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 民主自由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4年3月9日

這個學期我請了林毓生教授來城市大學，講授近代西方思潮與民主自由的真諦，同時聯繫到中國近代思想受到西方思潮衝擊之後的發展與演變。認識林先生已經很久了，先是從他的英文大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的激進反傳統主義》（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1979）知道他思辨能力極強，而且對於思想概念的分析力求精確，抽絲剝繭，時有獨到的慧見。他是殷海光的得意弟子，承繼了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精神傳統，又在芝加哥大學求學，親炙海耶克、希爾斯等自由主義大師的教誨，深受影響，對韋伯探討的資本主義前景有十分深刻的認識。這十多年來，和他接觸日多，在思想探索及興趣愛好方面，不但愈來愈談得來，而且品味一致，相對莫逆，成了忘年至交。

林先生是我在台大的學長，同受教於殷海光先生，不過，受教的情况大有不同。他是直接受教，有過耳提面命的教誨經驗，我則是與殷先生坐在同一間課室，間接受教。有一次他問我，怎麼個「間接受教」法？我就告訴他，那時殷先生受到國民黨迫害，不准發表文章，不准議論時政，不准教課，也不准接觸學生。他的消極抵抗之法，是讓自己調校出來的青年教師上台講課，自己坐在同學群中，正襟危坐，「監督」授課內容。我們上了一年的邏輯思想課程，殷先生也就坐在課堂裏，整整沉默了一年，不知內心作何感想。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面色嚴峻，棱角分明，有如刀削斧劈，像一尊羅丹的青銅雕像，而且不是蹲踞着思考的思想者，是一尊我想像中挺立於風雪暴虐的「思想者」。林先生聽了，想到老師竟然遭到如此橫逆的境遇，不禁神色黯然。也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段同門師承關係，他此後不准我再叫他「先生」，要我直呼其名，以示我們是同門兄弟，更是趣味相投的好朋友。

林毓生講課，申述民主自由的精義，不只是細讀西方思想家的原著，深入探討原本的哲學意義，還聯繫到中國近代的歷史環境，分析思想觀念在具體運作中是如何展現的。他講西方對民主的認識與討論，有其實際的歷史進程，經歷了好幾百年的實踐與調適，從錯誤中汲取經驗，並非只有理論就可以操作，就可以直接運作，萬事大吉了。民主意識傳到中國，當然是好事，但是，國民參與民主議事的素質還很不夠，只學了外國的皮毛，妄想一步登天，是很不實際的。

他拿台灣的民主選舉為例，認為表面上看，一人一票，全民都有投票權，每個人都有發言權，似乎和歐美的民主同步了，但是實踐情况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涉及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政客們根本不考慮長遠發展，只管眼前利益，以極端煽情的政見鼓動群眾，造成對立衝突，從中取利。問題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體系，完全崩潰之後，突然從專制獨裁跳到民主共和，老百姓沒有民主議事的修養，在實際政治運作上完全不講規矩，無法無天。他講着講着生氣了，說台灣的傳媒是有新聞自由的，可以為民喉舌，理性探討民主運作，結果卻是全世界最壞的，對世界大事漠不關心，只會鋪天蓋地報道雞毛蒜皮，嘩眾取寵，搗亂生事，一點新聞道德都沒有。

批評了一通台灣，他又想到大陸的情况，說毛澤東宣揚的人民民主專政更壞，什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全是打着民主幌子的政治鬥爭，唯恐天下不亂。毛澤東喜歡鬥爭，說什麼「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鬥得天下大亂，這還得了！中國民主的路途還遠着呢，還得經歷很長的階段，要吃很多苦，還不知道能走到哪裏。下了課，我跟他開玩笑，說現在廣告流行一句話，說「不是最好，而是更好」，而海峽兩岸的民主情况，則「不是最壞，而是更壞」。他聽了，嘆了口氣，搖搖頭，滿頭銀亮的白髮飄起來，像一面嚮往民主自由的旗幟。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著有《行腳八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