚什麼影片都在指導培養。每種競逐都有它的不足,但尊重歷史、尊重真相、尊重人性是基礎湯底,那些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陳凱歌都是在影展發跡的,現在去了哪裏?你一拍《英雄》歌頌極權「秦皇建長城,護國護民」,人家即冚旗彈鐘。培養觀眾的「品」,是要懂得辨別好壞真偽,而不是純粹趕潮流盲追捧。香港的電影發行商就有培養觀眾了,他們都不一味商業萬歲,有時明知有蝕本風險也引入另類電影投資《狂舞派》,才令我們有《字裡人間》和《Her》等佳作可看。討厭的TVB就培養了一批爛觀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該令一部分人先文明起來、先有品起來。合拍片的攞膽是它們很多都虛假虛偽,假到作嘔。藝術求真,商品也該老實,有時兩樣全無。香港電影的陣地不是「守無可守」,是要開始參考反服貿。

最後,如果「一片獨大」意味「盡顯荒蕪」、「選無可選」,那麼一黨獨大呢?

陶傑 - 知恥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20日

韓國海難,副校長引咎上吊自殺。這是儒家文化知恥的表現。鄰國的劇院大火,院裏一樣坐滿學童,但老師組織逃離火場,卻是「讓領導先走」,小孩燒死了幾十個。比起這樣的「領導先走逃生文化」,韓國人比較知恥。

做錯事是難免的,勇於擔當罪責難。如何擔當?香港特區有許多示範:最先是「表示震驚」,挪動身子,偷偷站在「民意」這邊,一齊「譴責」。民意有時是很蠢的,看見官員跟他們一起「譴責」、「哀悼」,一起脈搏跳動,會覺得很「窩心」,這樣就可以蒙混過去。

有時「民意」太過憤怨,及早醒覺,官員看見形勢不對,可以搶繮「道歉」,還模仿日本人,加上九十度鞠躬。你叫這位官員下台,拘控,或者叫他「一死以謝天下」,自然會有另一些「民意」表示:不要太偏激,經一塹、長一智,人家已經道歉了,大家應該「向前看」。

以中國的官場標準:副校長不必上吊自殺之「偏激」的。經一塹、長一智,副校長死了,也不可以令死難的學生復活,不如將功贖罪,在餘生好好教書,「發揮餘熱」,比一死了之好。

一條命就這樣賠上了,韓國副校長只好怪自己投錯胎,生下來是韓國人。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之中,「恥」是守尾門的一項,日本戰敗,官員和將軍,紛紛切腹自殺,韓國的副校長也一樣。「無禮、不義、寡廉、薄恥」之中,以「無恥」最cheap。副校長即使偷生餘年,他也知道活不下去。

但還有許多無恥的人在苟活着,因為他先給你洗了腦:引致千萬人橫死,不是「罪行」,只是「錯誤」,而「錯誤」要「允許改正」,只須「認真總結經驗」,而且「需要時間改善」,他道歉了,你還要求非「人頭落地」不可,你就「別有用心」了。

韓國雖然發達太速,論軟件,比不上日本,民族也不很成熟──人家日本想幫助救援,韓國以領土和靖國神社紛爭理由拒絕,人命關天,韓國人卻將救人「政治化」,是很愚蠢的。

但是終究知恥。

皮亞 - 《紅Van》:識得落一定落紅雨

movie chicmovie style   星期日生活   2014420

【明報專訊】香港地,說不上經常落雨,不過一旦落起大雨,有時都幾得人驚,商場可以變成「水舞間」,東鐵線路軌都可以玩激流。《那夜凌晨,我坐上了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亦都玩落大雨,甚至差點車毁人亡。

香港究竟變成點,其實不用《紅VAN》提點。大家不是瞎的不是聾的,同坐一架Van,一切撕裂都以3D效果逼真呈現,怎會不知外面發生什麼事。香港每天不止發生一件事,不少人都曾經想力陳己見,最終選擇了沉默,不是因為沉默是必要的,而是因為感到絕望。就像一對戀人,一見鍾情時總是甜言蜜語,日子久了性格不合便自然吵架,吵架其實是想事情可以改善,二人一旦變沉默,話之你,其實比吵架更可悲,因為二人之間已經再無感情,已經毫不在乎。如果可以的話,選擇分手的人,都希望可以沉默離開而不說一句話。現在香港是誰不在乎誰,亦很清楚吧,幾萬人放假不去旅行去上街,不斷叫不斷喊,連一點表示都沒有的是誰?

《紅Van》其中一個特點,是主要角色不斷「爆粗」。爆得最多最流利的是演員林雪,飾演紅Van兼職司機。我們都知職業司機的存在價值,葉劉也不會忘記,而駕駛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司機最厲害,他們有本事令小巴變成飛機,沒有得到他們的啟發,便沒有高登小說,也就沒有電影出現。

爆粗——真的憤怒了

爆粗,證明真的憤怒了。《紅VAN》火氣很猛,但不是個個都像林雪,以粗口來宣泄。有些角色,說話不多,卻像個計時炸彈。例如開場,打扮斯文的徐天佑,在旺角橫過馬路,差點被小巴撞倒,小巴司機出言侮辱,徐天佑立即在路旁拾起紅磚頭,表面形神冷漠,但內心極欲擲磚打爆小巴。這一場戲,我有點感受。香港人多車多,茫茫人海存在不少像徐天佑角色一樣,內心的壓抑和憤怒已達到臨界點的「計時炸彈」,隨時會爆,問題只是在何時。炸彈不會無緣無故引爆,所有事情都有觸發點。

所以,小巴上兩個金毛青年,到了大埔之後發覺整個香港變了,漸漸失去應有的理智,其中一人對車上另一位打扮新潮的少女產生非份之想,他最後固然受到懲罰,被集體行刑,但他的行為,是可以解釋的——金毛青年無法掌握改變了的世界,存在出現危機,唯有向弱小的少女展示雄風,以暫且的快感來肯定自我。有趣的是少女本身亦「心懷不軌」,她溜到無人的戲棚,閃出貪念,盜去劇團的錢財,剛巧被金毛青年撞破,於是出現了像動物界的食物鏈,一物治一物,互相殘殺,弱肉強食。

對女性有非分之想的人,並不等同會姦屍,金毛青年姦屍,是失敗者向無力者宣示雄風的唯一方法,只有屍體不會反抗,只有屍體才會聽命,這場戲很可怕,亦很可憐,我看到的不是金毛青年,而是看到金毛政府。金毛政府全由失敗者組成,他們施政的快感,跟姦屍沒兩樣。

《紅VAN》是一部簡單的戲,也是一部複雜的戲,看了小說的會當是小說電影,會執著電影是否依照小說情節來拍;我沒看小說,便當是超現實驚笑片,我不會為理解電影而看小說,小說是網絡潮文,本來就兒戲、不嚴謹。電影既是改編,便應有改編者的態度和角度,把不完整的文本,變成可觀的電影。不過,《紅VAN》電影的問題,顯然是既不太忠於原著,未能完全滿足小說支持者,但又沒有辦法改善小說鬆散、殘缺、人物混亂、脈絡不清的問題。小說可以有頭無尾,甚至無頭無尾,網絡小說就更加「噏得就噏」,但電影就不能。《紅VAN》明顯零碎、散焦、不完整、欠交代。

不過,《紅VAN》又是一個複雜的寓言,符號滿天飛。紅Van不像巴士,車廂有熒幕明確顯示每個站,更不像港鐵,港鐵3種語言不斷廣播不斷提示不斷轟炸,坐紅Van要落車,就要嗌出聲,紅Van路線沒有特定的中途站,假如不熟路,根本搭不成。所以紅Van本身是很本土的。獅子山隧道的意義就更明顯,歌曲《獅子山下》經常被借喻成昔日香港人精神。

坐上紅Van的部分乘客角色,也不難找到諷刺對象。任達華奇怪的衣著和髮型,就像極新界某位霸地自肥的土豪,至於惠英紅,我倒也想知道是影射哪一位堪輿家。黃又南與Janice Man的關係,無從解釋亦撲朔迷離,為什麼在黃又南眼中,Janice Man偶爾會變成鬼魅一樣的魔女呢?為什麼當Janice Man與黃又南並肩而行回家後,兩個人口中的事物會出現不同版本呢?答案應要在電影中找到才對。而其他更多不合理、沒解釋的情節,也不能說一句「這是超現實寓言故事」便算。結局紅Van當然可以繼續上路,向大帽山進發,但現在情况絕不能跟《魔戒》三部曲比較,人家連拍三部,有承諾,但《紅VAN》還未確定有下集,沒承諾,現在的結局自然給人「爛尾」、「咁都得」的感覺。

影片最大的寓言,不是開場時紅Van出了獅隧之後,香港街道突然之間再沒有行人,而是這個「咁都得」的結局隱含的諷刺——當這群角色經過爭論和死亡之後,生還者再一同踏上紅Van,他們全體穿著整齊防毒裝備,自然令人聯想到2003年香港發生「沙士」病毒期間,官方人士的滑稽思想和行為,但真正大禍臨頭的,是紅Van遇上大群好像來自未來世界的部隊。部隊出動數部裝甲車,力追紅Van,目標不單是要截停對方,而是要透過武力,令高速前行、載滿香港人的紅Van,車毁人亡。

最危險的「後殖民紅雨」

我們對軍隊裝甲車在城市街道出現,特別敏感。裝甲車可以保護人,亦可以殺死人。還記得有人用「你曾經說過必要時用坦克車清場」來要另一人澄清嗎?戲中裝甲車夾擊紅Van,前後左右猛撞,把紅Van撞到扭曲變形,車不成車,但紅Van竟然能夠繼續前行,還使出了一些計謀,令裝甲車互相撞毁。影片火氣夠猛,也讓這群看似是嘍囉和不團結的乘客,贏了漂亮一仗。

香港,假如落大雨,像結局紅Van鬥裝甲車的那場大雨,最危險的情况不是達到黑雨程度,而是正下着「後殖民紅雨」。紅雨遍打,不單令戲中角色狼狽不堪,他們渾身變紅,配合那場死亡車鬥,更令人嗅到濃烈的血腥味。《紅Van》以憤怒的態度,幽默的處境,諷刺的手法,反映現時社會的徬徨與恐懼,套用一句潮語,潛台詞正是:「識得落一定落紅雨」,問你怕未。

文 皮亞

2014年4月19日 星期六

李怡 - 累積民意,還是消耗民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4月19日

泛民主派5月會搞第二次絕食,隨着政改諮詢結束,結合六四25周年活動,然後到7.1,整個月是泛民的「動員月」。將民意累積到7.1大遊行。泛民準備在遊行後搞一次「民間佔中」。初步傾向「民間佔中」由民陣或學聯領導,7.1遊行後發動千人佔領中環馬路,靜坐至翌日上班時間,或待警方清場為止。

為甚麼會有「民間佔中」呢?難道原來的佔中是官方的嗎?非也。原來的佔中籌劃是戴耀廷佔中三子搞的,被稱為「和平佔中」或「正式佔中」;現在要搞的這個「民間佔中」,是非正式的佔中。佔中還有這樣的雙胞胎,市民恐怕都被弄糊塗了。

發起「民間佔中」行動的香港2020研究總監李永達稱,按和平佔中的時間表,正式佔中可能要到明年才發生,相信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冇乜耐性等咁耐」,發動民間佔中是要顯示犧牲決心。但年輕人真是沒有耐性嗎?還是不相信發動佔中者的犧牲決心?

佔中都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不知道搞絕食、搞六四、搞「民間佔中」的這些泛民人士,是否知道媒體也存在兩個世界:一個是單向灌輸信息的傳統媒體,受眾從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中接受信息,看不到受眾的反應;另一個是網絡的互動媒體,人們從網絡中得到或互傳信息,也對信息作回應。看《蘋果》的紙媒與網媒,就可以看到兩種媒體的此消彼長。從傳統的單向媒體來看,越多曝光率似乎就有越大影響力,但這影響是好是壞,它的社會效果如何,在單向媒體上是看不到的,而在網絡的互動媒體上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以剛結束的民主黨絕食來說,在單向媒體上固然累積了曝光率,但從報道有關活動的網上留言來看,與其說是累積了民意,毋寧說是消耗了民氣。絕食活動由於沒有提出具體的政改訴求,沒有設下要政府回應及回應限期,加上參與絕食者回家度宿,網民頗多質疑是「做騷」,而多數市民則對這波絕食漠不關心,與反國教的絕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昨天絕食者胡志偉還在電台中說「市民反應比想像中好」,如果他從互動媒體中看反應,他就會發現市民反應真不知還可以差到甚麼程度。

絕食、六四動員、民間佔中,目的在引起市民對普選議題的關注。我們不必懷疑發動者的動機;但從互動媒體中,我們很難不懷疑這些活動的客觀效果。這種因循往日動作而又沒有具體訴求的發動,很可能使原來支持民主的市民生厭,並由此產生越來越大的冷漠。

回顧2005年就曾蔭權的政改諮詢而發動的12月4日大遊行,現在市民真是冷漠得多了。當年有25萬人參加遊行,事前一位78歲老人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上寫一句:「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那次,陳方安生第一次參加遊行;八九十歲的老人也走上街頭。與九年前相比,現在因港共政權上台,中共由暗到明的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市民要求民主應該比當年更熱切,何以反而冷漠起來呢?

檢討原因,引領這些民主運動的泛民議員是有責任的。轉折從2010年五區公投民主黨拒絕參與開始,接着政改走進中聯辦談判而後妥協,由此而改變2005年團結一致爭普選的與市民融為一體的局面。其次,是由2003年開始大陸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滲透,自由行對香港人生活衝擊,導致香港本土運動興起,但泛民對本土運動卻只是觀望,甚而走向反對本土優先的一邊,他們幫助新移民爭取綜援,反對限制自由行,取態與維護香港利益的市民相反,甚至比中共港共都不如,後者近日也在港人持續反對下表示要對自由行有所限制了。其三,是連年重複過去的抗爭手段,例牌遊行,最近加點絕食,因為沒有具體方案和訴求,重複以往動作讓熱心市民都生出彈性疲乏。這些因素,使人預料到,在未來的「動員月」,泛民越是動員,效果會越是不堪。

香港的民主運動,看來也要像台灣那樣,讓位給新一代了。學民思潮日前公佈的學界政改平等方案,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前天在本報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他說:「你們接受妥協,接受讓步,亦不要以為我們這一代人也會接受,也會妥協。議會失效,人民自救。學界在這香港存亡之秋,定必堅守底線,爭取公眾支持學界方案,令社會大眾明白制度平等之重要性,落實真普選。」

希望在下一代,未來歸根結底是屬於他們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平路 - 知其不可而為之

信報   2014年4月18日

最近,台灣學者吳叡人在一篇〈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文中提到,「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吳叡人寫着,台灣因為特殊的歷史際遇,「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

我則以為,這份精神上的世俗性,不只肇因台灣的移民性格,更為深沉地,歸諸整體華人(香港人也包括在內)以家族利益為出發點的集體潛意識!正因為「精神的荒原」如此廣大、如此普遍,林義雄先生不久前出版的家書合輯《只有香如故》,在書中,他要求自己與女兒的非關俗世的榮寵、純粹是精神的進境,這樣的價值觀在華人世界尤其稀罕。

不知道香港的讀者是否熟悉林義雄與林宅血案?

一九七九年,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隔年二月二十八日,林義雄正以叛亂罪起訴,並拘禁於新店監獄候審。他的高齡母親與稚齡雙胞胎女兒在自宅遇刺。事涉政治敏感,至今是未破的懸案。

書裏, 但凡寫到過去,林義雄先生的文字極其節制,內心對罹難女兒的思念,僅只流露在書翻開的第一句,「給亮均、亭均:相信你們已經活在爸爸的理想國度」,在書中,提到自己家裏的事情都非常簡約,難得找出感性的語言,譬如他妻子的母親過世,用字也只是「十天之間,我們隨意作息,四處逛逛,但談的話卻不多,我想那時候我們三人(註:作者夫婦與女兒)都只是想用一些無聊事來驅散那不可能驅散的失親哀傷而已。」

重點是,林義雄先生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在家書中回憶以往,「雖然也曾因為工作或客觀情勢需要,寫了不少說明自己的思想言行的文章,卻經常覺得好像是在自我讚美而羞愧」。正因為林義雄不喜歡談論自己,這本書難以滿足讀者的偷窺欲,但另方面,讀者還是窺到一些些:包括作者道德上超高的自我要求,對身邊的人(尤其是政治同儕)想來造成莫大的壓力,在某種意義上,本書作者絕不是隨和或從眾的人!同時,也因為作者的道德高標,對權謀與機巧的實際政治,作者是不屑為的;對那場域中種種利益交換,他從心底難以接受……

林義雄先生家書合輯叫做《只有香如故》,為什麼取這個書名?出自一首「卜算子」。當年陸游託物言志,詠的是梅花,或者顯示出林義雄先生的內在孤寂吧。「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多年來風雨相侵,儘管身上繞着極大光環,「零落成泥碾作塵」?在今天的台灣,林義雄先生扮的常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苦行角色。


吳叡人 - 行過另一個死蔭的幽谷 ──一個台灣讀冊人的懺悔 (節錄)

本文為吳叡人老師在2014年2月28日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之致詞稿

選舉過後的秋天,我向林先生告辭,回到芝加哥,開始過著像修道院一般的日子。在這段像修道院的歲月中間,我認真讀西洋政治思想史、讀世界史、研究台灣歷史,我想要了解所謂「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悲劇的根源到底在哪裡?到底我們有沒有出路?我在想的已經不是什麼改造台灣政治的藍圖,而是要怎麼樣去創造台灣精神的深度,要如何為我們台灣在世界的、人類的知識地圖裡面找一個位置。那時候在我的宿舍附近,有一條很漂亮、長長的林蔭道,兩邊種著很多棵的Linden菩提樹,很漂亮,我把它取名做「哲學之道」。每天傍晚讀書讀完,我就到那裡走走、散步、思考、運動。那條路走到底的時候,有一個銅像,不是孫文也不是蔣介石的銅像,而是捷克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Tomáš  Masaryk,馬薩里克的銅像,在馬薩里克銅像的下面刻著三個英文字,Jesus, Not Caesar,「要做耶穌,不要做凱撒」,我看到這三個字,覺得這就是我想要走的路。幾年後,我完成一本很厚的博士論文〈福爾摩沙意識形態〉,這是一部關於台灣認同起源的研究,也是一部近代世界史脈絡中的台灣精神史研究。我心中,開始有了思想體系的輪廓,關於我們台灣的歷史和它道德的意義。

2004年年底,我離開任教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進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工作,那時候台灣民主運動已經開始走下坡,進入低潮期。2006年,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乃德前輩,一起推動「715宣言」,想促成民進黨的改革,不過這個運動最後是失敗了。那年秋天我離開台灣,在英國Cambridge大學的一個地下室住了三個月,療養我受傷害和被出賣的心情。兩年後,在一次台灣史研究所同仁的旅行中,我們來到二結的慈林圖書館。那個下午我走進圖書館對面的紀念館之中,面對林老太太的相片,我眼淚一直流,嚎啕大哭了很久,我的助理站在一旁尷尬地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就一邊哭一邊跟老太太說,我真的很對不起妳,我也對不起雙胞胎,我對不起林先生跟林太太,因為我一定要退出政治,我要全心做一個思考我們台灣歷史命運的學者。從那一天開始,我心中就再也沒有躊躇,我已經決定要走上「另外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another less traveled path,就是航向咱台灣靈魂深處的道路。這是林先生面容上的那種憂傷,那種比世俗政治更加大的憂傷給我的啟示,啟示我說,叡人,還有另外一條路可以走,還有一種政治可以做,台灣的政治如果要好,要有人去走那條路,做那種政治,思想的、精神的政治。那天下午,我把眼淚擦乾,離開慈林回來到南港,我的修道院裡面,回來到我那條坎坷難走又寂寞的道路上。

這條道路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另一個死蔭的幽谷。因為當你對台灣的歷史知道越多、認識越深,你就會越悲傷、越悲觀。就像義大利但丁神曲所說的,「進入這個門之後,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做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台灣的歷史,你要放棄一切的希望。客觀上,我們台灣處在幾個帝國的夾縫中間,我們的命運欠缺自主性。我把這個欠缺自主性的命運就做「賤民的困境」。在主觀上,我們台灣人的民族性,現實、世俗、重利,我們很容易受到統治者的收買和收編。歷史上,除了國際的強權帝國之外,最會出賣台灣人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過去兩三年來,我們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拿到一份新的二二八史料,是保密局那時候在全台灣各地方監視台灣精英的完整報告,總共有好幾千頁,我們一頁一頁的讀,兩三年後我們獲得一個心得;組織、領導這個間諜網的是林頂立,他是台灣人,他所使用的抓耙子,差不多有八九成都是台灣人──換句話說,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人出賣了台灣人。在台灣這個地方,黑暗的力量往往比光明的力量還要大,這是林義雄先生一直在追求的「政府精神」所很難生根的一個沙漠。跟林先生比起來,我想甘地非常的幸福,因為他的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精神性非常強的社會。台灣政治的荒原背後都有一個精神的荒原。台灣歷史的悲劇,某一個意義就是台灣政治跟精神的雙重悲劇。所以要研究台灣的歷史,要面對台灣的歷史,等於你每一天都要跟絕望鬥爭,我相信我這樣說沒有錯吧,[在場的]李筱峰教授?

在二二八這一天,在紀念林園,我的懺悔是,我離開了我曾經承諾的台灣政治改革的道路,但是我的救贖是,我選擇走上開拓我們台灣的學問和思想的道路。和整個台灣的悲劇已經重疊在一起的林家悲劇,和整個台灣的歷史重疊在一起的林義雄個人歷史,先給了我政治的啟蒙,然後又在一個更深的層次,再給了我一次精神的啟蒙。然而其實這是同一條路的兩種不同款的走法。林先生在追求的那種「比較少人在走的路」的那種政治,需要精神的基礎跟深度,而這也需要有人去開拓、去開墾。這也是一條很少人去走的路,所以我選擇這條路,讓我背負、讓我走。我雖然很平凡,但我願意獻身在這條路上。

所以我離開,但是我並沒有離開。我跟你走的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同一條死蔭的幽谷,同一條坎坷的台灣路,我們悲傷但不餒志。因為我們知道出世在台灣,你想要做一個人,你想要做一個有尊嚴跟有自由的人的話,除了在這條艱苦的路上向前走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美國有一位著名的女詩人,叫作Edna St. Vincent Millay,她有一首詩說:「所有的傷痕都會好,只有一種傷痕不會好,就是放棄希望、放棄夢想所留下的傷痕。」你只要放棄希望跟夢想,這個傷痕十輩子都不會好。所以,我們台灣人不會放棄希望、不會放棄夢想─就是要做獨立自主的人,要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希望跟夢想。因為我們台灣人不願再受傷,不願再悲傷,而且,而且我們不會輸,而且我們會贏,像林義雄先生在四十年前向宜蘭鄉親說的那句話一樣:「不用怕,咱在這裡住得比他們久,有一天咱會贏。」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黃明樂 - 不必要的沉默

信報   2014年4月17日

R:

你說,DSE中文作文卷有這一題:「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最後選擇了沉默。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

你問我,該答什麼。

我語塞。坦白講,若我是你,我不會選這一題。我想像自己還在你的年紀,不會有慧根去領悟這句話背後的重量。作為你的老師,我也但願你會活在一個坦蕩蕩的世界,永永遠遠不需要面對這些掙扎。

更慚愧的是,其實老師到今天都參透不了,力陳己見跟沉默之間,應該存在怎樣的關係與平衡,只能跟你分享一個故事。

2013年5月中,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長實拆售雍澄軒的文章,供這個專欄刊登。就在文章見報前夕,編輯來電郵,寫道:「原本明天見報的『以和為平』一文,請另發新稿,以供周五刊出,不好意思。」沒有任何解釋,沒有事先通知,拙文已被抽起。而這事情,過去從未發生。

我問,文章有何問題?編輯說,可能引起法律訴訟。我再追問,是哪部分?我很樂意改的。同一時間,求教律師朋友們,異口同聲說文章沒有問題。編輯說,不用麻煩修改了,另寫一篇就好。我再三追問,最後得到八個大字:「只談風月,不談政事」── 老細話,副刊合該如此。

當時,我好想力陳己見,但最後選擇了沉默,乖乖奉上另一篇風花雪月的文章(原本的一篇就交由另一個平台刊登)。我不知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是因為珍惜地盤?因為怕事?因為不想得罪人?反正那一刻,我沉默了。

之後,香港社會陸續發生了好多事。有同文在本版專欄險被抽稿,過程似曾相識。也有本報財經作家被要求「只談財經,不談政事」。其他媒體,接連地震。每一次我都有掙扎,有些事情,是否有責任說出來?讀者是否有權知道?

而我知道,這一天,我要講,真的要講了。因為,還剩兩周,拙欄就要停了。內疚了一年,最後機會,不可以再沉默。在這個什麼都講證據,卻也什麼都不會讓你找着證據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向別人證明什麼,而是對得起良心。所以,R,如果今年在試場裏的是我,這將會是考卷上的答案。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焦元溥 - 小國突圍 拚經濟不如拚文化

風傳媒    2014年04月16日

「Zhenya,我要說一件好笑的事。」

趁著鋼琴家紀新(Evgeny Kissin,Zhenya是他的暱稱)來台灣演奏,我終於可以當面告訴他。

「有位鋼琴家在訪問中告訴我,他在北京時,主辦單位說這場鋼琴家群星會本來也邀了你,可是你說你和家人非頭等艙不坐,還要安排超豪華旅館,加上天價演出費,所以最後決定不邀。」

「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好笑?因為熟識紀新的人都知道,他拒絕去任何共產國家演奏,包括中國。就算給他一億,他不去就是不去。

可是真正的笑點並不在此,而是對一個絕對出得起天價費用,也向來以大方聞名的主辦單位而言,為何在邀約被拒之後,居然編造並傳播這樣的故事?誰不知道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錢?

但我們該感到意外嗎?如此言論,以及其背後的態度,我們早已無比熟悉。只要台灣藝人說了什麼不合己意的話,中國多數網民的反應就是要他們「別來中國圈錢」。這其中沒有對藝術創作的討論,沒有對演出水準的討論,沒有對品質高下的討論,開口閉口只有一個字,錢。

如此態度自非一夜造成,但也絕對不能輕視。錢,而且是大量的金錢,足以讓一切變調。

許多有志之士認為對中國全面開放並不足懼。但如此類似「和平演變中國」的觀念,或許僅適用於過去而非今日兩岸。畢竟,「和平演變中國」的預設,在於兩岸皆把自由信念和文化成果視為應受高度尊重的價值。但在短期大量金錢介入之下,這個價值顯然已經動搖。近年來北京大幅建設,蓋了設備最先進的音樂廳與歌劇院,更幾乎可以請到任何想要的音樂家與劇場家。有了那麼多錢、那麼好的設備和表演者,人民總該變化一下氣質,就算附庸風雅也好吧?但你若實際造訪,就會發現聽眾秩序仍然很差,甚至比十五、二十年前更差。

「差」其實可以想像,但「更差」就值得深思。循序漸進而來的富裕,或能逐漸增進人民的教養,但短期大量獲得的財富,不僅無法移風易俗,反而助長並強化暴發戶的自信。對土豪而言,金錢才是價值,而非品質與文化。附庸風雅,即使做作,至少是學習品味。但現在土豪是只要有錢,我就是風雅。金錢可以移山倒海,請國際名家名團到北京演出,可聽眾卻在演出進行中大聲講手機,或索性跨椅睡成大字—大爺我就是禮儀標準,你能奈我何?

就經濟實力而言,就算現在台灣發展良好,也仍然不敵中國。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而是要和中國—這全球數一數二大的市場—較量金錢,根本上就錯了。愈是抬高經濟利益的價值,愈是頌讚金錢福音的萬能,以現況而言,就愈是助長土豪心態和暴發戶行為,也就愈失去台灣的特別與價值。

台灣的特別與價值在哪裡呢?就像聽眾水準無法一蹴可幾,台灣在過去四十年所積累出的文化成果與高度,目前仍然難以取代。也因為這個高度(即使可能是想像中的高度而非實際的高度),論及「文化」,台灣仍然是華文世界的金字招牌。

這反映在諸多文化產業與文化想像上。無論歌手或演員,台灣人能在中國開展事業者,從未有人不是先在台灣成名。立足台灣,才有可能放眼中國,因為在中國人民的一般預設中,到目前為止,台灣仍然是高水準、高品質與高文化的代表。這也是有中國器樂演奏家不惜投下巨資在台發片,或歌手即使賠錢也要在台北小巨蛋開演唱會的原因—塑造出在台灣獲得認可的資歷(或假象),對發展中國市場幾乎無往不利。演藝人才如此,作家也不例外。「台灣知名作家」或「台灣暢銷作家」,對中國讀者仍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在中國頗有斬獲的作家,其之所以成功,不見得是他們遠勝其他中國人,而是因為他們來自台灣。而任何打著台灣旗號的餐飲業,在中國也都能夠受到關注,因為飲食亦是文化的代表。我並非貶低他們的成就:他們確實「好」,但「來自台灣」這個事實,讓他們「好上加好」,冠冕上繞了一圈光。

但這金字招牌還能掛多久,實在讓人不容樂觀。一方面一如前述,暴發式財富已在改變中國人對於文化的尊重,認為在金錢面前誰都必須低頭,無法想像有人就是有錢卻不願賺。另一方面,若把眼光放回台灣,我們自己也在快速崩壞。以我略具認識的出版業而言,從我正式進入開始(在2003-2004年籌備出書)至今恰巧十年,而這十年,正是見證出版市場年年萎縮,閱讀人口逐步崩垮的十年。台灣的神奇之處,在於無論大環境多差,這個島始終出人才。這十年來出現太多比我優秀的寫作者,我望之不可及的同輩與後進,但他們面對的大環境卻比十年前要險惡太多,初版起印從四千、三千本,一路掉到二千或一千五。若在台灣,年輕人建立名聲愈來愈困難,那麼無論他們有多好,作品又怎能銷到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市場?而年輕一輩如果難以立足,台灣在未來,而且是不久的未來,就將失去文化上的領先地位,從根基徹底崩毀。

而正是這個不斷扯年輕人後腿的大環境,現在卻以前輩的教訓口吻對後輩說:「你們太怯懦了,你們要有競爭力。」

當然,年輕人該自立自強,不能事事依賴政府。但無論年輕人再怎麼自立自強,有些事就是無法靠個人或團體做到。看看香港書展,看看上海書展,再看看台北書展,真的要有極其強悍的信心或相當程度的近視,才能免於自慚形穢的羞恥感。單靠傑出作家或藝術家,並不能阻止閱讀人口流失和藝文環境崩壞,是政府應該務實而非務虛,積極主動地面對並解決問題。而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太多了。

無論經濟能力多強,和強鄰相比,台灣確是小國。但這是有兩千三百萬以上人口,其實一點都不小的「小國」。我們若想突圍求生,就更應該發展文化並強調文化,而非一味和人比拼經濟,最後落得失去自我。

我很難不把挪威當成模範。就以我所熟知的領域,鋼琴家安斯涅(Leif Ove Andsnes)為例。原先我對他並不看好:他年輕時的錄音雖然「不錯」,卻不到「出色」,而以嚴格標準而言,那其實也就是「普通」。當時也年輕的我,認為再過幾年,或許就聽不到安斯涅的演出了吧!

但萬萬沒有想到,安斯涅可是一路成長,技巧音色都愈來愈好。不只唱片等身、獲獎無數,安斯涅曲目寬廣,從巴洛克到當代音樂皆有涉獵,堪稱穩健步向大師之林的中生代名家。

安斯涅是如何成名的?他僅得「歐洲電視青年音樂家年度比賽」冠軍,而非顯赫國際大賽首獎,年輕時甚至也沒有凌厲快意的超絕技巧。曲目雖有個人特色,卻也稱不上令人驚艷。成名或許還算容易,能持續進步至今,直至舉足輕重的樂壇俊彥,他究竟有何獨特之處?

「我最大的幸運,其實在於我來自一個小卻支持我的國家。」在訪問中,安斯涅倒是坦白:「像我這樣的人,要是生在古典音樂大國,大概根本就出不了頭;正因為我在小國挪威,得到注意並不難,而大家都給我支持鼓勵:政府給我補助,電視台轉播我的演奏,更重要的是挪威民眾持續來聽我的音樂會,讓我能累積演出經驗、持續成長。」

換言之,機運和努力固然重要,安斯涅能有今日,關鍵仍是家鄉政府與愛樂者的支持。如果挪威只是等待外邦大師來訪,吝於給予本地新秀機會與協助,安斯涅也無法自不斷演出中茁壯。挪威願意用心投入,自然也就培養出如安斯涅一般的名家,最後造福自己也造福世界—而那是一個人口僅五百萬的國家。

挪威不同於台灣,沒有虎視眈眈的強鄰。但無論鄰國有多強大,總也管不到我們如何推廣藝文、培養閱讀人口、健全出版市場、厚植文化實力。該做的事情沒做到也沒做好,坐視已有的文化成果逐年崩壞,卻一味強調其實不可能比得過人的金錢利益和助長土豪價值觀—當台灣在文化上都不是塊招牌時,其實也就是徹底失去主體性之日。

這無關仇中或恐中,而是關乎自我滅亡。

支撐自由的並非放任,而是責任。不就現狀審慎評估,純以過去經驗倡論無設防的全面開放,不只危險,以當下局勢而言,更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容我再說一次,就藝文而言,台灣還是不斷出人才,而且不乏世界級的頂尖人才。如何鞏固並增進台灣在華文世界的文化高度,絕對是當務之急,也是我們最強而有力的自保籌碼。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但時間不等人,我們已經沒有一分一秒可以浪費。

*作者為知名樂評人、主持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