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

楊渡 - 二二八事件67周年: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

世紀版   明報   2014228

編按:今天,是台灣二二八事件67周年。回顧逾半世紀前的傷痕,台灣著名詩人、作家楊渡記錄一個個受害者的故事,為香港讀者梳理史料,經編輯精選內容載錄,鑑古知今。

67年過去了,台灣也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政治的作用已不再,我們反而能從更遠的歷史的距離,用安靜而理解的眼光,重新凝視這一段歷史。因為在長遠的「時間之鏡」下,我們都只是大歷史的一個倒影,我們沒有仇恨的本錢,只有互相悲憫的觀照。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續台灣光復後所有社會矛盾的總合,也是反映出一個殖民地社會如何回歸轉型的艱難歷程。它既有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如何重新融合的課題,更有各種階級矛盾、族群衝突,以及殖民文化之殘留如何轉化等的交纏糾葛。

1930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1931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沉寂。直到1940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對台灣人來說,這50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光復之初,台灣人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

二二八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着破包袱,扛着舊槍、後面帶着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裏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着勝利者的傲慢,也帶着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分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

國軍素質在大陸已經是惡名昭彰,在台灣也未曾稍有改善,加以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手下有所謂「四兇」,以統制物資之名,行橫征暴歛之實,惡行惡狀,大至金融匯率、所有貿易、米糧物料,小至民間小小煙酒營生販賣,都要以統制管理為名,剝幾層皮。再加上工業經濟崩潰,戰後由南洋回台的原台籍士兵失業,流落街頭,只能做做街頭小販,卻還得被取締抽稅,查緝沒收,簡直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賣香煙的婦人林江邁只是一點星火,不料她卻點燃了整個火藥庫。林江邁長得瘦小,丈夫早逝,婆家貧困,從桃園來台北賣香煙,賺取微薄的生活費用。她的孩子都留在鄉下讀書,唯有女兒林明珠因為重男輕女觀念,覺得不必讓她讀書,於是帶來台北作伴。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實施煙酒專賣制度,所有煙酒皆由政府專賣,民間不得私營。1945年光復後,管制一度放鬆,民間開始私自經營,小做小賣,以渡過失業的難關。不料國民政府竟維持舊規,不僅實行煙酒專賣,還加強取締民間小販,這引起很大民怨。林江邁是在重慶北路、圓環一帶兜售香煙為生。當時私煙是用一個木盒子裝着,以一條帶子兩頭拉住,捧在胸前,到處走動兜售。227日這一天傍晚,緝私煙警到處查緝,到了萬里紅酒家附近,煙警五六個人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機警的煙販都跑了,只有林江邁手腳較慢,被抓了。抓住她的人叫葉得根,沒收香煙盒,準備整個拿走。取走煙盒子等於沒收了她的營生,她大哭起來,跪在地上,拉住煙盒子不放手。這煙警竟用槍柄一把打倒她。林江邁當場噴出鼻血,昏倒在地,她女兒在一旁哭泣,呼叫媽媽。旁邊圍觀的人群,眼看如此欺侮可憐孤兒寡母,莫不激憤,群情激動的圍住煙警,想搶回香煙。幾個煙警更緊張了,一心只想掙脫包圍,就向前衝,往淡水河的方向跑。群眾在後面追。其中一煙警叫傅學通怕被追上,回手就開了兩槍。不料其中一槍竟打死一個當地20歲青年陳文溪。群眾更加激憤了,一起喊「打死人了」。延平北路一帶的人群呼喊起來,整個衝突就爆發了。

台灣早已像一個憤怒的火藥庫

煙警逃向延平北路的警察局,人群隨後衝入,但他們已把煙警轉移到警察總局。群眾再追到警察總局,他們又轉移至憲兵隊。人群憤憤吶喊「嚴懲兇手」,無效,只能在憲兵隊外抗議。次日,由死者家屬和抗議民眾所組成的遊行隊伍,約有兩三千人,從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出發,沿路大鼓助陣,高喊「嚴懲兇手」。先至太平町警察派出所抗議,再轉至台北煙酒專賣分局,他們衝入其中,毆打數名職員,有二人致死,再拿出煙酒存貨,焚燒抗議。高喊「打倒陳儀腐敗政權,嚴懲兇手」。隨後,轉往煙酒專賣總局,由於大門緊閉,人群在外牆貼上標語,就轉往現在位於忠孝東路的行政長官公署抗議。不料人群才剛剛在行政長官公署站定,架設在公署樓上的幾挺機關槍就開始掃射了。有七八個人中槍倒地,有人受傷驚逃,群眾潰逃散開。有些群眾憤怒難平,無處發泄,開始在街頭尋找外省人,加以毆打。另有一股群眾,較有頭腦,向位於新公園的台灣廣播電台出發,想突破新聞封鎖,向全台灣廣播。

廣播電台的台長林忠一看群眾如此之多,不敢多說,很快放棄對抗。此時一個原本在廣播電台工作的台灣人職員,協助他們使用電台設備,向全台灣放送,並號召全台灣民眾起來反抗。廣播一放送,全台怒火齊發,大暴動就此開始了!

暴動是由台北開始的。28日行政院前的機槍掃射後,民間死了許多台灣人,民怨大爆發,衝突立即升高為報復性的省籍衝突。商店罷市,工廠停工,學生罷課,群眾三五成群,在街頭圍堵外省人,只要不會講台語或日語者,即加以毆打報復。許多外省人紛紛走避,找台灣人朋友家躲起來。當夜陳儀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着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暴屍街頭。

31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陳儀當場接受「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並以廣播宣布31日晚12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合組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但衝突事態並未緩和。

全台灣各地的暴動不斷爆發。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慘重。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

二二八之後的肅清

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是偶發性的暴動。然而,一場偶發性暴動竟能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政府部門中有許多台籍警察、公務員等,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歧視的待遇而不滿,事變一發生,即作為內應,內外夾攻。也正因為它是偶發性暴動,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况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武力支援不明,無法即時組織起來。

更慘的是二二八之後的肅清,許多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知識精英、民意代表、抗日領袖、地方士紳,甚至文學作家、醫生、藝術家都遭到毒手。嘉義畫家陳澄波突然被抓走槍決,就是一例。參與反抗的各地領袖,有不少人被逮捕槍決,其餘參與者則遭到通緝。台中的領袖謝雪紅及其幹部,台北市處理委員會的一些領導者,有多人流亡至香港,再轉大陸,投靠旅居大陸的台灣人。人們開始思考如何反抗暴政,打倒國民政府。整個台灣反抗運動,於是走向下一個階段。

台灣民眾認知到有「兩個祖國」,一個是國民黨的「白色祖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台灣自日據時期即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台共等左翼社會運動組織,雖然有一些領導者流亡大陸,但台灣的社會基礎仍在,在反抗暴政的前提下,台灣的反抗運動與大陸合流,成為國共內戰的一環。像農民組合領袖簡吉,就擔任中共地下黨的山地委員會負責人。二二八的結果,是讓反抗運動徹底走入地下,並與國共內戰合流。到了1949年底,國民政府從大陸潰敗遷台,為了保住台灣,蔣介石展開新一輪的清鄉,大量逮捕所謂「匪諜」嫌疑者。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原則下,所有與地下黨有往來的人,不管知情與否,一律牽連逮捕。舉凡青年讀書會、被密告思想有問題的人、嫌疑人連絡過的親戚朋友等,都被逮捕入獄,株連之廣,手段之殘忍,讓整個社會陷入恐怖。有些青年只是閱讀1930年代魯迅、沈從文小說,被密告,即被判感化3年,期滿再加3年,坐了6年的牢,連一個罪名都沒有。

當時「白色恐怖」這名詞還未出現,人們無以名之,更且這些被逮捕者大多與二二八有牽連,從民間角度看,這整個歷史是延續的。民間於是以「二二八事件」為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這一段歷史命名。這便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被形容為數萬人的原因。因為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相加,確實超過數萬人。

1950年代後,戒嚴體制鎮壓了所有異議的聲音,二二八成為一個禁忌的名詞,不許民間或任何媒體加以討論。然而這是一個暗傷,一個永遠無法痊癒的傷口,它是台灣人心中永遠的痛。只要召喚它,那百年來被壓抑在地底的無奈與悲苦便傾泄而出,召喚出集體的傷痛,進而凝聚出力量。乃至於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民主運動,二二八事件都是反對運動的政治動力。

直到台灣的民主化逐步實現,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步公開,整個社會終於直面了這一段歷史。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公開道歉,同時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以公開立法賠償受難者和家屬。整個二二八事件的傷痛,才慢慢平息。

(篇幅所限,文章原文近萬字,經編輯選錄)

作者簡介: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筆、輔仁大學講師、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現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著作有十數種,近著詩集《刺客的歌》。

文.楊渡  編輯:袁兆昌

梁文道 - 殺一個人就夠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8日

「They can't kill us all」。沒錯,他們沒法把我們都殺光,因為他們從來都用不着把我們都殺光。他們只需要砍幾個人,慢慢地,一個個來。

1996年5月14日,時任《凸週刊》的梁天偉教授被人斬斷左前臂。1998年8月19日,當時還在商業電台工作的鄭經翰被人砍斷雙手和盆骨,商台為此還提出過三百萬元的緝兇懸紅。2005年,則先後發生過《蘋果日報》採訪車被淋天拿水,《壹週刊》記者被打;《東方日報》記者則收到陷阱式「報料」,到場後被人圍毆。從2005到2006這兩年裏,《明報》、《蘋果日報》、《新報》與商業電台還都收過含有「山埃」粉末的恐嚇信;《明報》更發生了小型炸彈爆炸案,傷了兩名員工。2008年1月28日,黎智英的住宅遭到燃燒彈襲擊。去年6月3日,還在做《陽光時務週刊》出品人的陳平就在雜誌社樓下被人用木棍襲擊。同年的7月30日,《AM 730》社長施永青在駕車途中被人截停,鐵槌擊毀了他坐駕的車門玻璃。數完了嗎?其實還沒有,因為這十幾年間還有黃毓民店舖被淋紅油等各種早已被人遺忘的「細case」。

這一切案件可以總結出兩個共通點:一、它們全是針對傳媒機構和傳媒人的襲擊;二、它們幾乎全都懸而未破。任何人看到這兩點歸納,大概都能輕易地得出結論:傳媒人是可以斬的,傳媒機構是可以被暴力對付的;而且還用不着承擔後果。

所以問題實在不是能不能這麼幹,而是要不要這麼幹。

那些人針對不是全體傳媒,他們的目標是一個個人,一家家機構。他們想要警告你、恐嚇你,他們需要發洩、需要報復。困難的是我們從不曉得他們在警告什麼、報復什麼,答案只能讓受害者自己琢磨,看看自己最近說過什麼做過什麼。這是種黑暗邏輯。沒有明確的方向,就算同行抱着「他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的團結壯志,每個人也只能自己思忖度量,一個人去承擔走過地雷的恐懼與疑慮。最後,一個可以任意對付的傳媒圈子自然也是個心事重重的圈子,一種針對「個別」的恐怖達成了全體的恐怖。

陶傑 - 昔白今黑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8日

明報總裁,前總編輯劉進圖被兇徒狂斬之日,明報剛好刊登了副總編輯阮紀宏的一篇專論:「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明報這篇專論指出:香港的新聞業,在「港英」時代有限制,現在你看,今日特區,新聞自由空前高漲,出來遊行示威的,都是「杞人憂天」。

明報的運氣不大好。專論一刊登,還在網絡散發,劉進圖君即刻倒卧血泊。第二天,在「新聞自由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氣氛裏,這張報紙的招牌套了黑。

跟幾個知識份子閒聊──他們有一兩位,還認識劉進圖──我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知識份子請教:既然明報歌頌今日香港的新聞最自由,其僱員遭斬了,為什麼第二天又套黑了官方報頭?劉君遇斬,有許多愛國人士說,「未必與新聞自由有關」,而是出於「私人恩怨」。如果因「私人恩怨」,報紙不應為其私人的行為因果負責,為什麼套黑了報頭?

報頭套黑,即是為香港的新聞自由而哀悼了,既哀悼香港的新聞自由,那麼你前一天,卻很權威地告訴我「香港新聞業有史以來最自由」,那麼我該相信你前一天的歡呼,還是該相信你廿四小時後今日報頭套黑了的憤慨和哀悼?

幾位知識份子聽了,有的不說話,有的冷笑。

我先舉手投降:「不要帶偏見,我對政治是非沒有興趣,我只想探討一個很普通的商品邏輯問題。報紙一份七元,十分昂貴,純粹由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報紙是『意見領袖』,你的立論,想令讀者相信。如果我今天用七元買了一份對新聞自由哀悼以報頭套黑的報紙,但是二十四小時之前你卻告訴我完全相反的觀點,那麼昨天的那七元,你是否應該回水呢?」

其中一個,沉默良久之後,說:「這是一張標榜中國人的報紙,這是中國人眼中的客觀平衡。文化畢竟不一樣,你如果思想太親西方,會帶有偏見。中國式的客觀平衡,昨天還是白的,今天忽然黑了,你學習一下包容吧。」



Vic:補充資料,阮紀宏一文2月26日刊於明報「觀點」版,而阮目前應該並非任職於明報。維基百科資料如下:

阮紀宏,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香港資深媒體人和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駐北京記者、《香港商報》副總編輯,以及《明報》副總編輯兼副主筆,筆名為「戴鬍子」。民建聯黨員。

阮文立論荒謬,顯而易見。明報不時刊登中共港共的垃圾文章,是否以為這樣便算「客觀平衡」,呈現「多元觀點」?這種做法是否可取,讀者可自行判斷。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明報社評 - 不容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

2014年2月27日

【明報專訊】《明報》今天的報頭以黑色刊印,因為昨天是香港新聞界最黑暗的一天,《明報》前任總編輯、現任世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遭兇徒襲擊,身中6刀,經醫生搶救後,傷勢仍然危殆。兇徒在光天化日之下鬧市之中施襲,手法冷血,公然挑戰法治社會,我們強烈譴責這種行徑。這宗兇案事前並無任何徵兆,以劉進圖的工作崗位和性質,難免使人往新聞的方向聯想;特首梁振英與一衆高官譴責暴力,警方正在全力調查,顯示當局高度關注此事,期望警方盡早緝拿兇徒歸案,讓襲擊真相大白,避免出現更多無謂揣測。

劉進圖遇襲被斬
兇徒挑戰法治社會

這宗兇案,有4點值得注意。(1)兇案前無任何迹象,劉進圖並無向同事或家人透露過因為工作受到威嚇,《明報》也未接過外間對報道和其他內容有什麼不滿;(2)從兇徒的作案手法,他們顯然跟蹤監視過劉進圖的日常生活,然後擇時擇地行兇;(3)兇徒選擇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下動手,視法治如無物,有恃無恐之情狀,使人震驚;(4)從劉進圖的傷勢看來,兇徒集中斬他的雙腿,手法顯得有意識而殘忍。

從上述4點看來,劉進圖早成為一些人要對付的目標,但是兇徒在暗處、他在明處,根本無從防範;所以,這宗兇案,雖然尚未知道緣由底蘊,但是事態使人震慄之處,在於:若一個人成為斬殺目標,會在自己、家人完全不可知的情况下遇襲;劉進圖做新聞工作,遇襲原因未知,但是此事對其他新聞工作者的心理,肯定構成影響,以劉進圖的身分和遇襲的事實,其他新聞工作者因而產生恐懼感,是很正常的事。

香港是法治社會,絕對不能容忍罔顧法紀的行為,對付劉進圖的人,處心積慮,部署周密,公然挑戰法治,案發之後,梁振英與一衆高層官員高調表態,譴責暴力,要求警方全力緝兇,把兇徒繩之於法。特區高層表態,警方把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調查,反映當局對這宗兇案極其重視,以官員的權位和警方的職責,此乃應有之義。不過,按過去涉及傳媒的案件,不少仍在懸案階段,今次能否破案,對警方而言是一大考驗。

這些年來,涉及傳媒的襲擊等案件,例如1996年雜誌社社長梁天偉被斬至左手將斷,需做接駁手術;1998年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鄭經翰被兇徒狂斬手腳;近年多名傳媒機構負責人遇襲;有傳媒機構屢遭刑事毀壞,包括2005年《明報》編輯部接獲炸彈郵包及恐嚇信的案件等,都未破案。以《明報》的炸彈案為例,當年政府高層也是高調表態關注,時任特首曾蔭權親自到《明報》,給編輯部等報社員工打氣,並承諾警方全力緝兇,但是現今此案已經成為懸案,究竟當年是什麼人要對付《明報》,至今仍不知道。

本港傳媒遇襲
很多仍屬懸案

長期以來,當局以香港是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引以為傲,事實上,以本港的犯罪率,相對於倫敦、紐約等大城市,都較低,破案率處於高水平,因此香港的安全城市美譽,乃實至名歸。不過,本港過去發生涉及傳媒遇襲的罪案和破案率,若有所謂「新聞安全城市」,香港在這方面有落差,起碼新聞工作者未感受得到。我們重提包括《明報》炸彈案,並非旨在翻舊帳,而是提醒警方,這類案件隱蔽性甚高,需要更仔細排查,才有可能找到蛛絲馬迹,才有機會循線索破案。正如過往一樣,今次劉進圖遇襲,《明報》將竭盡所能,包括懸紅100萬元,鼓勵知情者向警方提供消息,協助警方緝拿兇徒,把兇徒及相關人等繩之於法。

梁振英與高層官員相繼高調譴責暴力,責成警方盡早緝拿兇徒歸案,顯示本港絕對不會容忍任何暴力行為的決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不過,連同劉進圖這宗襲擊案,近期部分傳媒機構和個別傳媒人士發生的事,對新聞工作者已經起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感受,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漸行漸遠,不知道工作上什麼時候會在政治、經濟(廣告)等方面,被認為有問題而遭受處理。就此,新聞工作者履行職責,堅持如實報道,固然是維持新聞自由核心價值所必需,而新聞界處此風雨飄搖之際,若政府在政策措施給予新聞工作更多空間,藉此宣示政府帶頭重視新聞工作,這種無形支持,對消弭新聞工作者的恐懼感,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陶傑 - 寄劉進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7日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遭暴徒刀斬,性命垂危,香港正式進入第三世界的黑暗時代。

劉進圖是香港大學的法律系畢業生。他的志願卻是新聞系。二十多年前我初識劉君,發現他頭腦冷靜,有法理訓練,做新聞的偵查報道,是很理想的人選。

劉君很熱愛新聞工作,源於他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他曾出任記協主席,在公園的論壇高呼維護香港的自由。我那時私下與劉君時有見面,我告訴他極權之恐怖與殘酷,是一個香港唸英文書長大的優才生難以想像的。我說,做好中國人社會的新聞工作,必先熟知中國歷史。

劉進圖後來調去鄰近地區當駐外記者,為期兩年。那時我已與他不常見面,暗自為他擔心。不久之後他回到香港,昇任主筆、總編輯,而且在特首「選舉」期間與之後,有許多獨家新聞。我為他高興之餘,也希望他明白,一旦陷入中國式的醬缸社會,影響一些人的權力,處境可以很危險。

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明顯蒙上政治陰影。劉進圖是最近的風暴的一位主角。我與他近年少見,在報紙和網絡看見他的動態,我相信以他的機智和冷靜,會渡過香港的政治危機。

香港已經不再是英治,但是香港許多知識份子,仍以英治時期的思維意識估量形勢。在西方文明的區域之外,少有理性的餘地,也不太是講道理的地方,一切講金錢和權力。香港像一隻脫軌的衛星,毫無例外,向宇宙黑暗的深夜漂浮。

劉進圖是一個勇敢的人,此刻他在生死線上掙扎,我們都為他祝禱,伸出手來,想抓緊他的手,希望他努力,拚一口氣,也抓緊我們,他越界夠多了,不要越過這條線,在微弱的呼吸之中,尋找生命的光芒,劉進圖君,你聽到我們的呼喚嗎?請你守住,不要放棄,不要滑落而茫然失蹤在那星夜無際的黑色海洋。

2014年2月26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光譜分析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2月26日

二月十二日,香港商業電臺突然辭退時事評論員李慧玲,另一著名評論員吳志森撰文痛言:「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這樣的文字,實在令人痛心。

「輿論光譜」不是中文,而是英文the spectrum of public opinion的方塊字寫法。英文因「光譜」(spectrum)有七彩,往往用以比喻「一系列」或「包含不同部分的整個範圍」。第二版《朗文當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以下一句的翻譯很好,只是必須刪去「眾說」二字:「There's a wide spectrum of opinion on this question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中文不會說:「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光譜很闊。」

《大宋宣和遺事》利集戴:北宋末年,每逢金兵南犯,形勢危急,城門緊閉,朝廷就會下詔廣徵民意,求治國之道;到金兵稍退,進言者就不獲理會。所以當時有民謠說:「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路」和「光譜」都是比喻,而「香港言路越縮越窄」比「香港輿論光譜越收越窄」更能達意:路窄了,自然就難容人;光譜收窄了,依然還會有七彩,而那七彩的大小比例也不會變,否則就不能稱為「光譜」。可見「輿論光譜越收越窄」八字,根本不能表達吳志森的意思。

大陸、臺灣的現代漢語人,同樣喜歡說「光譜」。請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數據時代的輿情研判和輿論引導》一文:「正派老百姓的命運,受分據社會光譜兩頭的少數人──最優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臺灣《遠見雜誌》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舉辦的一個論壇則名為「不同政治光譜透視兩岸和平共處法」。按光譜一律只有紅、橙、黃、綠、青、藍、靛青、紫七色,怎麼可能有「不同」的光譜?那樣下流的文字真難明白。

《宋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哲宗皇帝年間,正派朝臣分為三黨,互相排斥:「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史家不會說:「群賢在朝、不能不分政治光譜。」

《孟子‧離婁章句下》說,賢者必須教育不肖者,否則兩者就沒有多大差別:「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孟子不會說:「社會光譜兩頭的人──賢和不肖的人之間,只會餘下分寸的距離。」

中共新聞網不說「正派老百姓受社會上賢不肖兩股勢力左右」,《遠見雜誌》不說「各政治黨派論兩岸和平共處法」,原因我只能想到一個:他們要誇示自己懂得spectrum一字。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陳沛敏 - 港鐵運人,還是運畜牲?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6日

繁忙時間搭港鐵,是體能、耐性與修養的考驗,挑戰程度雖遠不及四小時內完成渣馬,但搭港鐵,可是香港幾百萬人每日的試煉。

首先,在嘟、嘟、嘟的訊號聲中,你要趕在車門關上前一刻,把自己的軀體塞進車廂。千方百計也上不到車嗎?那不用蘇錦樑教,除了「等多班」或者「等多幾班」外,還有其他選擇嗎?

好了,終於被洶湧的人潮從後沖入車廂,接下來的數十分鐘,你要幻想自己在演《重慶森林》:「我們最接近的時候,我與他之間的距離只有0.01公分」;雖然57個小時之後,你應該不會愛上旁邊被逼至滿身大汗的陌生人。而這段奇妙的旅程,還可能加插人與人之間因碰撞而起的衝突,誤會或有心而起的非禮。

有同事日常通勤是坐東鐵綫的,他的感慨發人深省:「我感覺那不是在運人,是在運畜牲。」

港鐵過去公開的數據,一直堅持繁忙時段載客率最高僅為七成左右,但這顯然與港人每日親身經歷的實感有出入。運輸及房屋局昨晚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揭示港鐵原來一直低估載客率,高估載客量四成有多。根據最新評估,東鐵綫、將軍澳綫繁忙時間已逼爆,荃灣及觀塘綫的載客率也近100%。

香港人口增長,加上自由行旅客湧港,港鐵逼爆只會越來越嚴重。但當局繼早前堅稱香港有足夠能力承受和接待旅客後,面對港鐵載客飽和,卻只提出在新鐵路落成前,港鐵應研究鼓勵乘客提早上班、拆除部份車廂座位以增載客量的措施。

同事坐東鐵感覺自己像塞在車廂內的一頭畜牲,我本來以為他多愁善感,但現在政府竟然真的提出,不如拆掉座椅,騰出空間多塞點乘客,以增加港鐵載客量。那長者和行動不便的乘客怎辦?是叫他們不要搭港鐵嗎?

記得七十年代地鐵興建時,塵土飛揚的工地圍板上寫着「地下鐵路,為你建造」。這個「你」,應該是指香港人吧。幾十年後,香港人卻越來越覺得,鐵路公司計算的,只是如何用最小的空間、最小的成本,運載最多的乘客到目的地,然後賺最多的錢。

港鐵逼爆,已不單是純粹交通基建的問題,現在更牽涉自由行、水貨客等中港矛盾。梁振英政府在指責港人「未富先驕」之餘,沒有積極解決這等直接影響民生的問題,任由它隨時演變成激化矛盾、造成衝突的導火線,是極不負責任的。

在此誠邀蘇錦樑局長,抽空在繁忙時間跟香港人一同搭搭地鐵,體驗「等多班」的試煉。

長平 - 不怕「恩主」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6日

人言道,施恩不如施威。北京政府似乎深得其中奧妙,多年來在宣稱恩賜香港諸般寵幸的同時,間或龍顏不悅,以示威嚴。最新的一個例子是,中央政府將APEC財政部長會議地點由香港改為北京。

改換會議地點以打擊「佔中」、懲罰「驅蝗」,這只是人們的分析和猜測,並非官方的明確態度。可以確定的是,中央政府的確對香港抱有恩主心態,並且希望香港人接受這樣的邏輯、懂得感恩回報。

上周內地網站騰訊刊發專題文章《大陸人的「恩主心態」從何來》,指出部份大陸人將互惠互利的平等交易理解為居高臨下的支配,「把生意當作恩情」,對美國如此,對港台尤甚。文章分析「恩主心態」的成因,是大陸的「歷史政治條件及政治宣傳」,大陸媒體長期向民眾灌輸「錯誤觀念」,「讓一些人有了想當然的『恩主心態』的錯覺」。

正如文章所說,在中國內地,從觀念到事實,中央政府都完成了「謝黨隆恩」的建構。中共控制一切社會資源,獲中央調撥資源支持的省市才能蓬勃發展,一切繁榮都歸功於黨的英明領導。內地民眾以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邏輯也是如此。同時,官方媒體宣傳信口雌黃,動輒把正常的生意合作稱作「送大禮」,讓人真以為中國已然救世界於水火,更是解香港於倒懸。

事實比騰訊文章分析的更加殘酷。不僅經濟發展歸於黨恩,農民自己種出糧食來,供貪腐官員之餘勉強餬口,也要感謝黨的恩情。因為黨已通過歷史反覆施威:隨時可以讓你連這點飯都吃不上。官員們個個貪腐,打蒼蠅還是打老虎看領導的需要,「幸存者」當然也感恩戴德。

騰訊文章沒有說透的是,在媒體均被中共操控的內地,媒體宣傳並非只是觀念錯誤,而是黨的蓄意安排;有恩主心態的不只是普通民眾,首先是中央政府自身如此,而且它要做最大的、最後的恩主。這也是中央政府及中聯辦官員多次向香港人傳遞的訊息。

面對「恩主」施威,有香港人情緒低落、反悔言行不慎開罪中央,白白損失黃金機會,可謂中正中央下懷。如此一來,過些天再略施小惠,就可以把你治得服服貼貼。那麼香港人應該怎麼辦?我認為正確的做法是不要理睬中央政府的恩主心態,也不要猜測龍顏為何不悅,而是要以現代國家治理理念,要求一切事情都回到正常的軌道。

霧霾已經嚴重到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北京城,依靠強大的軍警暴力維持表面穩定的北京城,如何比香港更便於召開大型國際會議?先前是通過甚麼樣的程式、進行了怎樣的論證,作出此次會議在香港舉行的決定?現在又通過甚麼樣的程式和論證來推翻這個決定?損失如何計算?習慣於幕後運作的中央政府,大概沒有想到要給出更多的細節說明。香港人應該催逼特區政府進行追問,要求中央政府行政公開透明,嚴格執行各種要約。

長平
獨立評論員 

李怡 - 甚麼事情讓香港失去黃金機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6日

北京決定取消在港舉辦APEC財長會議,行會成員鄭耀棠認為,會議取消與佔中有關;亦有立會議員認為與港人的「驅蝗」行動有關,說是香港失去黃金機會。

佔中已推到年底,「驅蝗」只是一百多人針對大陸客的示威,會影響身嬌肉貴的各國財長乎?如今,香港有任何抗拒中共的行動,都成了「失去黃金機會」的罪名。香港歷來舉辦各種國際活動,都聲譽良好,包括2005年有韓農來港示威的世貿部長級會議。即使現在,仍可以問問各國財長,是否介意來一個可能有佔中或有針對中國遊客活動的香港?

周日的「企硬反滅聲」遊行,雖有超預期的6,000人參加,但只佔香港市民不到千分一,反應不算熱烈,相當多市民可能認為這是新聞界的事,事不關己。如果香港人再這麼冷漠,那麼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將會加快讓市民感覺到「關己」了。因為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的基礎,一般人的言論若得不到媒體的表達,就會被淹沒和忽視。一個人失去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為奴隸和工具。而在仍有新聞自由的地方,新聞自由的主要功能,按前美國大法官Hugo Black的經典說法,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欺騙人民的,應該還包括某些大企業和權貴。

中共官方《環球時報》繼連日發表痛罵香港「驅蝗行動」之後,昨天又公佈在大陸七個城市及香港進行的民調,據稱顯示大陸78.8%受訪者對香港的「驅蝗」行動感憤怒或生氣。香港受訪者中,不贊成「驅蝗」的也佔了59.5%;贊同的佔24.9%。

香港雅虎新聞網則在2月17日就「你支持團體發起的『驅蝗行動』嗎?」的網民投票,七日共收到471,616票,表示「支持」的佔92%,「反對」的佔7%,「無意見」的佔1%。

中共官方《環球時報》的問卷怎樣設計,我們不知道;雅虎新聞的問題卻是很清楚的。作為獨立的評論人,我們不是以民意作為是非對錯的取捨,而是根據自己的認知去判斷。但對於中共和特區政府來說,卻必須根據民意去調整政策,而媒體也有責任如實反映民意。如果多數媒體選擇報道中共官方《環時》的調查,而忽視雅虎新聞的投票結果,那麼可能會引導市民相信「驅蝗」行動是由於「激進分子和外國勢力的煽動」,又或者是「內地經濟發展較快,少數香港人心理不平衡」的反應。大陸不是沒有較持平的聲音,比如騰訊網幾天前就發表過一篇文章,批評「大陸人對香港有恩主心態」,但這篇文章很快被刪除。大陸人在官方媒體不斷鼓吹對香港「送大禮」和「表妹搭救」的宣傳下,他們對官媒訪問的反應是很自然的。香港若沒有新聞自由,未來會不會也變得像被洗腦的大陸人一樣?

去年8月,是美國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演說50周年,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在facebook問香港人:「你的夢想是甚麼?」結果逾九成的回應是:「香港獨立」。

對中國政治有點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夢想」的實現不可能,因此傳媒對這個市民的回應也鮮有報道。但現實不可能,是不是連講一下都不可以?是否做夢都不行?這就涉及我們要不要維護言論自由的問題了。1980年,台灣美麗島事件舉行軍法大審,當時的「台獨」組織早被台灣當局宣佈是「暴力叛亂團體」了,但在大審中,美麗島涉案人在法庭上提出:台灣應該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這一個屬於言論而不是行動觀點的論述,被台灣社會普遍認同,並由此打開一個邁向民主政治的局面。因為一切民主都是建基於獨立自主的社會意識,才可能實現的。

但在香港傳媒,港獨恐怕已成為禁忌,甚至連台獨都成為「罪惡名稱」了。早前有佔中人士到台灣與傾向統一派的施明德會晤,也被中共喉舌稱為與台獨分子見面。本月中旬,無國界記者公佈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下滑至61位,比起02年首次排名的第18位,12年間狂瀉43位。香港排名低於台灣、南韓。在中國排名居175位的拉扯下,香港新聞自由仍有不斷下調的空間。

當輿論這也禁忌那也禁忌,當傳媒如要盡責監督政府就會不斷受到打壓,當保護市民種種自由的新聞自由日漸褪色,香港人那時才醒覺新聞自由和自己是如此密切相關,恐怕已經太遲了。

甚麼事情讓香港失去黃金機會?不是佔中與「驅蝗」,而是打擊香港人言論自由的專權政治及其在香港的延伸。(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2月24日 星期一

馬家輝 - 貪婪之書

明報   2014224

《華爾街之狼》據說改編自真人真事,男主角經濟犯罪,坐牢後,寫書憶舊,細說從頭,賣出了逾百萬冊,更被高價買去電影版權,創造了他個人的另一「經濟奇蹟」。

這本書,其實是一本寫壞了的書。所謂憶舊,其實沒有提供太多犯罪細節,數百頁內容非常單薄,從頭到尾只充斥着一個符號和一個英文單字,以及,兩種情緒。

第一個符號是金錢符號,dollar sign$

錢錢錢,年輕的生命由欺詐與慫恿而得的金錢堆砌而成,金碧輝煌,成功之路與沉淪之路都是由一疊連一疊的鈔票築建鋪設。五千美元的一套西裝、二十萬美元的一盞水晶燈、七十六萬美元的一頓盛宴、兩百萬美元的一輛跑車、九個工人、三個廚師、兩個保鑣,撲鼻湧來的是紙鈔的氣味,香噴噴,從第一頁飄流到最後一頁。

一個英文單字是sex,或說得直接一點,是fxxk。動物性的抽插,狂亂,宣淫。白晝與黑夜,天暗與黎明,時間是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的無意義單位,把時間貫穿起來的是性愛進出的快感,以及伴隨性愛的酗毒出神。精液噴出便是生命力的噴出,射得愈遠恍如走得愈遠,而在高潮之際,頓忘時間存在。

兩種情緒是,很容易看見,貪婪,和焦慮。

貪婪是大家都懂的,愛上鈔票,愛上謊言,愛上掠奪,為鈔票而要鈔票,為掠奪而去掠奪,為了取得兩者而不斷說謊說謊說謊。用謊言把別人推下懸崖,明知道前頭無路,卻誘使別人去衝去躍,你死你事,基本假設是,假如你不像我一樣貪婪,你便不會上鈎。所以,嘿,你其實跟我一樣,你是我我是你,別怪我,要怪就怪自己。你跟我一樣壞。

至於焦慮,可別誤會,並不是憂慮道德淪喪或終會被捕被抓,而只是擔心掠奪得不夠快,恐懼掠奪得來的鈔票不夠多。於是加倍無恥掠奪鈔票並花掉鈔票。唯有在狂花鈔票的時候始能真實地感受到鈔票的存在,亦即,自己的存在。

整本書說的就是這些了。沒有其他。這書賣出逾百萬冊,難道逾百萬位讀者想看的是男主角如何「罪有應得」和惡人有惡報?別天真了,從考慮買書的剎那起,從刷卡買書的那一秒起,你最渴望的只是跟作者一起分享他的貪婪。這書暢銷,展現的正是社會大眾的貪婪期待。

「我遭到起訴五年多後才進監牢,卻只在聯邦監獄裡蹲了二十二個月。」全書最後一句,作者自白——這跟貪婪無關,只是他的倒楣與不小心,難道不是嗎?

黃明樂 - 沉默的飯局

明報   2014224

明報宣布換老總那晚,FM跟我坐在餐廳,不停重複以下對話。

「咁點算?」「咩點算?」「香港點算?」「我點知點算。」我問,F答。F問,M答。M問,我答。三個人,播帶般重複着。

FM和我是新聞系大學同學,感情要好,剛畢業時經常見面。之後各有各忙,到後來夾日子吃頓飯,少則花數月,有時一年都見不上一次。

然而那天,明報出事,晴天霹靂。兩小時後,有人拋夫棄女,有人丟下工作,「咁大件事,點都要搵人講吓。」我們異口同聲說。

但見了面,百般無奈,不知該講什麼好,只懂無力地傻問傻答。余欲無言,不如睇相。F展示小B近照。「嘩,愈大愈似你。」「係啦,開始唔似老公了。」「噢,你看,好cute!」

有些痛,你忘不了,卻可以自我麻醉。看着照片興奮尖叫那刻,我們都很明白,為什麼很多人說,政治咁煩,遊行?返屋企湊仔好過。

但麻醉又不同麻木,心底某處,隱隱作痛。直至李慧玲被炒,當晚無人再睇BB相,倒是F在家中擁着小B看新聞,哭了。

然後,另一個夜,素未謀面的J,找上我。「好難過,想搵人講吓。」J是朋友的朋友,但我萬沒想過,會在傳媒的淒風冷雨下,初次見面。呷着咖啡,她說,我聽。

J的父母,當年都是文革的信徒,爹親娘親不及老毛親。直至一次,偶然看到一齣美國紀錄片,當地豐衣足食,跟老毛口中老外的不濟,差天共地,方發現極權政府,一直大話連篇,第二天就決心走難到香港。

J父常掛在口邊,這紀錄片,改寫了自己一生。長大後的J,也因此一度走進傳媒,拍起紀錄片來。末了,J問:「搞成咁,香港點算?」再一次,黑夜沉默起來。

吳靄儀 - 23條假諮詢的教訓

明報   2014224

下星期四(227日)起一連三個星期四,我會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開演講,題目是立法會的角色與運作,歡迎公眾參加。第一講主題是Legi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立法會通過的法例優劣及立法過程是否符合正當程序對法治的重大意義。少不免舉例以說明之,於是翻查到200323條立法前的公眾諮詢檔案資料。

正當程序的最基本原則是立法必須公開及預先經過諮詢,得到廣泛民意支持。政府自2002924日發表諮詢文件,進行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意由初時的不大知覺變為愈來愈驚醒,各界發起簽名、一人一信等運動,到最後連同個人信件及集體行動收得的簽名,共有近37萬人表達了意見。

當時的保安局長,將排山倒海的意見書集成《匯編》19大冊,粗暴地分成ABC三大類別,即「支時」、「反對」、「不明確」,得出結果是「支持」多於「反對」,諮詢報告在200326日呈交保安事務委員會,宣布政府決定以藍紙草案,啟動立法程序。

如此粗暴歪曲民意,自然難以服眾,幸好有一群有專業訓練的正直學者,不畏艱辛,拿了這19大冊,重新審視,仔細正確分類,將真相還原,在617日,正式將他們的報告呈交保安事務委員會(文件編號CB(2)2450/02-03(01))。學者苦口婆心,勸喻政府要公正地對待民意,不然只是掩耳盜鈴。學者首先將政府混為一談的「原則上支持23條立法」與「實質上支持政府立法建議」區分,再將政府以不同手法,厚此薄彼處理「一人一信」與簽名運動,回復一視同仁。結論清楚顯示,反對遠大於贊成。如果政府不是不顧一切強行立法,就不會出現後來歷史性大遊行、葉劉淑儀與董建華相繼下台。

12年後,如今政改又作公眾諮詢,政府會否汲取教訓?如果重施故技,今次會再有學者仗義將真相還原嗎?

鄭培凱 - 大學的出路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4223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二十世紀初,曾對德國的大學制度做過深刻的省思,感嘆國家權力的擴張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直接導致大學架構的官僚化,影響了大學教育的方向,同時也由於強調「工具理性」的規劃,限制了學術的獨立性與價值取向。長此以往,大學就逐漸喪失了獨立思考的氛圍,成為維持國家運作的工具,以世俗性的社會需要馬首是瞻,甚至墮落成職場需求的供應鏈,只訓練有專業知識的技術工蟻,不再培養有文化反思能力的特立獨行人才。學術發展因為強調「工具理性」,着眼實用性與可持續性,鼓吹社會效益,也就日漸泯滅沒有實用性的獨立人格、批判思維與藝術修養。

近代的國家,是革除了「君權神授」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下,成立了有效管理與相互監督的國家機器,以法律無所偏倚作為執行的機制,客觀冷靜,不分賢愚,不論階級,一律平等。國家權力得以逐步擴張,得利於近代國族主義的勃興,經常操弄強烈的愛國情操,一方面拓展實質的政治統治與管理,另方面發揚精神領域的族群認同與依歸,相輔相成,互為表裏。國家政體與社會發展相結合,配合近代資本主義的勃興,以經濟增長為手段,倡言物質進步即人類之幸福,顛覆了傳統人文為本或宗教情懷為本的思維模式,發展了理性科學主義的盲目信仰,成了民眾膜拜的對象。

「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

資本主義的經濟管理模式,是精密核算的錙銖必較,是規避法律的無情貪婪,在可預期的範圍之內無限擴張,保證投資一定要有回報。只要不觸犯法律,為達賺錢的目的,一切蠅營狗苟,都因為「合法」而披上了「合理」外衣。這種精密無情的制度管理,其實是「工具理性」的異化,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滲透到政治與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公立大學當然在劫難逃,在學術管理上愈加精細化、技術化、機械化,向市場看齊,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提供兵員與彈藥。

經濟全球化影響了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也愈來愈迫使大學強調實用性。大學本來是容許「象牙塔」存在的一方淨土,卻因學術職場化的傾向,不可避免走上標準劃一的道路,把人文學、數理化科學、工程學、社會科學、醫學、法學、商學、生命科學、藝術學、文化產業學……都作為專業商品,一視同仁,不斷推陳出新,就像製造業工廠的生產車間,按照所謂「學術規範」批量生產,按期推向市場。

韋伯對現代化的「工具理性」傾向,對大學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憂心。現代大學強調知識專業化,排除人的主觀情感與價值判斷,為資本主義世界提供實用的科技產品,群策群力,改善人們的物質生活,使得學術研究的目標與成果向着實用性傾斜,變成了知識工廠。學術研究的資助,來自政府的規劃或是財團基金的投入,研究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物質與利潤追求的一環,大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繫愈來愈緊密。這種趨向,有短期的實效與利益,卻戕害了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學者也在學術機器的運作中逐漸異化,喪失了自我的夢想與追求,再也不可能侈言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

作為一個探索客觀現實的社會學家,韋伯對現代學術異化的現象,呈現一種悲觀的、無可奈何的宿命態度,因為他清楚看到,大學官僚化是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然進程,大學成為官僚化機構是「工具理性的合理化宿命」。怎麼辦呢?沒有辦法。既然是宿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進程,就不可能推倒重來,不可能靠着天真爛漫的革命手段來重建純粹的、獨立自由的學術環境。韋伯不是革命家,不相信「大破大立」的烏托邦夢想,他是冷峻的理性主義者,反對革命動亂。他看到的是人類追求物質進步與物欲貪婪的後果,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勢,無法逆轉。那麼,大學的出路在哪裏?韋伯說不清楚,我也看不到出路。只好在茫茫的路途中,為了依稀的未來,摸索着前進,知其不可而為之,能做多少是多少。

作者簡介:學者、詩人,近著有《行腳八方》等。

李祖喬 - 如何理解「驅蝗行動」?

星期日生活   2014223

【明報專訊】電影《鐵甲威龍》開場時,伊拉克的自殺式襲擊者提醒戰友:「記住,不是要造成傷亡、而是要死在鏡頭前」。自殺式襲擊的意義不在殺人,而在使全球觀眾看到伊拉克是一個「問題」。

「驅蝗行動」是香港版本:一群沒有權力以制度解決問題的人,以「滋擾遊客」的方法去製造「奇觀事件」(spectacle),吸引媒體注意,讓觀眾感受到香港民間在自由行衝擊下的嚇人情緒。當然,比起伊拉克人以肉體自殺去叫世人關注美軍暴行,港人還是很幸福,「自殺」的只是文明道德的形象,傳遞的也只是「自由行問題很嚴重」的信息。

不僅是道德事件也是傳訊策略

所以,除了從道德審判「驅蝗行動」不文明、不道德之外,我們也可以把整件事理解為香港本土派透過「形象自殺」來製造話題、在媒體向香港及大陸民間傳達信息、促進互相認識的策略。

關注文明道德者,總說「溝通」要依賴理性文明的語言,忽視了瘋癲的視覺震撼同樣有助傳遞互相認識的信息。就看《環球時報》社論:

「少數港人針對內地遊客喊出『蝗蟲論』令我們很吃驚,我們開始時幾乎不相信香港社會能出這種事……我們詫異的是,這些人怎麼會敢於在香港反複這麼幹?……我們至少知道了香港社會有一些骯髒的角落,部分人有針對內地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情緒,香港除了發達和文明,也有『很第三世界』的一面……我們不希望他們喪失理智,但一點也不怕他們真的發瘋……決不應放縱內部少數人在涉內地問題上肆無忌憚表演……但如果內地人去得太多了,超過香港的接待能力,港方採取限制措施完全可以理解」。

這裏的重點不是立場,官媒的立場當然是官方的。重點是社論作者重新認識香港、判斷港情的過程。如果沒有「肆無忌憚的表演」,作者不會「吃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會直接感受香港民間生活壓力可以造成「很第三世界」的可怕一面、然後得出「可以理解限制自由行」的理性結論。除了官媒,大陸門戶網站騰訊和網易在中港矛盾上都有比較客觀的專題報道。這不是說「肆無忌憚」才是溝通之道。但如果沒有「驅蝗」的瘋子,只靠觀看兩地官員的官話、文人學者的「論述」、綜藝節目的港星爆肺,不少大陸觀察者大概只會覺得香港的問題只是小地方的「政客操弄」和中產的無病呻吟。

換言之,當我們指摘小眾的「瘋癲行為」和「不道德不文明」阻礙了兩地的「正常」交流;同時發生的也許是小眾的瘋癲提供了珍貴案例,讓大陸及香港民間繞過官員的辭令和娛樂工業製造的浪漫影像,在網絡和日常生活裏直接討論「瘋癲」的奇觀事件、認識和思考香港的「排外」值多少同情分及合理性。過程也許火爆甚至暴力,卻是赤裸真實的交流。「深層次矛盾」在視覺上嚇人地呈現出來,創造了資源和空間讓人作後續的反思和討論。

從道德斥責到理解事件

這種「以黐線作為方法」的策略成效如何,仍然未知。它可以讓民間意識問題有多嚴重,但也會刺激了官方強硬派的怒火,只能天佑香港了。但如果有其他解決方法,大概少數「倉務員」和「小學老師」等階層的市民不會去單挑整個社會的文明底線,甚至背負着「破壞港人形象」的包袱、承擔被檢控的壓力、還有被(以月薪幾十萬供養子女留學英美的)官員公開批評。

被滋擾的旅客,固然值得同情和保護(不論那位是單純善良的人還是可惡傲慢的沙文主義者);但本地人的行為也不應被一筆帶過。仔細觀察每一項細節、理解所表達和傳遞的信息,可發現瘋狂的人很「理性」。只有計算過,才會選擇滋擾「自由行」,而非新移民、在港工作及求學的大陸人、雙非孕婦。「理性」也決定了滋擾的方式與程度,而不是隨意的非禮和傷害身體。「驅蝗行動」主事者甚至向旅客道歉。

不知那位先被滋擾、後被致歉的大陸客是恨多了香港、感到「族群撕裂」、期待特首高官出頭報復;還是體會到港人的恐怖情緒,過一陣子,某刻想起到香港原來不僅僅是一個旅遊消費特區、而是也有其值得深入認識的政治、經濟和民間感受等各方面?希望旅客一切安好。

香港也許已淪落到只能以犧牲所謂「軟實力」和正常「理性」形象去換取注意力、乞求現實問題得以解決。香港各種民間運動還是有很多不足和不文明之處,但即使在道德上無法認同,卻至少應該理解、同情、體諒。僅僅以道德標準斥責,會否其實才是「非理性」的?

陳玉峰訪問姚松炎:租管不公義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香港1921年起實行租務管制,至完全取消,中間有83年歷史。筆者翻查1953年政府報告,發現當年的租管條款,對今日支持租管的朋友來說,簡直不可想像,堪稱sexy。

例如1921年把業主引誘租客放棄租屋的行為,列為刑事罪;1922年,如果業主聲稱要收回單位裝修,向租客發出退租通知書後一個月內還未上馬動工,要負上責任,證明自己真心想裝修而不是藉詞趕客;1924年,這樣看來還不夠,政府下令,那張退租通知書,要聯同屋宇署批出的重修證書一起送達租客,方算有效;1938年,施行防止趕客的Prevention of Eviction Ordinance;1939年,明文規定凡業主申請取回單位,法庭必須衡量到租客被趕後會遭遇的困難,認為不過分才可頒令;1940年,嚴令業主不能把War Property tax轉嫁到租客身上,以免業主卸去稅項負擔(tax burden)。政府又在港九新界,設立相應的租務審裁處,更聘有文書人員,專門為不識字的申請人填寫法庭文件,舉報違法業主。

83個年頭過去了,最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又重提研究租管,不少人感到興奮。

筆者於是找姚松炎。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身為房產學人的他,甫坐下,劈頭就說,他反對香港再行租金管制。

租管不行的三個理由

理由有三個。第一,竟然是,「租管是不公義的」。「香港租金貴,不是業主造成的,如今為何要懲罰業主?」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政府土地供應不足:「冤有頭債有主,是政府要負責」。

第二個原因,乃是租管實際上無法執實行。姚松炎指1960年代,香港租務市場有嚴重的鞋金問題。業主巧立名目,在法定租金以外,收取巨額鞋金鎖匙金,結果市民還是無法以法定的平租找到租盤。姚松炎認為舉報制度的行政成本亦高昂。

第三個問題,是租管有後遺症。施行租管會即時減少租盤供應,姚松炎指「這是有理論和實證確認」。姚松炎更提出一個香港獨有的情况——這些僅有的租盤,可能會被轉成賓館招待湧港的旅客:「不少唐樓本身都是商住用途的。業主會諗,不如攞個牌,轉做賓館?經營賓館利潤,比租樓更好。你看現在成條彌敦道都已經在轉變。」變相更加減少供應。

解決:政府做二房東

租管不行,租金又不回落,房產學人你有什麼替代方案?他的答案雖曾短暫出現在報章的財經版上,詳細解釋起來,還是驚人的。姚松炎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應由一手造成供應短缺問題的香港政府,出手租入大批市場上的物業,再擔任二房東,以較便宜的租金,轉租給有需要但租不到樓的人士。受惠的對象可以按社會認為急切的次序編排:讓劏房戶和已長時間輪侯公屋的人士,可以明日立即獲得安置。這樣一來,政府變相即時增加「公屋」的供應量,把市場上的租盤,暫時變成「公屋」,毋須等待長遠增加土地供應。

相當破天荒的建議。但先要問,香港有足夠的租盤嗎?如果市場上根本只得50個盤,有100人想租,那即使政府無比勇猛衝出市場掃盤,不夠仍是不夠。其實香港的租務市場,情况如何?

姚松炎指從數字上看,絕對夠盤:「2011年人口統計顯示,把所有家庭裝晒入所有香港的私樓單位,都還有10%單位多出。扣除4%自然空置率,起碼還有6%單位是空置」。

轉賓館 香港已失6萬租盤

但這6%空置單位去了什麼地方,為何香港人仍覺租樓很難?姚松炎指真正的問題是不少住宅已大規模改建成賓館。「這幾年來酒店房數的增長追不上旅客的增長,已十分明顯,但是我們並沒有見到很多旅客瞓街,你說他們去了哪裏?」雖然沒有確切數字,「但最近幾次火警,半夜走出來的都有旅客,就讓我們知道,很多住宅都已改變了用途」。他評估香港近年有6萬個單位,已由租盤改成賓館。以2011年香港有大約31萬戶私人租戶計,流失的租盤本來吸納這31萬人當中的兩成,不是小數目。

納稅人雙重埋單

不過,就算我們解決了旅客的居住問題,讓香港租客重奪那6萬個單位,姚松炎的二房東建議,還有另一個紕漏:為何政府要付錢幫部分市民租樓?難道這就公義了嗎?

姚松炎認為冤有頭債有主,不應由私樓業主去負擔。「當年政府決定停賣地、減供應的時候,是政府的錯,她自己也認了。今日政府就要為當日的錯誤埋單。」但政府埋單,不是也在用納稅人的錢?香港並沒有民主選舉,市民無法控制政府的行為,納稅人豈不更冤枉:政府做出錯誤的決定是政府做的,條數卻要市民去找,而且找兩次,先應付高昂樓價,再掏腰包為其他人津貼租金。姚松炎無奈攤攤手說,「嘿嘿,所以你話點解我哋要爭取民主呢?」

政府要站哪兒?

政府參與私人市場租樓,她的角色又有什麼轉變?這把問題帶到另一個層次。香港一般反對租管論者,都會指出租管有即時減少市面租盤供應的效果。國際其他地方如紐約,更有證據顯示長遠可能減少發展商建屋的意欲,因為投資回報受租管所限(註一) 。另一邊廂,支持租管的人,多是千方百計嘗試去反駁「租管減供應」論,例如指出它背後的「完美市場」假設,事實上並不存在。

市場並不完美,不過香港的市場還是大致按供求定律運作,並沒出現有很多不能解釋的現象。筆者倒以為,我們可以放棄再拗這個經濟學上相當無爭議的論點,接受租管會減少私樓供應的事實,再在這個基礎上開始討論。

筆者建議,倒不如放棄完全依賴私人市場供應租盤的思維,而去問一句問題就變成:政府是否應在這個時候加強角色,供應更多租住單位?私人市場流失的租盤,由政府補上,一來一回,租管便未必不可行。香港目前的公私樓盤供應是六四比,新加坡卻是八二比,公營房屋供應是否有增加的空間?

政府欠制衡 無異於私人企業

談到政府角色,姚松炎表情是複雜的。有時我們以為,政府站在私人企業的對面,姚松炎卻指,失去制衡和監察的政府,行為有時會和私人企業一樣。「新加坡總算是民選政府,他們的土地規劃,每5年有次大型諮詢,每10年有一次master plan;而香港政府要使用土地,是全方位沒有監察的,由供應,到價格、規劃、用途,全部都無制衡。甚至城規會所有人,都是由一個無民意授權的政府委任。就算2萬人說不要交出中區地皮做軍事碼頭,20個人說要,結果還是會交。」

誰人埋單?

講到尾,誰應為政策錯誤埋單?姚松炎批評實施租管,變相要私樓業主背負土地供應不足,致租金高企的責任。筆者卻反過來問,維持現况不變的話,豈不是又把責任卸給租戶?本身已是水深火熱的無殼蝸牛,同樣更沒理由要為政府的錯誤埋單。

對政府來說,這不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誰吵得最不厲害、我便把負擔推到他的身上。對市民來說,這更是同樣是一個政治問題:目前的政治制度一日不改變,經濟安排和資源分配亦不會如你意,到最後便是全民一齊為政府的政治錯誤埋單。

你還能覺得事不關已嗎?

(註一)姚松炎指香港不會有此問題,因為香港起樓有一半是賣的,租務市場相對小規模。發展商靠賣樓,即使扣去投機炒樓客,只照顧用家市場,照樣相當發達。

答:姚松炎,中大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教授、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殖民主當然不會把土地自主權交還給你。殖民,就是為了要來搶你的土地嘛,唔係做乜同你打仗」。

陳玉峰,見習律師。畢業論文研究市區重建和租務條例的互動關係,因此對土地和都市議題略有涉獵。

文  陳玉峰
圖  黃志東
編輯 梁詠璋

2014年2月23日 星期日

陳嘉文 - 務農有得賺--農夫智慧 × 商人頭腦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我覺得,踏入馬年,香港農民的運氣好
像不大好。

還未過年,禽流感殺到,雞農手停口停二十一天;上星期,又突然天寒地凍雨紛紛,輪到菜農叫苦連天,也沒有人統計過這幾天有多少本地菜活活凍死。

聽天由命,自古以來就是農夫的宿命。

殺蟲藥、基因改造,這個年代,對付得了個天,還得面對一籃子問題:安全食品、農地、政策、地產商……

早兩天新界東北用地諮詢剛完結,很多人憂慮農地面積將因新發展規劃而大幅萎縮,一去不返。

苟延殘喘多時的香港農業,真的沒救了?




創辦全港產量最多水耕農場的邱志雄(James),從前是個時薪萬元的企業管理顧問,最擅長在一盤生意中找出問題,對症下藥。

一潭死水、千瘡百孔,他卻往往危中見機。

幾年前,他投資過千萬,在新界做水耕,每天出菜數千棵,賣點是安全健康,棵棵靚仔好味,認為農業是一盤有得做的生意。

他看着剛開始種菜的溫棚說,預計回本期是兩年,「Agriculture is a dying industry? I don't think so.」

不入農場 焉得秘訣?

一整個星期,冷雨紛紛,好不容易天色明朗一點,James說帶我看他的菜田。可是見面當天,我第一眼看見他,還以為認錯了人。他穿著綠色迷彩褲,架起Ray-Ban墨鏡,頭上頂着冷帽,雖然皮膚也黝黑,但這個口中滿是半鹹淡廣東話的竹升仔,怎看也不像個農夫。

「你可以說我是個農夫,但我也是個生意人。」父母是香港人,早年移民,James在加拿大土生土長,二○○七年才回來香港定居。他是個名副其實的資優生,求學時期不斷跳班,十九歲就拿了碩士學位。畢業後,他一直從事企業管理顧問,專門替不同企業分析風險、如何在業界中生存。找他諮詢的,大多都是國際大企業,客戶遍佈全球,James的收費是每小時六千至八千元。來港前幾年,居無定所,不停在不同城巿穿梭往來,沒有家,只住酒店。直至有一年,有個客戶想投資農業,他聘用James,要他在一年時間裏研究農業究竟如何運作,上至農業公司如何賺錢,下至農夫如何種田。「我跟他說這不大可行,怎會有公司把商業秘密告訴陌生人?他的回覆是,給我一年時間,還有『幾乎沒上限的budget』。」最後,他用了兩年時間,入股世界各地與農業有關的企業,「菜田、魚場、蝦場、雞場、番茄公司、粟米公司、種子、肥料,總之關事的都不放過」。成為有影響力的股東,他不但看到運作模式、收支帳目,也明正言順地落田觀摩、與專家鑽研耕種方法。

「無上限budget研究」

對於年薪只及他幾個巴仙的我來說,這個近乎瘋狂的研究方法,是無法想像的超現實。他這天重提的時候,也依然覺得匪夷所思,但這單生意卻無意中啟發他事業上的轉捩點。James這兩年見識到農業的整體,從大架構到細節,然後看到當中存在的問題、農民面對的困境。「我去了過百個農場。事實上,農夫大多只能維持生計,而無法賺錢。賺錢的是農業公司、貿易公司、運輸公司、認證公司。可是農夫才是最辛苦的,負債是他們,承受風險的都是他們。」他說,十個農民,六個要借錢,「假設種菜要四十五天,送到超巿賣,超巿六十天後才找數,若你天天有菜出,預鬆一點,你的荷包至少要夠捱一百二十天。而若突然打風落雨、農田有工傷、地主加租,或者超巿不準時付錢,那麼你就瀕臨破產了,只有去借錢。而即使超巿的錢收回了,那也只夠用來冚數」。

James說,他的菜70元3棵,暫時只在銅鑼灣駱克道有地舖,「其他地區我們仍在找地方」。讀者可以在他們的專頁留意消息:www.facebook.com/farmdirecthk

原來誤會了農夫!

未專注研究農業以前,James對農夫的看法,與一般普通人無異,「就是種嘢畀我哋食嘅人,低技術、低學歷,僅此而已」。現在回看,那完全是一個誤解,「他們是我見過最辛勤的人!」在牛奶公司,奶農半夜三時就起牀工作;在蝦場,才知道原來養蝦讓人很厭惡,「由一條蝦毛,養成我們吃的那種體積,你無法想像,池底有幾多脫出來的蝦殼和蝦糞,牠們吃的飼料,九成要變成排泄物」。而且,農夫擁有的知識原來不可輕視,「我們還在說要拿樣本去測試泥土酸鹼度、肥料是否均衡,他們卻一眼就望得出」。世界上成功又人道的農業例子沒多少,是因為這是一門廣而深的學問,「你要懂得生物學、化學、物理、工程、金融……它不是一門學科,根本是一整個大學」。他好想幫農民,為農業出一分力,「我不這樣認為。香港的本地農產品,只夠應付兩巴仙需求,這是很危險的。萬一香港停電七日,進口會全面停滯,真的食都無得食」。

農業是「一整個大學」

在香港搞農業,要做到不止養活農夫,還能夠賺錢,他覺得是有方法的。他把種菜看成一盤生意,把存在的風險分析拆解,對症下藥。「為什麼農業公司常有藉口說業績不好?因為他們實際上要同個天鬥。」所謂的天,究竟是什麼?水、泥土,對植物為何重要?James的水耕師父,是澳洲第三代農民,讀過大學,研究耕作用的水。他從植物究竟需要什麼開始啟發James,「種菜,要泥土、雨水、太陽。為什麼需要泥土?因為泥土有礦物質,下雨的時候,水落到泥土,把礦物質溶解,植物的根部,吸水時就把礦物質一併吸收。所以重要的是水和礦物質,而不是泥土和雨。而太陽呢?因為有陽光,植物才有光合作用,製造生長所需要的養分。」那麼,肥料呢?「很久以前,人類耕作時,泥土沒有污染,又有豐富礦物質,水質也好,根本不用肥料來種植。後來要肥料,是因為整個生態改變了,要補足土壤的礦物質。」




一個格子種一棵菜

理解農作物如何生長,他就逐一把問題拆解。香港的土壤不好,「翻起香港的泥土,已好久沒見過有蚯蚓了。土地不是無得救,但要花很多錢和時間,消毒、調整酸鹼,還有好多」。James在農地上,搭建一個個面積有兩畝大的溫棚,裏面的菜,不在地上種,而在桌上,「把種植離開土地」。而雨水,太多會水浸,太少變旱災,而且也有酸雨,「我們無法控制雨,但可以控制水」。James溫棚裏的所謂桌,其實是一列一列長長的水槽,槽上的架,鑽有一個個空格,一個空格放一棵菜。槽的一端有水箱,大約每兩小時開水掣一次,「我們做的是,把水質重新調控」。針對不同菜種需要的礦物質,把水箱中的水加入或減少礦物質的比例。他說,這種耕種方法很環保,「水槽中的水是循環的;溫棚的物料,透光也透風,沒用到太多電。唯一是水揼,所以水槽是微微傾斜的,只需要把水揼到高的一端,水自然在水槽中向低的另一端流」。毋須農藥,因為處於溫棚中、離開了泥土,沒有鳥害與蟲害,菜可以即摘即吃——James沒說錯,菜味濃,還很甜美。放眼望去,每棵菜都是同一種綠、同一體積,茁壯成長。




離地種植 礦物水灌溉

除了控制品質,James也盡用土地空間,把產量提到最高。他說,菜苗與成形的菜用不同的槽,菜苗需要的空間小,空格密集一點。待菜苗稍為長高,把健康的搬到大槽,不健康的就丟掉。不諳做生意的我,對於眼前排列整齊的羅馬生菜和乾淨潔白的溫棚,實在看得有點目瞪口呆。「這樣子有數得計,一粒種子,一個空格;一張桌,過千棵菜。」但為什麼要把苗搬來搬去、多一重工序?「在地上種菜的話,假設收成期是四十五天,農夫一播種,每粒種子,不論健康與否,它佔的地方,一佔就佔足四十五天,一年最多有八至九次收成。我這裏的幼芽桌可以放得很密集,是一般桌的六倍。到有菜苗才搬,在大桌只要再放三十天就能收成,一年可以收割十二次。」他即場示範在他的菜場裏,什麼叫收割——拿起一棵標準的生菜,不用刀,不用摘,沒混有泥土的雪白的根部還在滴水,他把菜連根放進透明膠袋,「有根有水,放在雪櫃五天七天不是問題,因為它還未死」。

種什麼 吃什麼

二○○九年,James開始租下第一塊農地,現在共有三塊,分別種植西式的沙律菜、中式的白菜菜心,和番茄青椒。「我們生產量很高,每天有幾千棵菜推出巿場,送到地舖、餐廳、有機店。」他站在剛開發的西式沙律菜場前說,最重要是回本期不長,「我的預算是兩年」。

大量生產、有價有巿不再是問題,然而這不代表障礙已經掃清、前景一片光明。在香港,還有被投機者囤積隨時賣走的土地,還有巿民其實搞不清的食物安全認證系統,還有不怎麼鼓勵發展的農業政策。「若政府真是支援的話,沒道理要農業交稅,外國不是這樣,連大陸也不是。農地也不應該要我們自己找。」種田日曬雨淋,利潤少,農民不被尊重,這個年代已好少人想投身農業。即使有人想,最普遍遇到的問題是租不到農田,租到的,又怕才開始播種,地主就收地起樓。James是穩當的生意人,在香港租來三塊地,簽約前早查清楚地主的資料,「當然不可以單信地契上的名字,那些可以是影子」。而他也不是未試過遇上問題,「原來農地也要收陀地」。他入鄉隨俗,不過不是照例付錢,而是走了一趟,拜訪村長,「我跟他說,村長,你看我,竹升仔一個,來這裏諗住耕吓田、種吓菜㗎咋」。結果,James宴請村長吃了一頓盆菜,言談甚歡,就這樣解決了。

James說,他最希望解決的問題,和實際上眼前最大的問題,其實是食物的安全問題。「我好想我們吃進肚的,都是安全健康的。我去過太多農場,知道外面的食物有幾污染。一定要改變。」所以潮流興有機,但有機認證是什麼?「很多人搞不清,究竟是有機種植,抑或是講究用有機種子、有機肥料?」而James認為,即使獲得認證,也未必就說明那些農作物安全。他試過去一個在內地的菜田,「沒用農藥,菜看上去好靚,但驗出來有重金屬。是泥土有污染」。香港本地農產品,只佔巿場兩巴仙,其餘全靠進口,當中絕大部分來自內地。他認為,要算得上安全,首先要有透明度,「巿場上的農作物,即使有標籤寫明來自昆明、佛光、上海,但你知不知道上海有多大?要搵那個農場,搵都有排搵,根本無法追蹤」。

「請你來農場找我」

說到底,消費者要有種尋根究柢的意識,「你要自己親身看。你上次去農場,是什麼時候?在農場直接買菜呢?試過未?你平日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買什麼」。James想做到的是,帶消費者接觸農夫,「我想給你地址來我的農場。周末有時間的話,請直接來揀菜;沒時間的話,到我的地舖,或者稍後再開發網上直銷,讓消費者起碼知道,菜是在這裏種,我們有驗證,驗的範疇,比『有機』的要求還要多」。

文 陳嘉文
圖 胡景禧
編輯 方曉盈

安裕周記:無悔青春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黑澤明戰後第一部電影是東寶的《我對青春無悔》,有影評人說這是「最不黑澤明的影片」,因為「對女性心理描寫的細膩」不是人們所認識的黑澤明;有人認為《我對青春無悔》是一部「最黑澤明」的電影。個人則傾向後者的「最黑澤明論」,片中女主角八木原幸枝本來可以嫁給當上檢察官的同學系川,到後來與縱身投入反法西斯鬥爭的另一同學野毛一起。野毛被日本當局拘捕死於獄中,幸枝捧着野毛的骨灰回到他的家鄉,面對村民訕笑,幸枝沒有後悔。戰爭結束後,幸枝想起野毛的一段說話,「我現在做的事,要十年後才會得到日本人民的感謝」。

六年前在周記寫過一篇〈我對青春無悔〉,說的是香港社運的義無反顧投入。周六清晨陽光明媚,面書上鋪天蓋地的周日大遊行內容,有的是認識的朋友,有的是何許人都不知道的朋友的朋友,坦率而直接,就是呼朋喚眾參加遊行。青澀的文字看到是對這塊土地核心價值一點一滴傷逝的痛惜,廣州話口語文句帶出是對所言所行的無悔執著。實在想不到更加適當的話語形容這些年輕人,只有那年在東京青山學院大學附近小戲院觀影《我對青春無悔》後的悸動才能比擬。

無國界記者二○○二年的新聞自由排名香港是十八,今天是六十一。如果把這些外國編製的指數視為「外部勢力介入」,本地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新聞自由也創下新低。這些數字怵目驚心的原因,在於當事物都向前發展時香港愈發墮後,人們恐懼總有一天在謊言社會竟無一人知道事實真相。

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政府欺騙人民在美利堅合眾國曾經發生。六十年代藉「東京灣事件」發動對北越大規模攻擊而臭屎密冚;把塗炭生靈的B-52高空「轟炸」換一個叫法「空中支援」(air support);九十年代,總統克林頓性醜聞調查被問到「是否與萊溫斯基有過性關係」時回答「這要端視你如何定義『是』這個字而定」(It depends 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is' is.)。可恨不?

新聞自由絕對不抽象,就是不給你自由報道新聞,做法除了捂蓋兼用,還有便是撒謊成性,視人民如芻狗。香港這兩年的社會讓我想起前面的幾個例子,說香港在此一層次而言快要超英趕美也沒有哪幾個人有異議。政客走到這一步是他們的自由,觀瞻惡俗是他們的事,自我感覺良好就沿此一直走下去了吧。惡俗有幾個層面,口舌佔便宜是最低級的下三濫,等於孩子打架吐口水,小布殊年代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那件事我們不知道我們知道」。到競選來了,拉姆斯菲爾德馬上被小布殊送走,沒有政治負資產才能有望打勝仗。

卡壓之一在於撒謊及欺騙

對新聞自由的其中一種卡壓在於撒謊及欺騙。六十年代的東京灣事件及其後續,充分說明政府的黑手和記者針鋒相對。東京灣事件是美國聲稱「北越挑釁」導致美國出兵大炸北越的導火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美國一艘炮艇說在東京灣、即現稱北部灣的水域被北越魚雷艇攻擊,美國其後出動航空母艦戰機空襲。八月四日,美國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巡邏期間「被北越船艦攻擊」。美國國會三天後通過決議案,授權總統詹森派出空軍轟炸北越,從而拉開全面越戰序幕。

傳媒對八月二日及四日兩次遭遇戰的態度分成兩派,一是深信不疑,一是有所懷疑。美國當局六十年代對傳媒報道戰爭極為嚴控,就算調派南越前線採訪的記者,都極容易掉進政府及國防部官員設下的「實况」口袋,任由「政府消息人士」魚肉,坐在西貢的冷氣開放簡報室,喝着啤酒收取一份又一份的「戰况簡報」,官方的說法全單全收。另一批則是質疑軍方說法,電視台是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那樣派出整個編採部門到中南半島實地採訪,平面傳媒則從另一方面轉進,深挖機密,務求令陰暗角落大白於天下。

先說電視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派出王牌主播兼總編輯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到南越,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克朗凱特發出最後一篇報道"Report from Vietnam: Who, What, When, Where, Why?"(來自越南的報道:誰,什麼,何時,何地,為什麼?)在被美國大學新聞學院譽為美國歷史最出色新聞報道的結尾,克朗凱特公開提出「美國無法打勝越戰」的結論。一九六八年,當時美國仍然雄心勃勃要清除中南半島的共產主義,在克朗凱特這段新聞之後,本來打算角逐連任總統的詹森,在三月三十一日宣布不會競逐連任。克朗凱特一直懷疑不是自己的報道令詹森退出競選,直至他的同事、當過詹森助理的莫耶斯證實,詹森在知道克朗凱特的報道內容後決定退選。

一人周刊力足搖動政府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富可敵國,又是全美收視最高的新聞節目,自有接觸受眾上的優勢。相對於此,新聞記者史東(I.F. Stone)的特立獨行抵抗政府欺騙打壓,其氣魄極大程度折射出新聞工作者的活力是如何用在自由報道新聞之上。比起大兵團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史東的一人雜誌I.F. Stone's Weekly(《史東周刊》,小圖)堪稱自由主義新聞工作者最高典範,美國傳播學者選出二十世紀美國一百件新聞經典,這份周刊名列十六。史東在三四十年代是主流媒體記者,做過報章也做過電台,五十年代自行創辦雜誌,成為美國政府最感頭痛的記者,卻是最受民眾歡迎的獨立新聞工作者。這份油印粗糙的雜誌,越戰年間銷量及影響力同臻超高,每期銷量七萬,人們從他的筆下找到主流傳媒上看不到的消息。

史東在華府官場不受歡迎,尤其他的自由派背景,幾乎沒有消息人士願意相告,靠的是仔細到極緻從政府官方報道刨根尋底搜尋資料。東京灣事件後,史東死咬不放,因為幾個部門的公報內容有着輕微差異,他認為此顯示了詹森政府弄虛作假,尤其是八月四日的所謂「美國被北越軍艦襲擊」是子虛烏有。史東這些「不受歡迎」的「不愛國言論」當時遭到官方否認自不待言,然而真正的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東京灣事件四十一年之後,美國國家安全局發表報告,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的海上衝突是由美方開炮引起,八月四日的「衝突」更是「很大可能」美國軍艦附近根本沒有北越軍艦。

官方無法反駁的事實

史東的雜誌算是有銷路,但美國政府一天到晚都在找機會踐踏他的公信力。著名政治雜誌The Nation(《國家雜誌》)總編輯納溫斯基(Victor Navasky)指出,史東以一個敢言的左翼新聞工作者,在一個經常懷有敵意的環境下工作(as an outspoken leftist journalist working in often hostile environments),新聞報道必須經得起事實考驗,而史東的報道絕大部分證明真實無誤,「駁斥了官方的說法,突顯了官僚政治謊言,讓戕害民權及自由的做法無所遁形」(contradictions in the official line, examples of bureaucratic and political mendacity, documentation of incursions on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納溫斯基說,史東的工作形式簡單不過,只是一頭搗在《國會紀錄》找尋新聞線索及內容,往往有巨大發現。

六十年代是《史東周刊》高峰時期,這時的史東已是花甲老人,專責國會新聞的各報記者間中看到這個老人出現國會,人人對他尊敬有加,這並非由於他的扒糞工程令人害怕,而是他在耄耋之年,較諸青春一代仍能呈現新聞記者的誠實特質。對於如此成就,史東晚年說,一言以蔽之是「獨立」,是如假包換的「不能收買」——「記者總容易會被他所採訪的官僚吸收,他們吞下這些軍人或外交官的習性、態度甚至腔調。不過,一個記者獨自採訪首都政情,尤其他又是自己當老闆,他完全可以對壓力免疫」(Reporters tend to be absorbed by the bureaucracies they cover; they take on the habits, attitudes, and even accents of the military or the diplomatic corps...But a reporter covering the whole capital on his own - particularly if he is his own employer - is immune from these pressures.)

史東和克朗凱特決心走上說真話的不歸路,在面對事實的採訪前沿最大程度上保護了人民的知情權。今年是史東去世二十五年,仍記得那天美國全國電視網報道死訊時的肅穆;克朗凱特也走了快五年,美國由此失去七十年代民意調查「最值得信任的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中斷正常節目,主播一身素色播報這段消息。這是對二人衷心致敬,是對那段無悔無懼日子的擁抱;在美國歷史憶懷,就是他們,這個國家倖免沉淪。

文 安裕
編輯 陳立衡

王慧麟 - 假的假不了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人生第一次踏足商台,時維2004年,梁文道在職之時。一天,文道忽然來電,邀約到辦公室一聚。在吞雲吐霧之間,他說着要開一個新的吹水節目,晚上11時,由陶傑擔正,還有他的朋友拍檔一起。不久,房間內多了幾位仁兄,包括劉細良、蔡東豪及湛國揚等。這是《光明頂》的開始。爾後筆者轉去將軍澳一家機構打工,開咪後不久就離開了。

隨後,蔡、梁出走。

之後,斷斷續續地客串《光明頂》,還有幸在阿蘇的節目當嘉賓談毒食品。最後因為灣仔的一家機構之正職實在太繁重,還是專心做好本業,完全離開了商台。

2008年轉職期間,搲撈,問當時之《光明頂》監製,可否回巢客串。監製大叫歡迎,又謂須循例問准當時之高層黃永先生。不旋踵監製稱黃永先生想見小弟。監製亦感愕然。依時赴約,猶如見工interview。面試詳情已不太記得,只記起黃兄指導小弟若轉職政治公關時應更多了解商業社會運作,以及在商界工作切勿太學者蛋頭,還言及商台早上節目需要人才,可錄一段聲帶給他聽聽。 隨後,監製不好意思地告訴小弟,《光明頂》不用上去了。 當然,直到現在,小弟還是沒有錄一段聲帶給黃永先生審核,該寄去哪裏了?

後來,好幾年沒有去商台了。直至兩年前,一位年青朋友子健約筆者上商台講讀書,我誠惶誠恐地問,要不要請示黃永先生。子健在電話中笑了一笑,約好了時間便去錄音。

還有,就是健吾的節目。我還是重複地問同樣的問題:要不要請示高層?怕不怕?他說,903的。上一次早了一點到商台,在大堂簽到時,那位姐姐還問我:「咦!《光明頂》?唔使咁早啊?」

我一直思考,為何在一再問他們要不要請示高層。因為心裏面總覺得,假如因為我的出現而累到他們被罵,會感到好內疚。我心裏有這一重顧慮,因為我有「偏見」,總覺得可能這個機構內的某些高層,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落落大方,而像我這類橫衝直撞性格的人,隨時會因為個人言論甚至行為,會連累機構內的某些現職僱員。無謂啦!

殖民政府發牌說起

我誠惶誠恐,怕連累朋友,是因為香港傳媒的奇特生態。97年前,電子傳媒機構依靠殖民政府的養分維生,其殺手鐧就是發牌。2008年,筆者做了有關電訊條例的皮毛研究(後來在2008年3月5日明報《世紀版》發表)。做文抄公,我當時寫:

「1955年商人何佐芝以佐德有限公司名義,去信輔政司(即相當現時之政務司長)戴維(E. B. David),申請成立一家商營廣播電台。何佐芝提出,基於他與生意伙伴在澳門綠邨電台的成功經驗,相信香港需要多一間電台。他提議政府可在發牌條件內,列出多項條款。當中兩條值得注意: 『1. 新電台的廣播政策,不會與政府有衝突,並將會在任何時候捍衛社會的總體士氣;2. 政府的緊急公布及消息將會在傳播中位列最優先次序。』在信內,他還提出,若果他獲得一個廣播牌照,加上現有的電台,到時所有港人都只會聽香港的電台,豈不美哉?」

殖民地政府不會無端白事發牌予電子傳媒機構。所以,香港的商營電台不配合殖民地政府政策,基本上也不能生存。我的演繹是,電子傳媒可以反共,不可以反英。在此背景下,電台人事不會因為反共而下台,反港英呢?幾乎不會在節目中出現。電子傳媒成了另類擁殖維穩機器。有傳媒老前輩嘗言,97年前,香港新聞自由比現在更差,因為不可以反對英女王,說的就是這種情况。當時的電子傳媒,在反英與反共之間,終究沒有選擇高舉新聞及言論自由,既反英又反共。一或以客觀中立為名,兩邊都不反,多搞體育跑馬劇集;一或選擇反共。至於港英政府橫加干預新聞自由,粗暴干預新聞報道呢?它們有沒有站起來高舉反英旗幟?你話呢?

意見節目 又威又戴頭盔

問題來了,電子傳媒機構,可以用好多方式做brand building,建立品牌,卻為什麼有機構選擇以個人意見節目來作為機構品牌行銷呢?當然,閣下可以有幾重解讀。

其一,一個電子機構靠反共建立了一種無畏無懼的形象,亦依賴反共形象行走江湖,一路走來都有強烈的批評中共(注意,不是批評中國)的節目,假如因為換了一支國旗而有退縮,則電台失了金漆招牌,還有誰會相信這家機構所說的話呢?個人意見節目有助鞏固這種看來相當有「風骨」的形象,多搞幾個又何妨?

其二,商人搞傳媒,不保證有「文人辦報、以筆報國」的經世致用思維,而是看中電子傳媒在制訂議程以及帶動社會輿情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足以令高官權貴地產巨賈,紆尊降貴,對傳媒機構忌憚三分。那麼,當傳媒高層與權貴有頻密互動之後,會不會有一些超越及非傳媒性質的討論呢?還有沒有其他的合作與交換呢?傳媒會不會因為與權貴互動而有更多界外利益呢?界外的利益可以方方面面,政治可以有,政策一樣有,經濟利益可以有,公營機構贊助節目也可以有,只要發牌條件容許,枱底下,什麼合作都可以談。

其三,搞個人意見節目,節目部與新聞部的操作方式好不同。後者還很着重新聞行業的操守,盡量持平公正,不帶個人感情,相當「和稀泥」。前者着重的是noise,聳動的議題設定,預設的敵我分明,誇張(稍為)的言語攻擊,踩界的針鋒相對,最重要的是造神,特別是要塑造一個輿論偶像,由她來帶動節目,起承轉合,非黑即白,只有善惡,少理真相。如此,節目的收視或收聽率攀升,廣告(希望)隨之而來。

傳媒機構若能做到三者兼得,又威又戴頭盔,官商大小吃得開,為民一再請命,收視收聽廣告又有,可以名利雙收,既有道德高地,又可以錚錚風骨之餘搵錢,可謂最理想之境界。但是,現實社會哪有如此完美?97年後,香港已入了中共口袋。電子傳媒之發牌,理論上還是中環管轄,但說到底西環以至北京才有最終話事權。97年前,反共不反殖,依靠政權,乃係生存之道。97年後,殖已遠走,反共?還可以反到多遠?不要牌照乎?不想在兩會採訪乎?

超出管理層的底線

商人靠手上傳媒在官場吃得開,關鍵是官場中人,還是一堆信守西方核心價值的港人,即使骨子裏對傳媒很有意見,表面上還要和顏悅色,忍氣吞聲。但近兩年的政治生態丕變,依附政權的一堆「粉」,排斥核心價值,政治單邊主義,不怕挖爛塊面,總之針鋒相對,樹敵為樂,抽廣告視等閒,打破了原有政商秩序。一時之間,遊戲規則沒有了,變成打爛仔交,以前一些電子傳媒機構,靠借名嘴影響力𢱑界外利益的操作沒有了,怎麼辦?要麼乖乖地聽命,要麼繼續疾風知勁草,日日食西北風?誰出糧給員工?

主持要成為輿論之神,必然是有性格的名嘴,而且批評論政,必然不能蜻蜓點水,一定要痛快淋漓,發前人所未發,甚至加火加辣,方能顯出獨特風格,吸引聽眾。於是,節目要靠她的風格,才可生存。但性格巨星,往往是最難管理的一員。從主持人的角度,既然機構一直高舉什麼聲為民開,挺聲而出,是敢做的,她定必秉持口號,凡事去盡。主持人心中的言論自由是沒有底線的,因為這樣才會聲為民開,開到盡。但假如管理層受制於方才所說的情况,其實是有底線的,而且隨着政權愈來愈跋扈而把底線愈拔愈高之時又怎麼辦呢?說的白一點:假如管理層真的是怕了權貴,哪些美麗的口號只是說說而已,你又教管理層如何處理那些如開籠雀般的名嘴呢?難道管理層要對住名嘴說,其實本機構的口號只是騙騙群眾而已,查實本人怕得要命?

李慧玲事件是否涉及新聞自由,是非曲直清楚不過,毋須筆者多言。但有兩點值得談談。其一,有機構支持者聲稱,她的早上節目廣告量低,愈做愈蝕,遲早都要走。表面上,節目成本太高,廣告收入低,一個合理的做法是減主持人工,或者縮減節目時數,又或者把她調走。然而,假如機構真的重視廣告收入,她的上手,即黃永先生在做早晨主持之時,節目卻是賺錢的,但為何要把黃氏攆走?退一步說,既然賺錢是早晨節目的員工表現之重要指標,那麼李慧玲走後,理應找回黃永先生及楊振耀回巢開壇才對,是吧?為何卻是首席智囊呢?

其二,有機構支持者稱,她做節目,愈來愈霸道,不聽管理層指示,將自己放得比機構為大。這又更奇怪了。她的主持風格,在黃昏時段早是如此,難道在調動她上早晨節目時,會變成一個乖如馴鹿,聽聽話話的小白兔?退一步說,假如她真的是桀悍難馴,倒是反映了高層的管理出了問題,為何高層可以讓她一直視自己比機構為大而視若無睹,甚至更「升呢」到早晨節目呢?

10年依舊

一個機構,cut cost、裁員、請人,是平常事。有員工被炒釀成了軒然大波,10年前已弄得一塌糊塗,10年後依舊亂七八糟,其實只是管理層不願意坦白地告訴廣大市民,其實此一時彼一時了,本機構已不是97年前的那個機構,都已經2014年了,為了生存,其實好想/意圖/正在/已經跪低,那些什麼「勁草」「敢做」口號只是用來宣傳之伎倆而已,即是香港超市掛出來的「特價品」價錢牌,其實毫不特價,甚至可以貴絕全港。只是超市賣貨受《商品說明條例》監管,而電台之服務就不受其約束。不要忘記,電台服務是免費的!

還記得10年前,梁文道離開商台,答應他車走他的私人物品。車子泊在廣播道。他準時離開機構,不久就打開我的車門,嗖的一聲坐進車內。擋風玻璃前有一堆攝記拍照。我問:咦!你的個人物品呢?怎麼沒有東西帶走?他說,辦公室房間內都是一大堆書,留給一些年青監製們。

手空空、無一物。下次這家機構再喊什麼「天地有正氣」的口號,聽下就算吧,何必太認真?

文 王慧麟
編輯 方曉盈

2014年2月22日 星期六

陳惜姿 - 反滅聲大遊行

明報   2014222

愈去了解,愈感心寒。以下列出的,都是近年新聞界不為人知的內幕:

碼頭工潮期間,記者在一篇報道裡訪問了李卓人,最後給編輯抽起那訪問,剩下一個400字的洞,要記者想辦法填好。

攝影記者拍到一張和黃高層嚴磊輝和李嘉誠紙板公仔被掟「糯米雞」的相,上頭嫌這張相令兩位人士顯醜態,相片不准用。

郭氏兄弟及前政務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有報館下令只能出許仕仁的相,郭氏的相片不能刊登。

一些支持泛民的學者,例如馬嶽蔡子強和杜耀明,一律不予訪問。

報道自由行時,立論是自由行乃香港經濟支柱,時刻要強調自由行對零售業的好處,上司耳提面命:「無自由行,邊個出糧畀你哋?」

自我審查,來自恐懼,來自諂媚。報館高層接到的電話,有來自西環的,有來自港府高層的,也有來自大機構的。這些情况,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很多。更別說,很多媒體的老闆都是人大或政協,與中央關係良好。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來我班裡演講,提及一個學者說,現在香港傳媒的情况,無異於被一個單一的集團收買。原來多元的聲音,最終變成一元。

打壓新聞自由,最終的受害人,不是新聞工作者,而是市民。記者失去的,最多是一份工。一個城市失去新聞自由,是文明的衰落,是民智的降格。十二年間,香港在世界新聞自由排名由18降至61。打壓新聞自由的目的,在於控制消息,掩藏真相。控制輿論,便能控制人民的思想。

這一次,不是新聞界的事,是全香港人的事。明天的反滅聲大遊行,是一次團結力量的機會。

相關文章:區家麟 - 鮮為人知小動作

戴耀廷 - 新聞自由與法治民主

明報   2014222

新聞自由與法治及民主之間的關係是互為依靠的。

法治不止於公民要守法,更在於以法限權,限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機構。除了透過獨立的司法機關去監督行政部門及官員依法施行管治外,獨立、自主和公正的新聞媒體亦是非常重要的限權機制。司法程序需時及法律費用昂貴,很多人根本不能承擔得到,故即使受到一些不公義及不合法的對待,很多時候都難以依靠司法渠道去挑戰行政部門。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透過努力查證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讓不公義及不合法的政府行為可暴露於公眾之前,補足這些體制內的限權機制的不足。新聞自由就是這種社會限權機制的重要保障。

民主選舉讓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政治領袖代表他們行使公權力管理社會。當公民行使他們的普及和平等的選舉權時,通過選舉表達他們的自由意志作出選擇時,那是假設了公民能有充足及正確的資料去判斷各候選人是否適合出任這些公職。若現任的議員及官員要爭取連任,他們因手握公權,在資訊發放上必有先天的優勢。公民若不能透過獨立、自主及公正的新聞媒體的報道去掌握他們的工作成效及道德操守,那會令選舉不能是真正公平的。沒有新聞自由,公民就難以掌握這些基本資料在選舉中作出理性的選擇。新聞自由為民主普選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新聞自由也需要法治及民主制度去保護。新聞自由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公義就是要確保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受到保障。法治下的法律要限權,而限權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要達義。有了達義的法治,新聞自由才能得到穩固的保障。在民主制度下,政府需要定期得到公民的授權才能繼續執政,那會令政府不能不慎重考慮公民的訴求。新聞自由既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政府自然不敢貿貿然侵害新聞自由,更不敢像現在般粗暴地干預新聞自由了。

沒有新聞自由,法治和民主都不容易建立起來及維持得到。沒有法治和民主,新聞自由也不可能受到保障,不受侵害。

李怡 - 中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城市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2日

1996年2月的《信報》,曾有一篇國際投資的占星術專家盧碧琪女士對九七後香港的預測,她說:「占星術告訴我們,『一國兩制』是不可能的,中國對香港的控制會愈來愈緊,……以往的種種自由會喪失,香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而不只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將有大批大陸移民來港。香港草根階層將受很大影響。……中國會用政策限制新聞自由。」

當然不是要讀者們相信占星術,儘管據稱這位占星術專家在個別的外匯與股市的預測上,有時達95%的準確性,但有時也完全錯誤。她對九七後香港情況的估算,在時間上並不準確,但大體方向卻沒有大錯。不過,這段話最使筆者今天感慨的是她那句「香港會變成一個完全的中國城市,而不只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

1996年,九七前一年,《基本法》已頒佈,全世界都知道香港將在九七後實行與中國大陸不一樣的制度,香港有獨立司法,有與大陸人不同的公民權利,大陸人來港也受限制等等。香港不是中國的城市,但一直以來,我們都認同香港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正如中國青年作家韓寒兩年前所說,香港和台灣「庇護了中華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香港雖然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一百多年,但這是中國人的社會,保留中國人的的傳統習俗和美德。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港英的廉政和其他市政,使香港不僅居於四小龍之首,而且社會的文明程度即使與全球最先進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從世界各地來香港的人,幾乎都欣賞香港,都喜歡在這裏居住。香港人對各地來客也非常友善有禮。

九七後的香港,有一段時間真是沒有大變。民調顯示,香港人儘管對特區政府有種種不滿,但對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任度曾維持過較高的比率。幾年前讀過一個年輕女子鄒頌華寫的書,開頭提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她說她在外國,遇到人家問她從哪裏來,她會說是香港。香港回歸你不就變成中國人了嗎?於是問她的國籍,她就說中國,因為沒有「香港人」這種國籍,也沒有「Hongkongese」這個字。但她心中卻有香港人這種情意結。她說,「我對『香港人』這身份有一份執着。畢竟,我們(與中國大陸)所呼吸的空氣、所踏足的土壤,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氣息」。她說出大多數香港人的感受。

不過,近兩年卻出現了「Hongkonger」這個字,它多用在口頭而少用於書面。一方面,是中共政權越來越急於把香港這個中國人的城市,變成中國城市。從政治、經濟、社會到人口遷徙,都如此。中共輿論不再講兩制,而是強調「一國」,要香港人不要只顧《基本法》,還要注重中國憲法。香港也有些人配合中共,主張香港應無限制讓大陸人來港,因為香港已是中國城市,跟大陸其他城市沒分別,應維護大陸人到香港旅居的「人權」。與這個方向相反,是香港小市民的生活空間不斷受大陸遊客和殖民擠壓,為了生存,不僅抗拒把「中國人的城市」變成「中國城市」,而且強調這裏是「香港人的城市」,香港人優先,Hongkonger也開始流行。有朋友在facebook貼出一張照片,是尖沙嘴彌敦道最旺地段的一個報攤,大大字掛出一個「請勿問路」的標貼。不用說一定被強國遊客問路煩到嘔,所以才掛出免問牌。但這是香港人過去的待客之道嗎?為甚麼會有這種180度的改變?你能怪報攤老闆嗎?

在廣東道和尖沙嘴旺區名店購物的,都是貧富懸殊的大陸社會中甚麼階層的人?香港人是對所有西方、日本、韓國、台灣的遊客,都變得不友善的嗎?還是只對大陸人掛出免問牌?「驅蝗行動」有驅其他地區的人嗎?

不久前,《南方周末》訪問大陸作家閻連科,他說,「慾望已經不能準確概括今天(中國)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慾望和惡望所左右。甚麼是惡望?我們去偷一個蘋果可能是慾望所致,但要把蘋果樹挖走栽進自己家裏,那就不是慾望而是惡望了。惡望,是整個社會處於一個罪惡的狀態,社會發展得越快,人心中罪惡的思緒和行為上的惡就越多。……你活到八九十歲,也難以見到像比爾.蓋茨這樣,把財富留給這個社會的人。不是一個,而是一個階層。……在這個非常複雜的、發展的社會當中,幾乎沒人有安全地帶。」

當「整個社會處於一個罪惡的狀態」的中國,香港要不要擺脫「中國城市」的命運,找自己的安全地帶,讓這裏成為「香港人的城市」?這是任何一個正視現實和負責任的人要回答的問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2月21日 星期五

馬傑偉 - 自由的代價

明報   2014221

港人有福,過去幾十年,不必流血,不必搞革命,法治、人權、自由、廉政、港鐵、八達通、光纖寬頻,樣樣有。獨欠民主政制,尚在艱苦經營。民主險阻重重,與此同時,過去之所得,又一點一滴失去。先是風吹草動,各種各樣的好東西,鏽蝕剝落。然後急風寒流迎面襲來,雨打在面上,風寒入骨,正所謂,盲嘅都睇得到;如何麻木,也感到頭髮尾陣陣涼。

而竟然,還有排山倒海的風涼話,用含混語言,採模糊手法,大剌剌的說,在任何時候沒有對任何人作出政治審查,所作所為,對得住天地良心,特區政府,萬二分重視新聞自由,你你你,在指控任何人任何機構之前,請拿出證據來。

反過來想,以前港人不必付出沉重代價,香港就蛻變成自由都會。今天寒冬驟至,城市變色。卡拉OK式示威遊行,喊喊口號表個態,就算奮力拉呼,聯署聲明、登廣告開記招,都似是發噏風。聲明一個接一個,遊行過後又係另一個遊行。禮樂崩壞如山倒,聲明還是要發,遊行還是要進行,堅持不一定有成果,不堅持就連僅有的都失去。港人應逐漸發現自由是要付代價的。被抽廣告,真金白銀,老闆員工,蝕入肉。留在媒體的橋頭上,是說良心話,是力爭自由,還是閃避問題,乾脆收聲?說與不說,左右為難。在風嘯嘯的急景殘局中,冒出頭來說話,也冒着丟掉飯碗的風險。香港人,福中知福,終於有今日,時代的考驗,就是在是非關頭,願意站在雞蛋那一方,而且甘願為自由付出代價。

戴耀廷 - 「民主程序」的法律解釋

2014221

【明報專訊】《基本法》第45條規定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從條文的文字意思去理解,進行這「民主程序」提名的是提名委員會。由提名委員會經過這「民主程序」去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在法律解釋上應不會有太大爭議。

任何機構去作任何決定都必會經過一套程序,那提名委員會這機構要做提名的決定,自當經過一套程序。若我們反對由提名委員會去提名,自然不能接受現在的安排,但那就需要修改《基本法》才可以。但若我們接受現有《基本法》條文在法律上的局限,那關鍵就會是提名委員會那套提名程序是什麼了。《基本法》為這程序定下了法律上的性質,這程序必須是「民主」程序。那我們可如何去理解「民主」這性質,令這套提名程序是「民主」的程序呢?有幾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一、這「民主程序」的功能是什麼?

《基本法》規定了這「民主程序」是用於提名,而非用於其他形式的決定。用最通常使用的含義及用通俗的語言去理解「提名」,它肯定不能等同選舉,且邏輯上也有問題,若這提名程序是準備人們去進行選舉,那它不可能本身就是另一次選舉。因此任何程序安排實質上是一種選舉,無論叫它做「預選」、「初選」、甚或「篩選」,那都不符合「提名」的文字意思。

「選」是從多個中揀出一個或以上的意思,但「提名」的意思應是產生多個選擇去讓人從中去揀。「民主程序」既是用於提名,那最起碼的意思是它不能規定提名委員會委員要從多個參選者中揀出一個或以上的為候選人,而應是讓提名委員會委員產生多個候選人給選民去選,那才符合這「民主程序」所要達到的提名功能。

二、這「民主」的提名程序所要達成的目的是什麼?

因這套「民主程序」是為了讓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那麼最起碼的解釋是這「民主程序」不能與普選的目的相背離。而普選的理解最相關的《基本法》條文有3條。第25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26條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39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而《公約》第25條規定選舉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整合起來,那就是說普選應是可以讓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能平等地行使。因此在理解「民主程序」的具體要求時,必須能確保普選的意義能實踐出來。若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無論其具體安排如何,令到有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平等地行使,那就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法律要求,因不能用這套程序來實踐得到《基本法》規定的普選。

三、這用於達成普選的提名程序所要實踐的「民主」是什麼?

有些人以為「民主」只是指少數服從多數,故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就只可以是由提名委員會所有委員投票以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序,讓得票最多的若干名參選者成為候選人。這是一個相當狹窄及抽離的解讀,因它未有考慮「民主」這概念在第45條的語境中,是用來為一套提名候選人去參與普選的程序定出性質的。

「民主」的意思也可以是指多元的意見及利益能被接納及反映得到。這是更豐富及更能符合提名的程序功能及實現普選目的的意思。這也是說「民主程序」須能讓多元的意見及利益在提名的過程中反映出來。

多元可以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整個社會內的多元,那麼「民主程序」應能反映得到社會中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多元意見。一定數量公民聯署支持一名人士參選行政長官,只要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無論具體安排是怎樣,最終未能容讓這人成為正式的候選人,那也是有違「民主程序」的精神。

在民主制度,政黨扮演關鍵角色,這也應是「民主程序」所應包容的多元意見及利益。同樣,若提名程序未能容讓政黨建議的人選成為正式的候選人,那也存在問題。

上述是一個最廣闊的民主多元,但提名委員會的「民主程序」最起碼也應實踐得到的多元,是提名委員會內的多元。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愈高,那麼提名委員會內部的多元與整個社會的多元的差距就會愈少。要能達到提名委員會內的多元,提名程序必須能讓一定數量提名委員們聯合建議,無論具體安排是怎樣,他們建議的人都可以成為正式的候選人。所需委員的數量愈少,民主多元的程度就愈高。

其實在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已採納了這種民主多元的精神,那就是立法會地區直選所採用的比例代表制。只要候選人取得一定數量的選票,他就可以當選。現在設計的是提名程序,開放度理應更高,故以這種民主多元的精神去理解「民主程序」,應能符合《基本法》的法律規定的。

我在這裏只是提出「民主程序」所可能包含及所不可能包含的法律意思。我並沒有表示支持或反對哪一個具體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最後是選取哪一個方案,是政治而非法律的決定。而政治決定要達成共識,最好的程序當然就是商討了。

謝西嘉 - 我接受了「普教中」之後

世紀版   明報   2014221

來到美國,我第一次遇上身分認同與文化衝突是在自我介紹之時,連接腦袋潛意識與舌頭的神經線迅速傳遞電波之際,我自然地說我來自香港。無論對方是亞洲人或外國人,都會問:「所以你說普通話嗎?」然後我會自豪且理直氣壯地說自己的母語是廣東話。當他們問到分別何在,起初我支吾以對,只能說上是地方本土語言。當以上對話重複數十遍後,我漸漸發展出一套自我感覺良好的答案:「廣東話是複雜而精準的地方本土語言,有九個聲調,抑揚頓挫起伏較普通話大,也較難學。但無論說普通話或廣東話,書寫的都是中文。」

後來,有個上海女生主動跟我講她好喜歡廣東話,並看無綫連續劇自學,有個不會廣東話的深圳女生問我有沒有看過特別技巧的朗誦影片,然後說撇開技巧和表情,她覺得用廣東話念詩好動聽。有時候我說自己來自香港,中台同學都會雙眼發亮的問為什麼香港人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普通話,猶如香港人的頭頂都冠上光環似的,我思索良久,然後說其實不一定,只不過母校是英文中學,同時以普教中。

對,是「普教中」,早於10年前母校初中的中文科已全面用普通話授課,雖然至今我在自己身上也搞不清目的和成效何在,能說一口足以溝通有餘的普通話,都不是在初中三年那些操港式普通話的老師身上學的。在臉書上看到朗天的狀態,實在到位得想按讚一萬次:「相信普教中的,大部分自己中文差勁,主張普教中的,一部分甚至自己普通話也說的不好,包括教育局長吳克儉。」在母校把普教中全面推行而擁有話語權的人「浸過鹹水」,閉上眼睛還以為自己在聽洋人發言,惜有些場合「焗住」要講普通話的時候,其打結的舌頭又不爭氣地出賣其香港人的身分,十足身分認同障礙。

母校同時是鄧小樺筆下那些推行「在我間學校裏只能聽到英語或普通話」政策的表表者,校園有語言大使,校徽下掛上血紅色的徽章,鼓勵同學說法定語言。每個學期末同學還要互相評分,回顧過去表現。這都是流於形式,陽奉陰違的種種,「  」(粵音:柯果)非常。最荒謬的是連演講嘉賓和牧師也要跟隨學校的法定語言,只記得當時仍是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在早會用「半鹹淡」的普通話說:「那個……老師叮囑我要用英文或普通話……但……你們都聽到……我的普通話很普通,(廣東話)所以,我都係講返廣東話啦哈哈哈!」

記得用粵語教我高中中文兩年的班主任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你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學生……不愛規行矩步,左爭右辯不守語言政策……希望你在踏入社會後回首作自我審視之際,發現自己仍留有這些棱角,這點執著,別讓歲月磨蝕最初最真的自己。」

在港修讀香港流行文化時,用26篇潮文解讀26個被廣泛使用而不被常規認同的粵語詞彙,完成期末的創意功課,潮語包括「伏」、「搏盡」、「重口味」,較old-school的有「竹升」、「地踎」。在解釋創作動機的論文中,我寫着:「廣東話這種語言的言語(parole)成分比語言(langue)成分強,不講求嚴謹的文法,也沒有統一的法規去編製正式的語言體系。其語言的運用隨時代文化階級改變,反映社會變遷,達到語言最根本的溝通用途。雖然粵語是港人母語,但卻被普遍認為膚淺欠深度。我們常把俚語掛在嘴邊,但在文學作品中它們永遠只游走於邊緣位置。粵語精準簡潔,只需用上一個詞語就能表達好幾句英語的話。廣東話這個語言所蘊藏的本土性與主體性的文化意涵遠遠比其表面意思來得更深遠」。可能在政府和貴族學校的白鴿眼裏,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是不該如此低俗粗糙的。但相比客套間接的日語和一些包裝得近乎偽善的語言,土炮的廣東話多了幾分老實市井,也是讓我pride and proud to be a港女的原因之一。

作者簡介:流落於阿美利堅鄉郊的城市港女。

2014年2月20日 星期四

李怡 - 透視「驅蝗行動」的三個要點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20日

對周日廣東道「驅蝗行動」最公道又最簡潔的評論,是歌手黃耀明認同藝人黃秋生的一段話:「我也反對這樣對遊客,但高官們有否想過是甚麼事,甚麼政策和甚麼人將香港人逼瘋了?」

「反對這樣對遊客」,是因為辱罵雖不涉暴力,但所針對的不是某些遊客的行為,而是無辜遊客本身。但過度的無限制的自由行,在香港已不是一個旅遊問題,市民受困擾的,不是簡單的遊客購物。早前港大社會學系主任呂大樂撰文,指出政府不能以承受旅客能力的角度看待「自由行」,以為增加旅遊設施就能解決問題,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已成深圳民眾生活圈。自由行早已不是一般的旅遊觀光,其行為的性質是日常生活的伸延(具體地表現為購買日常用品的購物活動)。把香港當作民眾生活圈且有擴大至泛珠三角之勢。


農曆年前,在香港新界區的超市,都見到繞了幾圈、推着堆滿年貨的購物車的付款人龍,在超市門前則見到這些人把獵物裝進大箱中。香港一般市民,想要在那幾天進超市買點小東西,都很困難。

港鐵太擠,政府官員說大不了等多班車;香港市民買不到日用品,反對限制自由行的人說,頂多排隊久一些;私家醫院的門診擠滿了大陸客,那不是也可以多等幾個小時嗎?問題是這些都是市民付出的時間成本。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飽受無限制的自由行客擠壓,「將香港人逼瘋了」,這才是當前的核心問題。小市民快被逼瘋而作出情緒性反彈,與在外國旅遊受「歧視」絕非同一件事。

這是透視「驅蝗行動」發生的要點之一。

要點之二是,「將香港人逼瘋」的,還有「甚麼政策和甚麼人」。日常生活受擠壓非一朝一夕,但政府官員說「人口增長無上限」,又稱政府會繼續增加本港的承接能力,並將旺點的「經濟效益」擴至十八區,等於將部份地區受擠壓擴散至全港。早前有政黨建議政府向從陸路入境的非本港居民收取入境稅,以減緩入境人數,梁振英的回應是九唔搭八地指摘港人不能「未富先驕」。

博客林忌翻出1999年11月10日的立法會紀錄,當時的庫務局長俞宗怡為徵收海陸路離境稅作解釋,她說:「離境稅這概念並非香港獨有。現時內地有關當局亦都向所有經落馬洲、文錦渡和沙頭角邊境管制站進出內地的車輛,徵收多項離境費用。」

現在建議徵收入境稅,目的是針對一日多次往返的水貨客,100元入境稅不影響真正來港旅遊人士,根本不涉歧視,也與是否富是否驕扯不上關係。

誠如葉劉淑儀指出,港人對內地遊客的民怨日積月累,港府沒有及時疏導,有一定責任。正是特區政府的政策和官員對自由行無限擴大的反應,「將香港人逼瘋了」。

透視「驅蝗行動」的要點之三,是中共和港共政權對這不到200人的遊行示威的反應,其迅速和上綱上線的程度,令人感到特府高度自治的淪落。從香港到北京,從親共輿論到官員和官方機構,所作反應都與這樁事件的規模不相稱。回顧兩年前的D&G事件,參與民眾是這次的十倍,名店不得不閉門停業,附近商舖的生意亦大受影響。當時的曾特首只表示,政府對香港的價值有信心。他表現出對香港人自由的尊重。

兩年來,自由行規模擴大到擠壓市民生活空間的境地,與此相反的是,反自由行的規模這番小得多,所不同的只是多了愛字堆的對罵。而中共和港共的反應卻超強。甚麼原因?一是中共再也不把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看在眼裏,也不把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當一回事,反正「大地在我腳下」,特首任我差遣,動輒上綱到港獨。至於銜京命的特首和眾高官,反應不僅比較對香港民生問題快得多,而且也莫名其妙地強硬得多。他們的話像是說給中共政權聽的。中共港共,都不再理會示威活動是不是言論自由的範圍了。

多數港人不會認同「驅蝗行動」,百多人的行動沒有把港中矛盾擴大。倒是中共港共的反應把港中矛盾推到難以緩和的境地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4年2月19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暴風雨來臨

明報   2014219

李慧玲遭商台辭退,全城轟動。震驚的不單是一名資深記者的去留,而是一場風暴的來臨。

有人說,商業機構的人事變動本屬尋常,何須拉扯至言論和新聞自由?但是,傳媒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傳媒被稱為「第四公權」,掌握着言論自由的鑰匙,透過傳媒的報道讓我們監察政府,令資訊自由和民主政體得到實踐。亦因為傳媒作為監察者的角色,傳媒往往首當其衝。如果傳媒只是普通商業機構,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政府千方百計去箝制新聞自由!

再者,這不是單一的事件,遠的有鄭經翰、吳志森,近的有劉進圖、李慧玲,還有近日《蘋果》和《am730》先後遭中途抽掉廣告。國際法庭已清楚指出,廣告是傳媒的收入來源,政府限制傳媒的廣告便可構成限制言論自由。無獨有偶,這些傳媒人一個共通的特點均是尖銳批評政府的人,難道這只是巧合嗎?

有人說,更換主持人是慣常調動,並不涉及封咪。當然,我們要客觀看人事變動後的變化。自李慧玲被調後,商台早上的節目,失去了昔日為當天的新聞和時事定出焦點的風采,換來是一個雜誌式東拉西扯的節目,甚至有不少《志雲飯局》電台版的影子,我不敢說這是好與不好,畢竟各人口味不同,但只是覺得可惜,這節目的影響力靠多年努力建立起來,卻可以毁於一旦,最少,這不是我期待的節目。

從管理的角度看,對這些人事變動當局的處理手法亦相當拙劣。《明報》總編輯還未上任,為何要急急調走劉進圖?港大新校長四月上任,總不成我們會在幾個月前便換掉舊校長?李慧玲在商台服務十年,亦不涉及誠信或瀆職等問題,又何須用這粗暴的手法辭退她?這手法是否正在傳遞逆我者亡的信息?任何一個機構,人是最重要的,這樣的處理手法對員工的士氣有何打擊?

李慧玲事件是否涉及政府現時難下定論,但傳媒近日一而再地受到打擊,很難令人相信這只是巧合,看來一場暴風雨已來臨了。

李慧玲 - 不正常調動 & 證據

李慧玲 - 不正常調動
烽煙日記   am730   2014年02月19日

商台去年11月中將我自早晨烽煙節目調到黃昏,我並不認為是正常調動。當日調動,事前一句沒提過。我星期五做完早晨節目才獲知會,星期一馬上生效,不可說不。與我並肩合作多年、一手一腳訓練的團隊(包括拍檔、監製、節目助理)全部要留在早晨,僅我一個人被調。

試問,這像是以做好節目為前提的正常工作調動嗎?

調動到黃昏節目之後,小學雞式的騷擾無日無之。調動後第一日,同事在我辦公室房間開會,高層竟有微言,下令同事從此要改到會議室開會。

我接受傳媒訪問,高層說我沒書面申請,要發口頭警告。節目拍檔病了,臨時請來嘉賓主持,高層事後不肯付對方車馬費。實報實銷單據,查根問底。這些,我以往九年半在商台工作從未發生過。

最過分的是,王維基舉行記者會宣布以流動電視牌照開台,六點前後我在看直播記者會,高層要行政部同事和我開會討論日後接受訪問安排。我說不看直播六點半很難開咪做節目,但高層堅持要開。如果高層以做好節目為大前提,會這樣要求嗎?

情況絕不尋常,我相信上述連串動作,是希望我知難而退,自行辭職,讓商台可以避開操刀做劊子手罪責。但我公開表示會留守至最後一刻,其間評論工作也沒放軟手腳,商台最終選擇粗暴地將我掃出門口。

有人或會問,是不是我開罪了高層,引發辦公室政治?商台同事可以做證,11月中調動之前,我和高層關係良好,轉捩點可能是陳志雲要求在早晨烽煙節目前後加插半小時他的訪問環節。如果高層說我做節目做得差要改革節目,我無話可說,但對方給我的理由卻是訪問一些不接受我訪問的人,例如在囤地事件被我強烈批評的陳茂波,我認為有違新聞原則,當然拒絕。

以上所寫的,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加上高層在對話中曾提及發牌的事,梁振英身邊人又向我示警,綜合前因後果,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政治打壓。


李慧玲 - 證據
烽煙日記   am730   2014年02月18日

商台粗暴解僱我,我認為是政治打壓。有評論請我拿出證據。

政權打壓不聽話的傳媒,會不會刊登憲報事先張揚,留個白紙黑字紀錄,讓大家日後有充足證據為事件定性呢?又或者,傳媒機構面對續牌壓力跪低,會先行寫封自白書陳情,為自閹新聞自由立此存照,製造一個完美的證據確鑿局面?做壞事,誰會錄音讓你人贓並獲?

如果想要這樣的證據,對,我沒有。

但我沒有上述所謂的證據,是否就代表政治打壓不存在?我是個新聞工作者,只能忠實講出我知道的事實,包括我親身經歷的事情、親耳聽到的說話。事實是我在主持風格一貫的情況下,由受重用變成被不正常調動、被粗暴解僱。事實是我在11月中被調動之前,問過管理層節目收聽率和廣告有沒有問題,而對方都回答沒有。事實是有梁振英身邊人向我警告「小心你份工」之後,未幾我就被封咪滅聲。為甚麼梁粉會比我更早知道我份工會出事?

如果上述只是巧合,也未免太巧合。大家真不覺得事有蹺蹊?

我尊重不同人對上述事實有不同判斷,而我,將樁樁件件串連,加上往績,綜合傳媒近期一件又件受壓事件,我認為是梁班子對新聞自由的打壓,而商台在續牌魔咒下跪低。

《am730》被抽廣告,老闆施永青認為涉政治原因。我沒有問施老闆拿證據。我沒有問施老闆:「你有沒有問過人家為甚麼抽廣告?對方承認是政治打壓嗎?你如何確保人家不是認為報紙廣告效力不足,所以抽廣告?」

我沒有問施老闆這些問題,因為我相信施老闆的判斷,我自行綜合前因後果也認同施老闆的判斷。在關鍵時刻,我們需要有判斷,而且勇敢地說出來。

當政權可以肆無忌憚、再不必遮遮掩掩對新聞自由的打壓,讓你有證有據,天,太遲了,鹿已經變成馬。 

古德明 - 南轅北轍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2月19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發表《公民提名非普選唯一途徑》紅文,力言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候選人不可由公民提名。紅文第一段作客觀狀說:「社會上,對這種提名方法能否符合《基本法》,有南轅北轍的看法。」袁國強講法律?他連自己在講甚麼都不知道。

袁國強明顯以為,「南轅北轍」是「截然不同」的意思。這是小學高年級學生都不應犯的錯誤。

《戰國策》卷二十五魏王準備出兵伐趙,臣子季梁進諫,說魏王要取信天下,卻四出征伐,就如有人要往南方的楚國,卻「方北面而持其駕(驅車北行)」。後世於是有「南轅(車前木杆)北轍(道路)」一語,說所為和所求相悖,徒費氣力,例如《長生殿》第四十六齣道士楊通幽奉唐明皇命,升天入地尋覓楊貴妃魂魄,兩處都不見芳蹤,最後獲織女娘娘指點,才知道楊妃魂魄在東海蓬萊山。他向織女道謝:「多謝娘娘指引。枉了上下俄延,都做了北轍南轅。」這「北轍南轅」,就是指走了冤枉路。

當然,新中國人亂用中文的,比比皆是。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臺灣《自由時報》有一篇《華山論劍》,說民進黨頭目游錫堃、謝長廷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迥然不同:「兩人的中國政策見解即南轅北轍。」同年七月二十日,大陸新華網有《成品油價格與市場為何南轅北轍》一文,解釋油價和油市場表現較然不同的原因。

說差別巨大,中文除了「截然不同」、「迥然不同」、「較然不同」等詞語,還有其他說法。《莊子‧逍遙遊》論高士接輿:「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後世因以「大有逕庭」或「大相逕庭」說較然不同,例如《鶴林玉露》丙編卷一比較唐朝狄歸昌《題馬嵬驛》以及杜甫《冬狩行》二詩說:「(杜甫)詩意與狄歸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又《文明小史》第五十七回余小琴自覺家境比不上衝天炮:「他是制臺的少爺,有財有勢;我的老人家雖說也是個監司職分,然而比起來,已天差地遠了。」同義詞語還有「天壤之別」、「天淵懸隔」、「相判雲泥」等等。

袁國強可以隨意解釋《基本法》,卻請不要隨意解釋中文成語。謹試擬「南轅北轍」例句,供這位律政司長參考:「要按中共指示實行普選,何異於南轅而北轍。」


周三刊登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2014年2月18日 星期二

陳雲 - 識講普通話就識寫文章?

三文治   2014年2月18日

某人的英文講得很好,他寫求職信,便說:I have heard from my friend that your company is seeking someone to fill up the post of assistant manager.  This job suits me well.  Can I work for you?

這樣寫的求職信,除非僱主別具慧眼,否則必然石沉大海。求職信的開頭,要寫In response to your advertisement for an assistant manager posted in your company website this 17th February 之類。求職信一般要莊重,這是書面語的成規,屬於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register(語域)觀念。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語言風格,例如廣播、公事、學院等,都要用正規語域(formal register)的文書。即使口語講得很好,如果不識得書面語的風格,不識得人情世故,就寫不出大方得體的求職信。

如果這人找的是餐廳的侍應生或廚工,親身摸上門,向老闆或經理說這番話,卻又變得好恰當、好坦率。因為這些餐廳酒館,屬於非正式的場合,用的是informal register(非正式語域)的語言。

又或者,某人用非正式的語言,如此寫求職信:My friend Clifford showed me an advertisement the other day.  He told me that he left this company a month ago and he still missed the colleagues and the projects there.  I think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onderful about your company because he doesn’t look back in life very often.  He is, allow me to say, Clifford Richards, who worked as product designer in your company.  這又變得可以了。此信用白話口語寫成,但由於涉及私交,故又變得恰當。這是破格的寫法。當然,帶出他朋友名字的最後一句,仍要有點客套。而且,此段之後,就不可以再提朋友的名字,要講自己的了。

改用中文吧。普通話講得很好,你夠膽這樣寫求職信麼?

「我今天吶,無聊起來上了咖啡館讀報紙,無意之中翻到了分類廣告那幾頁,看到你們請產品設計員,心跳的特厲害。這樣的工作,我畢業到現在,真等了很久,碰上你們又是這麼一家出名的大公司,裡面這麼多高人,我如果能進去做,那往後的日子該有多好啊。」

這是地道的北方話、普通話,但這樣的普通話可以入文,用來寫求職信嗎?不可以啊,散文也不能這樣寫。然而,這樣的中文口語,神氣活現,卻可以用來寫小說、電視劇、舞台劇、相聲,但我們香港的學校真要訓練小說家、劇作家嗎?

普通話教中文能幫助寫文章?少發一點神經病吧,拜託。

成名 - 盲愛國政治風險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18日

林鄭月娥發佈政改諮詢文件以來,緊跟中央所提的特首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強調特首愛國是「不言而喩」,但《基本法》並沒有這樣寫。這種違反法治的講法,想深一層等於說中央是大老闆,它不會說清楚有甚麼明文規定要遵守,但可就政治形勢、權力鬥爭的結果隨便拿個「不言而喻」的藉口來篩選特首候選人。

律政司司長袁國强更表示,特首人選是否「愛國愛港」,要由提名委員會及中央判斷。他的言論顯示特區政府在推銷提委會「篩選」方案的角色。而所謂特首須「愛國」,明顯就是想進行有篩選的假普選。

「愛國」重於一切,與獨裁社會的「愛國主義」主張分別不大。「愛國主義」的目的在於激發愛國情緒,進行政治動員,以便獨裁者或利益集團達致個人或集團利益,但卻可以對人民帶來災難,例如發動二次大戰、文革、東南亞排華運動等。

很多人說「香港的政治爭吵,令人厭煩」。

1997年至今16年半,香港管治在幾個主要方面都出現明顯倒退,甚或已響起警號。在2001年,最貧窮家庭與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是27倍,但在2011年,差距已擴大到42倍。香港在過去十年,人均GDP上升了47.6%,但貧窮家庭卻沒有因而受惠。

至於廉潔,據國際反貪腐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3年的排行榜,在177個地區中,香港排名下已跌至第15位,是7年來最低。作為香港肅貪倡廉機構的廉署亦爆出貪腐醜聞,令人憂慮!

新聞自由尤其岌岌可危:《明報》總編輯被撤換,多份支持人權和真普選的報章被中資銀行抽廣告,甚至有報道指梁振英曾向三間銀行施壓抽廣告。按無國界記者的調查,香港新聞自由度由2002年全球排第18位降至2014年的第61位。欠缺新聞自由,令社會實況無法反映,貪污、特權更易發生,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影響經濟發展。

香港屬於半獨裁體制,因它既有一定的公民自由,卻無真普選,除了政治制度本身認受性低,及容易造成貪腐及新聞自由備受打擊外,半獨裁體制,亦容易導致另一個頭痛問題:增加政治不穩定的風險。

根據一項涵蓋多個國家,在美國頂尖政治學期刊發表的研究,半獨裁體制比民主體制的政治不穩風險高出30倍以上(註)。半獨裁體制易造成政治不穩,因它通常會帶來:(1)政府政策親疏有別,(2)政治兩極分化,以及(3)群眾動員增加,街頭對抗加劇。

而這三個特徵,在香港早已出現,而且日趨顯著。

在親疏有別方面,半獨裁體制既屬不民主的政府,因缺乏普選認受性,靠親疏有別管治:例如雖然民主派獲五成多至六成多選民支持,自回歸以來政府普遍不委任民主派入重要委員會。

在政治兩極分化方面,政府在北京支持下實行越趨明顯的行政獨裁,賤視民意。電視發牌事件中,只要少數人決定配合中聯辦向議員拉票,便可不理會全港七成多市民贊成批港視開台的訴求,把在內地沒有投資、有較少阻力扮演敢言傳媒的港視掃出局。又例如國民教育,特區政府試圖強加洗腦課程,令部份公民團體奮起反抗,加劇政治兩極分化。

政治兩極分化出現後易帶來群眾動員增加,街頭對抗加劇,導致政治不穩。梁振英上台後,忽然出現不同的「愛字頭」,是群眾鬥群眾的策略,以語言和肢體暴力,倒果為因地把爭取民主人權的政黨或人士標籤成亂港勢力。這種在專制社會常見的對自由、民主運動的壓制,長遠易造成更大的衝突、群眾動員和政治不穩。

中央和特區政府,卻還是朝強化半獨裁體制特徵的方向去設計香港將來的政治制度:提委會的組成,須按過去一直備受北京控制的選委會去設計。這意味着特首選舉繼續受北京操控,當選的特首繼續只得小圈子的代表性。

至於2016年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如何修改,當局更加沒多着墨,顯示功能界別將繼續佔立法會一半席位,商界將繼續透過功能界別主導立會。任何由直選議員提出而又符合公益的議案,會繼續受到封殺。

維持香港半獨裁體制,政治不穩定的風險只會上升。港人若不想當災,就必須密切關心政改諮詢,積極參與並提出意見,阻止附帶篩選和操控的假普選。

註:Goldstone, Jack A., et al."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54.1(2010):190-208.

成名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陶傑 - 教學語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17日

中國語文或文學用什麼話來教學,吵吵鬧鬧,而不知其中有四層:

一、中國文學中的白話文課,如「背影」,教師該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在課堂上向學生朗讀。

二、講解和賞析此一白話文的語言,教師應該用普通話還是粵語。

三、中國文學中的文言,像「醉翁亭記」、「赤壁賦」,還有唐詩宋詞元曲,朗讀課文時,教師該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

四、在講述賞析「醉翁亭記」、「赤壁賦」、唐詩宋詞這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時,教師應該用普通話,還是粵語。

中文教學的語言,如果不先分清楚以上四樣,吵來吵去,越吵越吵不清楚,而且以中國人的農民低級思維,吵着吵着,粵語教學的問題,就變成政治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就是「港獨」問題。變成了「港獨問題」,就是「分裂祖國」的罪行。一旦「分裂祖國」,共產黨那隻手,出於動物的原始本能,就會摸向腰間那把鎗,準備「鎮壓」而殺人。

若心智正常,而對於中國語文的方言,稍有認識,對於上列這四點都知道跟什麼「分裂中國」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你懂上海話,就知道在上海,即使在民國時代,中小學教授中國文學,教師唸課文,尤其古文,必定自動轉為北京官話(那時不叫「普通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這幾句,無法以滬語口讀。一個上海先生,必定轉以北京官話唸出來──此中不必由北洋政府、民國政府,或者蔣介石、蔡元培、胡適哪一個官僚來「行政命令」,上海教師上課,自然會轉腔。

有許多字眼,上海話是發不出音的,例如「不」,上海人說「弗」,上海人說不出「你」,必說「儂」。上海人唸不出「誰」,必講「啥人」。甚至廣東人講「飲水」,北京人說「喝水」,上海人「飲」和「喝」都說不出來,只說「吃水」。

但是上海話和北京話讀不出來,或者不再流行的字和詞,廣東話都有,都唸得出。所以,用粵語朗讀古文最好;用粵語講解中國文學,也沒有問題。老舍的作品,教師可以用民國時代的京片子來唸一次課文(如果他會),講解也可以一樣用粵語。教學語言之爭,對於一群沒有中國文化修養的官僚才成為問題,對於強盜,才成為罪行。



Vic:題外話,田北辰田二少可以長期擔任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2000年11月10日至2009年6月30日),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誥烽 - 什麼是中國人?

2014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一位女星針對大家不滿自由行湧港衝擊本地民情風俗,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所以應該包容。 有人甚至念出「內地香港同祖共宗」的神秘宗法咒語來企圖消融港中矛盾。但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國家民族?這些恐怕是近年本土爭論的雙方比較少深思的。

前一陣子英國歷史學泰斗Eric Hobsbawm辭世,很多朋友都提起他的經典《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出歐洲19世紀興起的國家民族身分,乃由民族主義者想像建構而來,當中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基礎。國族由想像而來,但想像的標準可以是什麼?現代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又是怎樣從清帝國崩解後的瓦礫中冒起的?

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歷史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 的《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必不可少。Brubaker認為,歐洲在告別皇權之後兩種界定國民身分的主要原則,乃是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屬地主義(Jus Soli)原則——即在一國疆域內出生,或在疆域內居留一定年期、融入該地主流文化,便能獲國民身分;和以血脈為基礎的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原則——即以父母血統決定國民身分。

19世紀法國與德國國民身分的形成,乃是這兩種原則的典型。法國在大革命之後,國家精英以大革命代表的俗世價值,即「自由、平等、博愛」作為界定法國國民的標準。任何生於法國土地,或是移居法國並認同這一普世價值者,均可成為法國人。這便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原型。

同時期德語精英的民族主義運動,嘗試將分散於歐洲各處的德語社群聚合起來,建構統一的新民族國家。在此脈絡下,德國民族主義者即發展出以血統為標準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觀:只要父母是德國人,無論你生在何方,都是德國人;反之,若父母不是德國人,就算你生在德國境內,也不是德國人。

19世紀末,部分德國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比較開放的、以文化為標準的德國認同,即不論血緣,只要同化成講德語和信奉新教,便能成為德國人。但當時很多波蘭農民移居到德國東部,在政府與民間的多番嘗試下,仍堅持講波語和維持天主教信仰,結果導致德國知識精英(包括現代社會學之父韋伯)放棄同化東部移民,甚至支持驅趕波蘭移民,回到以血緣定義身分的封閉民族認同。德國的民族主義不斷倒向純淨血統的神話,最終引致納粹的雅利安人理論,其餘的已是歷史。

從大漢排滿到五族共和

中國在20世紀出現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的界定,一直在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之間搖擺。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批受西方思潮影響、試圖建構現代中國國民認同的革命分子如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並與信奉反清復明的地下會黨緊密合作。他們建構出來的中國觀,基本上是一種大漢族的排滿意識。這種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造成辛亥革命成功後,全國各地出現漢人屠殺滿人的事件。這些悲劇當然已被官方史掩蓋起來。

但將中國人等同漢人,令民國早期的政治精英無法理直氣壯地繼承包括東北、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漢人地區的清帝國版圖。因此在革命成功後,民族主義者皆從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轉向五族共和的主張。但怎樣將漢滿蒙回藏講成同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成了一個論述上的難題。於是國民黨提出了血統歸一的種族民族主義神話,虛構出一個血緣單一的中華民族。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即在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中,表明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大宗族,少數民族都是通過與漢族進行「累世的婚姻」而成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

當時中共將蔣的這種以血脈宗族界定中華民族的觀念批判為封建法西斯。而中共則模仿蘇聯的民族理論,建構出各民族人民平等自由地聯合成新中國、共同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壓迫解放出來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即承諾「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毛澤東的這個承諾十分開明進步。至於這位20世紀走數王後來怎樣走數,已是眾所周知。

飄忽不定的中國認同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官方揚棄左翼革命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述。各地爭相復興民國時期的種族民族主義觀,重新抬出「炎黃子孫」的概念,甚至大搞黃帝崇拜。這種以追溯至遠古的神秘血緣定義中國人的觀念,對於香港很多開口閉口「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大中華主義者來說,好像十分理所當然。但這種種族民族主義,就算在中國官方,也不是沒有爭議。例如常常在民族問題上為政府出謀獻策的北大教授馬戎,便曾提醒:

少數族群中有不少人認為歷史上的「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其他少數族群另有自己的祖先……有些少數民族的古代傳說以其他動物為自己群體的圖騰,並不承認自己是「龍的傳人」。所以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於「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稱之為「中華共祖」、「華夏共祖」是非常不妥的。以各級政府出面官方舉辦對「黃帝」、「炎帝」、孔子等的大規模祭祀活動,也許是無知或是無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體現出漢人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十分不妥而且客觀效果不好……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也會造成損害。

由此可見,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嘢未搞清楚,咪嚟煩我啦!」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Rogers Brubake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馬戎 2010,〈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與「黃帝崇拜」的族群狹隘性〉,《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吳靄儀 - 沒有制衡的特首

明報   2014217

中英談判的時候,中方最着緊的是主權。無論談什麼,一下子就扯到主權,即使與主權無實際關係,也因為視為主權的「體現」變得茲事體大。而且非常之crude。總之英人或英政府在殖民地時代名義上享有的權利,回歸後的中國公民及特區政府都要享有,不可有任何實際上或象徵上的削減。

於是,理論上港督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行政局由港督委任,連同立法局都只不過是向港督「提意見」,港督只向英國政府負責。回歸後的特首就照抄;港督代表英女王,特首代表中央,挑戰特首,即是挑戰中央。

可是,殖民地港督的權力有許多有形無形的制衡,許多東西,法律上規條上沒有明文限制,但卻絕對不能做。比方說行政局的意見。沒有什麼條文說港督一定要聽從,但規格上若反行政局大多數意見而行,就要記錄在案,並且要清楚解釋理由。這已是足夠的制衡。

名義上,行政局成員及許多大大小小議會、委員會、高官政要,俱由港督個人任命,但事實上任命有一套制度,由部門推薦,港督除非有明顯理由,否則不接納就招人物議,這已足夠讓他將這種狀况減至最低限度。

凡此種種,名義上極權的港督,實際上受一套原則制度約束,失卻民意認受,香港變得管治不了;受到英國議會質疑,他就會被召回英。再深一層,做到港督這個層次,必然在公職資歷已深,公職應有的品格和顧忌,根深柢固,令君子自重。

換了一支旗,保留了表面上的極權,去掉了有形無形的約束,不肯以其他方式制衡,遲早碰上一個為所欲為、上下其手的特首,後果自然是假公濟私,栽培羽翼,到了那個田地,中央控制不了,特區沉淪,可憐的是無辜受難的天下蒼生!

劉細良專欄:求富求強何去何從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2月17日

今日人人講中港矛盾,有人認為屬資源爭奪,有人扣上「病態本土主義」帽子,但若放在歷史長時段來看,套用大陸常用政治評論語句:「這矛盾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去年美國亞洲協會兩位年輕學者Orville Schell與John Delury出版一本名為「Wealth and Power:China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作品,研究自晚清以降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知識人所呈現的精神面貌,由清末魏源、梁啟超、陳獨秀、孫中山、蔣、毛、鄧小平到劉曉波。

作者認為中國現代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求富求強,洗脫恥辱,一切主義、思想、革命,都只是求富求強的一種手段,一種拿來主義,實用主義思維模式下的產品。

不論是慈禧的立憲、孫中山三民主義、蔣介石推崇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毛澤東的烏托邦共產社會,或五四全盤西化論,都沒有終極目標,究竟,除了富強,中國人的理想生活狀態是怎樣?

作者比較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現代化起點,大家並不相同,前者是由一場屈辱,即鴉片戰爭開始,而後者則是一場勝仗或革命成功,如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與英國光榮革命,而中國近代史的起點,這個屈辱史的開端,令到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也就令到香港和中國開始了兩段完全不同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港人抗拒內地道德真空

中華帝國在晚清崩潰,產生了大一統權威瓦解,香港與台灣是這段近代史中兩個「異端」,他們探索富強之外,有甚麼核心價值,是中國人現代生活應有的狀態。

這種異端對大中華帝國重建,是一種威脅,因為主旋律是民族主義,洗脫屈辱,求富求強,但內裏空洞無物的中國夢。

香港、台灣的存在,本身正在凸顯出帝國重建中的道德價值真空狀態,香港人針對內地人不文明行為,並不是甚麼病態本土主義,內心不滿的其實是內地文明價值失落的道德真空狀態。

要消除「異端」雜音,與主旋律的不協調,必須向香港人灌輸一種屈辱史觀,才能對共產黨帶領民族復興產生自豪感,蒙上一塊紅布,跟着黨的感覺走,自絕於西方普世價值,這就是人心回歸工程了。

港中矛盾,微觀層面是自由行,宏觀層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 

2014年2月16日 星期日

牢騷齋主 - 普通話救中文

星期日生活   2014年2月16日

【明報專訊】教育局說「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引來軒然大波,現在教育局收回有關言論,廣東話是否法定語「言」的爭論大概已告一段落,但廣東話可否用來教中文的爭論卻並未停止。(牢騷案,97%這個數據似乎也有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01,2006及2011年三次人口普查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人口都是約90%)。

基本法是有提及教學語言的,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興辦各種教育事業。」換言之,教學語言是香港的自治範圍。按我們原有的教育制度,教學語言有英文、中文,至於中文是否僅指粵語或是僅指普通話,從來都沒有爭論,大概也不會有人關心,家長最關心的,只是某校是否用英文教學而已。

但近年來有人不但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更認為香港中文成績低落,須改用普通話教中文才能救中文。例如2005年港大一名先生在報上說:「八年來,香港逐漸自毁長城,把以往中英雙語文化的優勢摧毁,把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削弱,用方言口語來作教學語言,與傳媒的口語化朋比為奸,為祖國入世與國際接軌的大業,不止難作貢獻,更背道而馳!」〔2005年5月16日,《信報》陳鈞潤〈極視聽之愚〉〕教了幾十年中文,原來自己「朋比為奸」、「難作貢獻」,那天是五月十六日,我馬上聯想到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連續兩屆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後中文科都成為頭條新聞,名校中文表現差劣更成了城中熱話,相信一定有人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就可以起死回生。據我所知,不少學校已經普教中了,也有些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以爭取普教中為目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讓我們看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實際情况。1999年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2008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出計劃協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普教中成為一時潮流,遍地開花了。校監及校長多番問我,會否參與這個計劃,我期期以為不可,組內同事也不甚支持。有些先進學校,不但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甚至用普通話教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他們的成績如何,我沒法知道,不過他們曾在研討會上講得救見證,大概成績不會太差吧。只是這類學校畢竟不多,更多的是初中普教中,高中轉用粵語,究其原因,是因為考試要考說話聆聽,用粵語始終較有把握。也有些學校設實驗班,例如一級設一班用普通話教中文,中文成績好的學生撥入普通話班,其他班用粵語。這種安排令我費解,不是說用普通話可以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嗎?那麼應該把差生撥入普通話班才是正路,但我沒有聽過有學校是這樣做的。據說有些學校聲稱普教中,實際上只是播課文的普通話朗讀聲帶,我希望這不是事實吧。有些聲稱英文教學的學校是掛英頭,賣廣肉,難道沒有聲稱普教中的學校不是掛普頭,賣廣肉的嗎?

掛普頭 賣廣肉

我有時覺得主張普通話救中文的想法很天真,如果普教中中文就會好,內地的中文教師就輕鬆得多啦,事實卻非如此,他們也為學生的語文成績低落頭痛不已。另一方面,如果普通話可以救中文,現時香港學生自小學起已學普通話,加上這些年來普教中的學校已有不少,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普遍已有進步,北上交流或接待南下的學生也無難度,何以中文成績仍然不濟,教育局更要重施故技恢復「範文」(正確的稱呼是「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而且佔分僅為全科約7%,只是說話卷的一半,不可跟舊制會考的讀本問題相提並論)?

很多人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我手寫我口,就沒有方言入文之弊,這觀點甚有問題。中國自古以還言雖有差別,文倒是統一的,而且相對穩定。以前大江南北的讀書人都是讀四書五經考科舉,用文言寫文章,至於用粵語還是用吳語教學,沒有影響。程美寶教授在《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一書中指出,「由於文言是跨越方言界線的,儘管某些地區的士子說不好官話,但這並不會對他們的文言寫作能力構成障礙……從官員巡視地方學校,注意到學生用方言念書的現象的記載看來,廣東的學生大多是用方言來念誦文章的……廣東士大夫透過科舉及文言寫作能力的表現,可以和北方的士子並駕齊驅……」就以梁啟超為例,他的國語甚是不濟,聽過他演講的幽默大師梁實秋這樣記載:「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梁啟超的文章,據他自己說,「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啓超廣東話好國語不濟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不寫古文了,用普通話學中文寫白話文不是有優勢嗎?胡適主張文學革命,大力提倡白話文,他自己是怎樣學白話文的呢?「我也以我自己的體驗告訴他們,許多偉大而暢銷數百年的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鉅著,早已把白話文的形式標準化了。……我本人就是從皖南的一個方言區域裏出來的。我家鄉的方言便是中國最難懂的方言之一,但是我只是學了一兩千漢字,就能欣賞《水滸傳》等等的中國傳統小說名著了。當我十來歲去上海讀書時,我雖然還不會說「官話」(白話),我已經毫無困難的寫起白話文。」(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胡適不會說普通話,居然「毫無困難的寫起白話文」,主要還是靠大量閱讀,書讀得多,寫文章自然流暢;而且讀書多,知識面廣,語文能力和表達能力才會提高,至於是否用普通話來讀中文,似乎沒有關係。

普通話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用非母語作為教學語言是可行的,但先決條件是教師和學生的非母語能力已等同或超越母語,否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而目前香港的師生普遍還不具備這項條件。事實上,如果用普通話教中文,可以想像師生都會把重點放在語音方面,中文科向來遭學生投訴悶,如果中文科變成普通話科的加長版,課堂難免變得更死氣沉沉。再說,雖然社會大眾很關心中文科的成績,但有多少人真的認為中文水平很重要呢?心態上不重視中文,用普通話教中文非但沒有效果,可能更會適得其反。前校長神父曾說:「我認為用英語授課在香港所有學校應該編為第二種語言才是較健全和較人道的教育政策,用英語做教學語言既乏效能亦不公平。就算能學好英文和講流利英語的學生在憂愁、失意、沮喪和需要輔導時也要用上廣東話。面對生活、個人和哲學上的困難時,我們可以肯定他們能夠用英語找到伶俐、稱心和滿意的答案嗎?」我相信,上述他所說的「英語」換成「普通話」,也是一樣值得反思的。只是我怕,他也會被批評為「自毁長城,把以往中英雙語文化的優勢摧毁,把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削弱,用方言口語來作教學語言,與傳媒的口語化朋比為奸,為祖國入世與國際接軌的大業,不止難作貢獻,更背道而馳!」

不重視中文 普通話也救不了

差不多三十年前,李學銘教授就語重心長的評論過普通話教中文,我不怕做文抄公抄一次作為本文的結語:「普通話是中國人的標準語、共同語,在方言環境中提倡學習,除了有積極的意義外,也是一種認同心態,我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只是有少數熟諳普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引者:宜加入「或不諳普通話的人」),不知在什麼時候開始,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引者:宜加入「或自卑心態」),他們認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在他們的心目中,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其實,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

香港學生要學好普通話,那就應該加強普通話教學,增加普通話的教學時數,甚至要求學生考獲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某個水平才可申請報大學。至於用普通話教中文,就學理而言,並無必要,從實際來說,難以全面推行,強制實施,只會有反效果。

文 牢騷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