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十分的不願意，每一年的起始，都要寫一篇悼文，前年是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上年是大島渚，今年則是匈牙利的電影大師Miklós Jancsó（米可洛斯‧楊素）。
無獨有偶，他們三位都是念法律出身的，莫非念法律而不想做律師的，當真的會關心歷史、公義與藝術？想當下，要撤換一個念法律的報章總編輯，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說法，是會引來何等的風波。
又走了一個。對我來說，只剩下8個了，他們分別是Erice、Godard、Herzog、Kiarostami、Malick、Resnais、Tarr、Wajda。很遺憾，近世代並沒有人升呢。
他90有2，算是長壽，死於肺癌，當然與長年吸食煙斗有關。他導演的作品，長、短、紀錄片共81，最後一部作品創作於2012，算是老當益壯。
楊素對於香港人來說，非常的陌生，主因是他的電影很難作世界性商業發行，電影節的專題放映，在我的印象中亦從未有過，DVD的發行也很有限，他後期作品的評價比較兩極，若果來年HKIFF搞一個專題放映，當可認真研究。
我們認識他，主要是從60年代中至70年代初的4部作品入手。先旨聲明，此文含有劇透，但那又如何，楊素的作品不親身體驗過，根本不明所以言。
1966年《圍捕》（The Round-Up）
1869年的匈牙利，Kossuth的民族運動被粉碎，奧地利的霸權重新確立，但游擊隊們仍然進行暴力反擊行動。軍隊為了剷除游擊隊，圍捕嫌疑犯，並囚禁他們在一個孤立的堡壘。當局對誰是游擊隊的首領，一籌莫展，但相信必在囚犯當中，他們有效地利用當中背信棄義的無間道，運用強制的手段，要引蛇出洞。
這只不過是楊素的第5部長片，他已經可以揮灑自如地，運用純熟的長鏡頭，漂亮地說着一個「維穩」的故事。長鏡頭不是新鮮的事，希治閣在1948年的《奪魂索》（Rope），已可以用10鏡頭完成80分的長片。不過希翁以困室為場景，感覺比較舞台化，楊素是以匈牙利的平原為舞台，效果開揚，感覺十分獨特，開創另一種的美學語言，比安哲羅普洛斯的《36年的日子》還要早6年，對同胞貝拉‧塔爾（BélaTarr）的影響更是自不待言。
1967年《紅軍和白軍》（The Red and
The White）
1919年，匈牙利共產黨紅軍協助布爾什維克，打擊白軍Czarists。伏爾加河畔的一座修道院和醫院，分別在不同的時段，被雙方交替地接管。俘虜們或被處決，或被脫掉衣服，送進森林。白色Cossack軍官殺死匈牙利兵，立了功，可是當他試圖強姦一名擠奶女工，卻被他的上司槍決。在醫院裏，白色軍官下令護士們穿著華服，在樹林跳華爾茲。一名護士幫助紅軍，白軍卻指她叛國。紅軍聯群結隊，士氣高昂地唱着《馬賽曲》，壓倒性地衝下山坡殺敵，卻被殺過措手不及。
奇片中的奇片，沒有主角，英雄式的人物從鏡頭的這邊廂出現，很快卻在那邊廂死亡，戰爭混亂、隨意和荒誕。自喻堅強不死身，下一個鏡頭便藏身英雄塚。最後一個鏡頭，一位白軍揮刀肅立，潛台詞是難逃一刧。
鏡頭的移動，人物的調度，簡直如流水行雲，賞心悅目，觀影就是一種樂趣。
1968年《沉默與哭泣》（Silence and Cry）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匈牙利的共產黨短短的統治了幾個月，受制於民族主義的反革命，極右的海軍上將Horthy上台為國家的法律主管。短命的匈牙利紅軍要逃避秘密警察和皇家憲兵的追捕，如果被抓住了，可以不經審訊而被處決。一前紅軍的士兵逃往大平原的一個農場，被兩個婦女照顧，並且受他童年時的一個朋友，現在是皇家憲兵的指揮官的保護，他可以安全地隱藏在秘密警察的視線之外。然而，他卻發現該兩婦女偷偷向其一的丈夫及家婆下毒，他必須作出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要麼保持沉默和保留自己的性命，要麼報告其罪行，但這也將意味着他難逃一死。
沉默與哭泣，不可兩者兼得。結尾他向童年密友放的最後一槍，亦是作者的態度所在。
1972年《紅色讚歌》（Red Psalm）
1890年代，在匈牙利平原，以小農民的起義為故事的中心，描述他們面對嚴酷的打擊、反抗、壓迫、道德和暴力的現實。電影的匈牙利文原名Mégkéranép，意思是And the People
Still Ask，是出由詩人Sándor Petofi的作品。
他憑此奪得康城最佳導演獎。楊素在此片更進一步，把歷史全面抽象成Mise-en-scene，以天地作舞台，人物在詩歌中起舞，配合他別樹一幟的鏡頭Choreography，宛如楊式的歌舞劇。
除了標誌性的長鏡頭外，裸露的身體，與槍枝、軍刀、軍服抗衡，亦常是他的意象之一。強烈的對比，高反差的隱喻，槍與玫瑰，肉身多麼的無助。4個故事都是在平原的追逐，在一望無垠的地平線上，看似遼遠廣闊，不着邊際，實則無遮無掩，殺機四伏，在平原上捉迷藏，何其弔詭，何其淒美。
塔爾稱楊素為「匈牙利最偉大的電影導演」，在世界電影史上，他又何嘗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留給世界影迷的傳世作品，可以穿梭時空，肯定不會被時間遺忘。
Rest in Peace，安然息影。
張知行 - 悼：無法對抗的殘酷——米可洛斯‧楊素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9日
【明報專訊】當我剛知道米可洛斯‧楊素（Miklós Jancsó）離世的消息，腦海突然浮現的是《紅軍與白軍》（The Red and
The White，1967）結局一幕，在河套上一列又一列整齊的軍隊，最遠處還有一隊正在沿河邊走着的軍馬；畫面最前方的一排屬另一方之士兵徐徐步下山坡，幾聲槍聲過後，他們霎時成為了以卵擊石的犧牲品，他們的生命猶如被整個場景吞噬了一樣。楊素的離世立刻提醒我，如斯殘酷的電影美學相信已一去不返了。
《紅軍與白軍》的雙方，相信是在電影所見戰場上差別最少的雙方，沒有哪一方是正義或者邪惡，整部電影基本上找不到任何紅軍和白軍之間有任何實質的分別。他們所作所為都是一樣，逮捕對方後就勒令對方脫衣，然後把對方處決。在《紅軍與白軍》，生或死、戰勝和戰敗，亦無甚實質的區別，你永遠感受不到戰勝或倖存者的喜悅，而戰敗或被凌辱者，從他們的臉上也看不到一絲哀傷。
壓倒勝的一方
《紅軍與白軍》幾乎無差別的雙方，同時亦展現出楊素電影世界中最極端的分別。在楊素的電影中，經常只有完全壓倒勝的一方，面對着毫無還擊之力的一方。紅軍與白軍雖然是對戰的雙方，但幾乎找不到任何所謂對戰的時刻，只有一方突然之間用槍指着另一方，然後就把另一方通通處決；仁慈或有趣一點，就給對方15分鐘逃跑，才慢慢策騎追趕將對方一一殺死；當把對方殺盡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已被另一方包圍，這樣互相處決、互相凌辱的情節不斷循環，重複到只要稍不留神便搞不清究竟是誰在殺誰。
壓倒勝的一方面對毫無還擊力的一方，在《紅色讚歌》（Red Psalm，1972）有更極端的描述。《紅色讚歌》全片有26個長鏡頭，大部分都是長時間而巨細無遺地描述抗爭一方頌詩、歌舞、手牽手、甚或赤裸裸地和平兼快樂的抗爭，但一片歌頌聲和歡呼聲卻只消一刻便被軍隊圍住在槍聲徹底地消滅了，那突然而來的悲劇卻找不到任何可憐或者悲哀的感覺，彷彿發生過的一切也在槍火下完全消失了。
沒自由的大草原
楊素的電影通常只有很少的建築物，配以極廣闊的大草原，從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卻看不到一點自由，只有找不到任何出口的迷惘。楊素的電影中經常出現各式圍堵的情節，圍堵可以靠速度的優勢，如快速的騎兵；或者武力上的懸殊，如被槍威脅下的圍堵；在《對抗》（The Confrontation，1969）中，則只要幾個年輕人手牽手，就可以超現實地圍堵數以十計以至百計的人。楊素的電影經常有着對抗的雙方，但無還擊力的一方總可以超出我們想像地更徹底的失敗告終。
楊素甚為多產，曾執導數十部電影，憑《紅色讚歌》於1972年康城影展獲得最佳導演殊榮，大多數作品以匈牙利不同年代之歷史為故事背景，絕對是東歐電影的代表人物。
文 張知行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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