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8日 星期四

長平 - 自由的舞者

   陽光時務   2013228

在外國專家都紛紛討論中國革命的引爆點(tipping point)的時候,中國學者中不少人堅持認為,雖然習近平的言行一再讓人失望,但是他仍然值得期待。總之大家都不能接受現狀的延續,儘管在我看來這是最大的可能。

並非不能忍受平庸的生活,而是現實中有太多的不公不義,大多數人都在極度焦慮中渴望變革。這是各種政治投機分子的大好光陰,任何改變的議題都可能獲得喝彩。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總是被告知,國家的前途面臨轉折關頭,民族的命運成敗擊於一役。每一次我們都激動萬分,無數個體的命運被捲入歷史的洪流,分明是隨波逐流,卻還感覺自己是時代的弄潮兒。

在每一次被預言的變革關頭,真正去研究變革細則的行家裏手並不多見,更多的人樂於尋求共識,統一思想,號令天下。專制的吹鼓手對「公知」的影響力饞涎欲滴,「公知」又對無論來自何方的質疑都耿耿於懷,體制內的批評者擔心體制外的鋒芒傷及己身,體制外的輿論又對體制內的軟弱不屑一顧。

在這種時候,我會更加看重自由意志乃至另類表達。我時常想起自己曾經寫過的一段話: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沖刷去你的獨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強的小人物,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中國社會缺乏的不是理論的自信,而是真正獨立的思想和多元的聲音。有任何你沒有明白的道理,你都要質疑它;有任何讓你感到不舒服的說教,你都要反感它;有任何讓你顧全大局的勸說,你都要當作陷阱來躲避;有任何讓人拋棄過去往前看的建議,你都可以視為騙局。

太多的暗示和隱喻,使得中國政治比北京的空氣還要混沌。你想要了解什麼,就直截了當地發問;有些文本需要過多的解讀,你寧可不聽;別信什麼微言大義,看起來像鴨子的東西就是鴨子;如果有人告訴你委曲求全是策略,你應該掉頭就走。

反腐敗的聲音從來都很響亮,抓高官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為什麼要相信這一次是動真格的?改革的調子已經陳腐得發出臭味了,連重複它的人都有些不耐煩。革命的鼓吹也基本上只是泄憤而已,即便發生那也是撞上大運。

平庸的不公不義的生活還會繼續,我們必須在這個前提來考慮存在的價值。想像中的變革不會發生,這並不意味着你只能絕望地活著。你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只要你每天都在堅持抗爭,這個社會的變化就沒有停止。

中國的全國「兩會」即將在北京召開,必定有一些激動人心的消息傳來,所以事先寫下這個隨感,與讀者諸君共勉。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採取拘捕行動

中華正聲      2013年02月27日

【am730專欄】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香港保安局長黎棟國說:「遊客違反逗留條件,從事帶貨工作,警方會採取拘捕行動。」這「採取拘捕行動」六字,當然又是英文,英文字母變成方塊字而已。

中文從來沒有「採取行動」這說法。但翻開第一版《朗文當代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等,action條下就有這樣的例句和譯文:(1)「We must take action before it is too late我們必須及早採取行動。」(2)「Firefighters took action immediately to stop the blaze spreading消防隊員立即採取了行動制止大火蔓延。」這兩句,中文會譯做「我們必須及早行動」和「消防隊員立即著手制止大火蔓延」。但現代漢語要學英文。英文take者,「採取」也;action者,「行動」也。「採取行動」於是成為常用詞語。

而「採取拘捕行動」即英文to take arrest action。黎棟國那句「警方會採取拘捕行動」,無非The police will take arrest action的方塊字寫法。大家對這樣的洋奴話,習以為常,都不管中文應該怎麼說了。


周朝初年,周公以紂王「築酒池肉林」故事為鑑戒,下令祭祀以外,禁止喝酒:「群飲,盡執拘以歸於周(眾人聚飲,要全部拘拿,押解周室京城)。」(尚書‧酒誥)中國人不說:「群飲,採取全部拘捕行動。」

清朝康熙年間,三藩作亂,進士陳夢雷和同年友李光地身在亂區。陳託李向朝廷告密,並願以全家性命擔保安全:「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拘捕,吾寧扶病而出,以全家八口為保。」(《閑止書堂集鈔》卷一)中國人不會說:「萬一賊疑怒至,發兵採取拘捕行動。」

《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縣官林大令殿上大喝一聲:「皂隸(衙門差役)那裏?快與我拿殺人賊!」《紅樓夢》第四回有小民到應天府衙門告狀:「求大老爺拘拿凶犯。」今天,現代漢語人一定會說:「快與我對殺人賊採取拘捕行動!」「求大老爺對凶犯採取拘捕行動。」

這「採取拘捕行動」也是大陸、臺灣的通用語。請看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新華社電信:「兩岸與六個國家警察部門聯手,搗破一個跨境電信詐騙犯罪集團,於二十三日採取拘捕行動。」同年九月十八日臺灣《聯合晚報》報道:「大陸幾十個城市連續三天有反日示威,當局恐局勢失控,在各地採取拘捕行動。」他們已經不懂得簡單利落的說「在各地抓人」、「於二十三日拘捕疑犯」等等。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古德明 - 馬恩國的英文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7日

問:立法會議員馬恩國議事堂上怒斥民主派的梁國雄說:I've got the credentials, you don't(我有資格,你沒有)。句中用了現在完成式動詞have got,有沒有錯?句子下半截是不是應改為附加問句(question tag),全句作I have the credentials, do you?

答:論文法,這一句沒有問題。Have got應算是現在式動詞,等於have,和句子下半截的現在式動詞don't沒有抵觸。當然,較正式寫法,是I've got the credentials, you haven't,但說you don't也可以,而you don't也不必改為問句have you?或do you?

不過,馬恩國說的另一句則有點不妥當:You don't love your country, isn't it?這個isn't it和前文的You don't不相配,也就是不正確的附加問句,應改為do you?另一說法是It's a shame you don't love your country, isn't it?(你不愛國家,不是很可哀嗎?)只是馬恩國是中共民建聯黨員,不會說這樣乾淨的話。

他最會說的是:You'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你甚至不是個鳥樣中國人)。這表達了中共現代漢語人的典型情懷,即對中國人極度鄙夷。馬恩國說這句話之前,先表明自己在澳洲呆了二十年,又說I love Australia(我愛澳洲),是和中共所有幹部一樣,心繫外國,於是自覺高中國人一等,於是會說兩句文法有問題的英語,就洋洋自得,以洋人自居。幸而在中共治下的香港,辱華議員絕對不必下臺。〔Vic:看來古德明老師和我最初一樣,誤為馬xx乃立法會議員。〕

周保松 - 較真的政治

《南風窗》  2013年第5期

這個學期我教的一門政治哲學課,學生坐滿兩百人的課室。我在第一課說,政治離不開道德。政治的終極關懷,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制度,藉此界定我們的權利義務,公平分配社會資源,並解決各種可能紛爭,從而確保所有人能好好生活在一起。沒有道德的政治,政府將難言有正當性,社會難言有真正穩定,人與人之間難言建立休戚與共彼此信任的合作關係。

1


有些同學聽完,眼中充滿困惑:政治世界,真的有道德可言嗎?政治的世界,難道不就只是赤裸裸的權力爭奪和利益算計?說道德,要麼是偽善,要麼是傻瓜,要麼是徒勞。偽善也者,是認為道德只是權力的包裝,又或虛假的意識形態,專門用來欺騙無知大眾。傻瓜也者,是因為人性自利,所有人的行事動機都是為了一己利益。與自利者談道德,好聽是過於理想,不好聽是天真無知。徒勞也者,是即使我們想談道德,也將無從談起,因為道德一如人的口味,主觀相對,沒客觀理由可言,註定流於自說自話。這三種態度,問題性質並不一樣,但往往混雜在一起,並導致對政治道德的整體不信任,即在關乎所有人根本福祉的公共議題上,道德不可能在場。


政治哲學既不實用也不易讀,我相信選擇來修我的課的,不少是對政治有關懷對世界有不滿對生命有要求的學生。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對政治道德有如此深的不信任?這有點教人不解。因為這樣的立場,很難自圓其說。例如我問同學,你們支持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嗎?大家都說支持。我再問,你們支持的理由是什麼?為什麼你們堅信民主較專制好?大家於是提出不同道德理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討論一旦開始,同學們很快便發覺,他們不可能說自己偽善,不會形容自己是傻瓜,更不會接受自己的論證註定徒勞,因為一旦這樣,他們將無法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出合理辯護。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在政治價值上有所堅持,同時相信所堅持的是有所據的,我們便已站在某個道德的觀點。這個觀點,使得我們成為道德的存有,並進入政治道德的世界。

2


有同學或會說,他們覺得政治道德不可能,指的不是自己的信念,而是真實世界的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充滿爭權奪利爾虞我詐腐敗暴力,那有什麼道德可言?這是許多人對政治的最直接感受。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種感受,同時這種感受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這種感受的表達,往往不是在否定政治道德,而恰恰是站在某種道德觀點對現實政治提出批評,因為這裡我們不是抱著一種事不關己沒有所謂的中性態度去描述一個社會現實,而是在下一個道德判斷,即這樣的政治是惡的政治,並應該受到譴責。好的政治,政府理應廉潔公正,尊重公民權利和關心人民福祉,並使得每個人能夠自由平等地發展。所以,當我們對現實政治感到憤怒時,我們是在表達一種道德情感。情感的背後,往往預設了這樣的信念:這個政治社群是屬於我們的,我們不是這個社群的異鄉人;這樣的惡的政治,不是必然的,而是人為的,因此是可以改變的;我們作為公民,有能力去共同想像和實踐一種好的政治。也就是說,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批判,其實是在肯定政治本身是有好壞對錯可言的。


有同學或會繼續說,你這樣太樂觀了。無論我們對現實政治有多強的道德要求,我們始終站在政治的外面,對政治世界沒有分毫影響。我們可以圍觀調侃八卦,但卻不可以參與。而真正的局中人,是不會跟你談道德的。這種觀點非常流行,但卻並不合理。第一,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正當性問題。用盧梭的話,統治者如果不能將權力轉變成權利,服從轉變成義務,無論他有多強大也總不能持久。而在現代開放社會,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不可能建立在暴力恐懼和謊言之上,也不可能建立在神秘的宗教或古老的傳統之上,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說服人民,它的制度、法律、政策及普遍公權力的行使,是值得我們支持的。否則,這個國家便會陷入正當性危機。


因此,在一個正常的現代國家,道德規範必然是權力正當性的重要基礎。但這種規範的約束力從哪裡來?為何統治者有責任向被統治者證明自己具有統治的權利?那必然是因為人民有所要求,而這些要求對統治者構成了道德壓力。試想像,如果一國之民根本不關心政府的管治成效,對政府所做一切總是毫無異議或默默承受,那麼這個政府向人民問責的壓力自然很小,權力導致腐敗的機會自然很大。


獨裁之惡,是它將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異化出去,成為支配我們卻又與我們無關的外物,並使得我們整個生命失去公共性的一面。我們在這個世界吃喝玩樂生老病死,但這個世界不屬於我們,並時時刻刻受到有形無形的權力宰製。久而久之,我們或會漸漸忘記,沒有公共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我們遂對權力漠然,對苦難漠然,對惡本身漠然。但這是制度帶來的惡果,而非人的本真狀態。作為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我們理應活在政治之中而非之外。而要打破這樣的困局,我們每個人必須在道德上較真,不犬儒不冷漠,相信每個公共議題都有對錯好壞可言,並努力運用實踐理性去尋找答案。在這樣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種較真的政治。愈較真,我們愈能看到道德在公共生活中的份量和力量,愈能恢復我們生命本真的一面。

3


談到這裡,有人或會提出一個更根本的質疑:你以上所說,都是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人真的是個道德存有,真的在乎道德。但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們見到別人貪腐而心生不滿,難道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機會坐在那個位子嗎?我們奉公守法循規蹈矩,難道不僅僅是因為迫不得已嗎?於是,我們又回到最初的結論: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這樣的想法,很流行。當人們如此說時,好像在描述一個自然事實,這個事實意味著,不道德才是人的正常狀態,因為道德總會在某些時候要求我們犧牲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對個體來說,追求較真的政治,不僅徒然且不理性。問題是:我們真的是如此活著嗎?我們真的願意接受,我們應該如此活著嗎?我認為兩者都不是。


人作為道德存有,有四個基本能力。一,會使用道德語言。二,會使用道德語言作道德判斷;三,會根據道德判斷作出道德行動;四,會因應道德判斷和行動而產生相應的道德情感。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中,我們自小就會培養出這些能力,並在日用而不知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道德人。


試觀察一下我們自己。我們每天都在做道德判斷。我們反對強拆,追求自由,珍惜人權,爭取民主,抗議暴力,憎恨貪腐,譴責歧視,重視公義。我們也尊敬師長愛護家人,對朋友守諾重義,對弱者同情憐憫,甚至關心動物權益。當我們受到不公對待時,我們會感到憤怒;受到歧視時,會感到屈辱;做了錯事時,會感到歉疚。在我們追求一己人生理想時,我們渴望得到別人的肯定,期許自己成為正直的人,希望自己從事的工作有價值有意義有道德重要性。即使在最平常的生活細節,我們也離不開道德。例如在微博上和不相識的人討論時,儘管彼此意見分歧,我們也在努力學習平等待人,用心聆聽,善意溝通,用理由而不是用語言暴力令對方屈服。即使有時我們做不到這樣,我們大抵也會同意,這樣的境界值得嚮往,因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也就是說,我們從出生起,就已活在各種各樣的道德關係當中,並在這些關係中建立和肯定自我,瞭解和承擔對他人的道德義務,並在不懈的道德探索中尋找生命的意義。道德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我們存在的基礎。試想像,如果有人將我們的道德語言、判斷,行動和情感通通拿走,我們將無從瞭解自己。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無可選擇地成為道德存有。


許多人一談起道德,就會想起道德說教或政治思想教育,因此心生抗拒。但我們要知道,反對某種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某種道德教條,和反對道德本身,是兩回事。當我們批判某種道德立場時,我們其實是基於另一種我們認為更合理的道德觀點,而不是站在道德之外的虛無之境。而這種批判性,正正彰顯了人是具有反思能力和自主判斷的道德主體。因此,我們應該努力在公共領域中,發展和累積我們的道德資源。這些資源愈豐厚,愈能拓闊我們的道德想像力,愈能對政治現狀作出有力批判,也才愈能使社會有道德進步的可能。要做到這些,我們必須在道德上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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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即使以上所說為真,也不表示人沒有自利的一面,更不是說人不會因為自利而做出傷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遠非如此。但人會不會道德,或在多大程度上道德,與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密切相關。在今天的中國,要做一個正直廉潔的人,是如此之難,但這絕非因為人性本惡,而是制度環境使得我們難以過上合理的倫理生活。在一個極度不公正的社會,選擇做個公正的人,極為不易,而這不能簡單歸咎於個人道德情操的高低。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它能讓我們自自然然做個道德的人,快快樂樂過上有德的生活。在這樣的世界,有尊重、關懷、忠誠、信任、公平、承擔、誠實、正直、惻隱、付出、自由和愛。這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


有人或會說,你這樣將走進一個迴圈的道德困局:要過上有德的生活,需要公正的制度。但要建立這樣的制度,需要道德上較真的人。的確存在這樣的困局,但困局並非不可打破,因為我們不是活在一個無縫的封閉的世界,我們也非沒有反思能力和價值信念的人。我們每個人每天的道德努力,即使看來如此微不足道,其實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完善自己,改變世界。我們,非如此不可。

2013年2月26日 星期二

李柱銘 - 自取其辱

明報   2013226

回歸前,許多港人因不願被中共管治而紛紛移民,但他們縱已取得外國國籍,成為該國公民,卻仍會謹記自己的中國根,絕不會出言侮辱中國人。

上周一,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馬恩國,以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身分,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當日,他在會上跟梁國雄議員爭辯,態度非常囂張傲慢,除了譏諷梁議員沒有大學學位,更再三強調自己在澳洲取得大律師資格、是專業人士。此外,聲稱又愛中國又愛澳洲的馬恩國,還公然以粗言穢語辱罵梁議員:「你連××中國人也不是(you are not even a fxxking Chinese)。」

一個執業大律師居然在公開場合如此失態,可說是令整個業界都因而蒙羞。而當日主持會議的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正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但他卻明顯對黨員的不是視若無睹。

譚耀宗當日主持會議時,聽到馬恩國「爆粗」,理應按《議事規則》,要求馬恩國收回其粗口言論並道歉,否則,就把他逐出議事堂。然而,譚耀宗當時卻沒有這樣做,事後他就事件接受訪問時,居然還表示不認同「a fxxking Chinese」是侮辱中國人,聲稱「我唔覺得係要上升到侮辱中國人咁高嘅層次」。

譚耀宗此言顯然是掩飾其失職,並偏袒、包庇黨員。其實,按政界慣例,一旦牽涉到黨友在公開場合的違規行為,主席處理時,理當更挑剔,甚至吹毛求疵,藉以展現其大公無私。今次,民建聯固然是希望事件能不了了之,但立法會及市民一定要追究到底,務求令譚耀宗向公眾作出交代,以及清楚地解釋一下,何以他認為「a fxxking Chinese」並非侮辱中國人?

張華 - 中國的一座座鬼城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6日

樓市已成為中港的夢魘:這邊廂供不應求,樓價節節上升,泡沫爆破的風險越來越高,政府要不斷使出辣招冷卻樓市;那邊廂則因地方政府失策失誤,住宅供應大增,同時遇上經濟放緩而需求大減,供過於求之下,空置率大升,出現一座座有樓沒人住的「鬼城」。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穩坐中國「第一鬼城」的「寶座」。鄂市盛產天然氣(佔全國儲量三分一)、煤(佔全國六分一)、稀土高嶺土(佔全國二分一)等,其露天煤礦的開採成本低、質優,這些資源能源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該市經濟也得益不少。當地人均產值排名全國首位,兩年前更超越香港。雄心萬丈的鄂爾多斯市耗資五十多億元,建造佔地三十二平方公里新城「康巴什」。但過度開發下,鄂市住宅供應激增,樓價下滑,由呎價一千跌至兩年多前的三百多,康巴什就成了一座鬼城,至今未變。

此外,天津「京津新城」、河南省會鄭州「鄭東新區」、貴州省會貴陽、銀川新城、洛陽新城、昆明呈貢新城等大城市,二、三線城市的瀋陽營口、河南鶴壁、湖北十堰等,都因空置嚴重,路不見車、店不見人,被傳媒稱為鬼城。

驚現變種新沙士之際,《中國經營報》前天報道,鬼城如同傳染病,已在全國不斷蔓延。該報最新揭發的「中招」城市就是江蘇製造業重鎮常州市。報道說,常州新城區樓盤的入住率不高,且住宅單位積壓嚴重,不少住宅區晚上只有兩成多的單位亮燈,估計需要近兩年才可消化現存空置單位。比住宅市場更危險的是商業樓宇,在不景氣之下該市尚有十多個在建的大型商場,過剩情況更可怕。

這些鬼城多是地方政府決策失誤造成的。開發新城既是某些官員的政績工程,也是增加地方賣地收入的「金蛋」。但主其事的市委書記或市長,多已累積所需政績而調升,留下爛攤子。

大年初三,上萬名山西省大同市民來到市民廣場,在幾條各十多米長的紅布條前簽名,以表達對市長耿彥波的不捨,甚至一度集體下跪挽留他。耿調任太原市代市長。這些市民多是發展商僱來及被拆遷後等待重建遷回的居民,他們擔心被稱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造城市長」的耿彥波一旦調走,大同市現在的大規模重建將被叫停,他們的投資就會打水漂,於是上演這場跪留市長的鬧劇。

顯然,鬼城、空城多是官員惹的禍,不追究政治責任,這種浪費勢必繼續在全國遍地開花。

陳雲 - 佔領中環,如何鍛煉

三文治    2013年2月26日

革命需要的是熱誠、衝動、曖昧、不可預測及隨機應變,當然裡面要有理論指導及組織領導,是有組織的混亂(organized disorder),是引向正義的勇武行動,也就是暴力。革命基於團體利益與社會公義,是可以呼喊出來的利益,不是神神秘秘的利益,含羞答答的利益,要多方解釋的利益。

可以呼喊出來的利益,就是族群利益。我是香港人,還我民主選舉權。除非毀滅香港,否則無可妥協。

中產要的是秩序、保證或準確,是生涯規劃,這是與革命精神違背的,除非中產有足夠的認識,知道自己的命運的悲慘,必須走出來決志、博命。這需要理論的指引和宣傳教育,需要主體的覺醒,這是革命的準備。技術操練當然有用,例如體格鍛煉、類軍事鍛煉,但鍛煉堵塞城市,就有點可笑,在車道、地鐵站製造混亂,還需要什麼鍛煉呢?

當然,如果所謂堵塞,是不要製造混亂、不要妨礙公共秩序,這真的要日練夜練的,練到好像交通警察一樣。

戴耀廷教授的堵塞中環方案,是要經過精英挑選、排隊報名、磋商方案、預演堵塞、簽署悔罪的。這好似是一場神學運動多於政治鬥爭,首先是感召上帝揀選的選民、決志、悔罪,祈求得到上帝的救恩。這是可笑的,因為香港人面對的中共是撒旦,不是上帝。至於他信奉的所謂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on),只是適合單項政策項目,不適合憲政改革,政治鬥爭的民眾只需要取得中共承諾普選,便可以由議員和社會討論細節,不是由那一萬人討論和決定,因為這不符合香港既有的民主代議制度,那一萬人也不具備代議的合法性。至於限制其他未曾報名的人參與,而且嚴格限制議程和動機,這是規管人民的心,不是民主鬥爭應有的開放精神。香港中產的潔癖,極容易衍生酷愛秩序的法西斯主義,多於自由解放。

香港中產的秩序潔癖,在政府是顯示官僚理性主義,在民間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守秩序。這是一個共犯結構。

要鍛煉佔領中環,可以在圍堵上水、廣東道、銅鑼灣、海洋公園來做,光復原本屬於香港人的地方。這些小場域的戰役,可以鍛煉香港人的鬥志,增強本土意識,而且警察絕對不敢拘捕香港人。但社運界、民主黨在本土抗爭的事情上,一樣也不支持,他們還譴責那些在火車站向大陸走私客叫陣的示威者人是使用暴力,是民兵。

戴耀廷的方案,有幾傻,又有幾危險,大家知道嗎?這種斯文而注定失敗的佔領行動,可以瓦解勇武社運於萌芽狀態,並且令社運維穩派及民主賣港黨重奪社運主場。況且,整個商議決志過程的討論,全程曝光和透明,曠日持久,鉅細無遺,可以方便警方及情報組織收集資料,報名參加的一萬人加上地區的hall gathering的周邊參加者資料,在佔領中環之前,政府可以用一整年的時間收集和現場觀察,摸清香港反共者的底細,部署反制行動,逐個擊破。

民眾的抗暴集會的常規方式,從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到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都是核心的組織或十來個君子是透明和負責的,其餘參與的群眾是聞風而至的、自動自發的,無可預測的,這才會發揮雷霆萬鈞的人民戰爭的震懾力,不給獨裁政府部署反擊或反制行動,也同時保護了群眾的私隱和安全。

戴教授是善意的,然而他的方案是可笑的,也是危險的,違反了革命原理,也違反了鬥爭常識。稍為有軍事常識或情報常識的人,除了發笑之外,沒其他反應了。 

2013年2月25日 星期一

Vic - 丘成桐眛於現實

2013年2月25日

邵力競先生今日在信報的文章題為〈丘成桐點破的皇帝新衣〉,文中的批評,值得香港學生反省。不過,正如他所言:「香港會關心時事、獨立抗爭的青年應該還是比較會讀書的,完全不讀書的,恐怕更多。」在香港,關心時事、有抗爭意識的青年,從來都是太少了。在眼下的香港,這類學生尤其珍貴。丘成桐批評香港學生重抗爭輕學習,根本就是眛於現實,因為香港極少數會抗爭的學生,通常是重視學習的,只是他們願意為了抗爭而某程度上犧牲成績。

香港學生值得批評的,是多數不關心時事,因此根本不會有針對社會不公義的抗爭意識,只會重視一些瑣碎可笑的「學生權益」,例如老師的要求不可以過高,不可以令學生太辛苦。這些人將來多數會成為只顧個人享樂、自私勢利的人,當中有學習認真,也有學習不認真的人。丘成桐如果讚揚香港少數學生關心時事又有抗爭意議,但批評很多學生學習不夠認真用心,大概不會有人批評他。

相關文章:
給丘成桐教授的信

李德成 - 香港學生從來不重抗爭

陳雲 - 香港從來不缺遊客

轉角   2013年02月25日

【am730專欄】你的遊客如何,你的生活也必如何。判斷一個人的品味,要看她/他身邊的朋友;判斷一個城市的品味,要看它招徠的遊客。香港往日的遊客,來自歐美、日韓、台灣、南洋。這些來自繁榮與文明地方的遊客,在他們家鄉大多享用豐足,大抵上文明有禮,他們來香港是欣賞自己家鄉沒有的香港美食、街頭文化和沙灘田野,不會在金銀珠寶店、超市、護理品連鎖店和藥房掃貨,影響我們的生活。

往日,外國遊客遊覽海洋公園,與我們一樣守禮,到郊野公園行山,不會喧嘩,不採摘花草,更不會裝滿一袋子溪流石頭帶回家鄉。外國客來香港,會看看本地人喜歡甚麼、又忽略了甚麼,然後做一點小改動、小玩意。旅遊消費的時候,給我們來一點文化交流,給我們一點驚喜和反省。

香港是購物匯聚之地,外國客來香港會選購一點精品,但他們不會憑單大量採購,一箱箱地運回家鄉。這是不必要的,也是失格的。我們去外國,大抵上也是這樣。我們去泰國會買好多土特產,泰國為外國藥廠代工生產的西藥,如按摩膏、止痛片、藥油、咳水等等,也很便宜,但我們總不會一箱箱地買回香港。這是丟臉的行為。是啊,檢便宜也得有個格局,一箱箱地買回來,是丟臉的。

故此,香港招徠的大部分自由行遊客,是不體面的遊客、令香港蒙羞的遊客。或者說,自由行根本不是遊客,而是討便宜的洋貨採購者。香港的遊客足夠,香港的接待能力也無法擴大,香港應該要往遊客的品質與層次那方面去想,不是往數量、消費量那邊去想。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晚上七點半,我以為商店會少一點走私賊,於是去沙田的價真棧,買平價的果醬和早餐麥片,在門口看見一條塑膠繩,原來要輪籌進入,出一個、入一個。旁邊的大陸人說,「唉,還是這麼多人,明早九點來排隊吧。」我聽了,悲憤莫名。我真的要像他那樣,才可以做我日常的廉價購物嗎?中共借助走私客、雙非人,做殖民攻佔香港的棋子,用crowding out(排擠)的策略,要香港人讓出主場,將香港人變成少數的二等賤民。我不會同情那位不能進入商店掃貨的大陸阿叔,雖然他比我窮,比我弱勢。我只知道,他是搶奪香港主場的兵士。

回到住所樓下,百佳超市排滿了在隔鄰酒店住下的大陸遊客。幸好,本區有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惠康,我可以在半夜兩、三點去購物。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竟然落得要想做賊一樣,半夜出門,帶回一點日用糧食。

香港從來不缺遊客。隔鄰那家酒店,在自由行政策之前,往年也是客滿的。然而,當年卻不見外國遊客來擠擁惠康百佳,價真棧更不會去。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吳靄儀 - 神貧

明報   2013225

長毛議員被建制派指摘月薪八萬而「佔」住公屋,我覺得十分諷刺。哪些議員是獲得公職而富貴起來,哪些議員是無視「尊貴」而清廉自奉,市民是看得到的。梁國雄是真正為政治理想鬥爭而漠視自身安樂的人,議員也好、草莽也好,從來沒有改變宗旨。

我們閒聊,他第一個坦承自招,有了議員薪津,他的生活是較前安樂了,但他是帶着自我警戒的態度作如是指明。以前他要靠散工、粗活、朋友接濟才能把絕大部分精神時間搞他的抗爭,現在不用了,他可以把時間正式花在議會事務、政治活動和讀書上,就已是最大的奢侈。

當然,當議員的長毛,是比以前的長毛「企理」了,長髮打理得光潔,T恤一度,但有錢買上衣外套,等等。我不覺得是問題,我認為即使反叛,也要對議會有起碼的尊重,重要的不是外表而是志向不移。我最敬佩的另一位前任議員李鳳英,她是勞工界出身,打扮和生活習慣都十分樸素,而且表裡如一,從來都是從勞動市民的利益出發,為他們着想。偶然穿得隆重點,問她,必然是為了有喜慶要去「飲」。在我心目中,她比很多議員更真正尊貴。衣服、排場只是身外物。

我中學時念修女學校,修女的終身誓諾之一是「神貧」,她們或在窮鄉僻壤傳道,與信眾一起過貧苦生活,或在文明充裕的社會,衣食住行無缺,但一律守的是神貧,不以擁有世俗物質為念。我後來認識的一位仁兄,本是經濟碩士,忽然決志出家修行的和尚,他既有學識而又一表人才,很多人找他做法事、做主持,他一一推掉。他說,他出家是為修行的,豈為賺錢而來?我想,為理想抗爭,跟修行也許有點相近。

沈西城 - 跟無名氏跳舞

蘋果樹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5日

去年十月十一日是名作家無名氏逝世十週年紀念,香港文化界除崑南先生在報上撰文哀悼外,竟無一人道及。無名氏,江蘇人,姓卜名寶南,後改名乃夫,生於一九一七年,為近代名記者卜少夫的幼弟,中學輟學,刻苦自修。十八到二十歲兩年期間,每日藏身「北大」圖書館,讀書十多小時。無名氏從小立志當作家,一九四三年他在《華北新聞》副刊發表了《北極風情畫》,以特異的筆法寫淒怨悱惻的愛情,哄動文壇。這本小說跟《塔裏的女人》一共刊印了五百版,是當代最暢銷的愛情小說。

我第一次看無名氏小說,是在七五年自日本回港後,先是一個前輩問我可看過《塔裏的女人》的電影?我回答「看過!」對這部由「國聯」攝製、林福地導演、楊羣、汪玲合演的電影,印象很深。前輩聽了,勸我一定要看原著。於是跑去書店找,找了幾家,都沒有,腦筋一轉,遂去舊書店找!結果在灣仔「長興」找到了,那是一本破書,售五元正。回家翻看,一夜看畢,感覺上,原著比電影好多了,文筆之優美,構思之深邃,故事之曲折,實非愛情小說大家張恨水所可及。可前輩說這並非無名氏的傑作,他的最得意作品是《無名書》六卷,由於身在大陸,無法印刊。八二年秋,接到何錦玲女史電話,說「無名氏南下到港,相約吃飯一聚。」那夜,整裝赴宴,座中名士俊彥畢集,倪匡、胡菊人、卜少夫、何錦玲皆在座。無名氏的國語帶上海口音,坐在我對面,一聽我是上海人,歡喜得不得了,緊緊握住我的手說「阿拉等一息好好談一談。」席間觥籌交錯,老頑童卜少夫大哥又醉倒,閒話亂說,惱得何大姐杏眼半閉,櫻唇微撇,雖慍而不失儀,這正是蘇州美人的風華。

席散,無名氏偕倪匡同我離開飯店,走了一會,忽地問:「倪匡兄!儂可以帶我看看香港夜色麼?」倪匡何等機靈,故意促狹:「好呀!我帶儂上山頂看看!」無名氏不熟倪匡個性,以為他動真格,臉一紅,擺手道:「弗是格個意思,我想……」急忙間說不上話來。我打圓場:「大哥!卜大哥是想到夜場看看!」倪匡狡猾地一笑:「我老早曉得伊格心竅。」一行三人,由倪匡帶路,去了「華都」酒店二樓一家小會所。三人坐下,開「藍帶」,小姐來陪,無名氏正襟危坐,不假辭色,光舉杯對飲。這樣鬧了一陣,無名氏說「倦了」,倪匡結帳。這時候,倪匡身邊的小姐忽地問:「倪先生!呢個土佬邊處嚟?成日用中國話問我點解要做小姐,你話煩唔煩!」聽得倪匡跟我險些兒連酒也噴出來。

無名氏對宗教素有研究,先是研西洋宗教,復習佛學,他的《無名書》六卷在台灣陸續出版後,我斷續看過,正如黃繼持教授所說──「這是西方現代文學所要表現的重要一環,從波特萊爾直到當今的紀德都在這一層反覆。」而在我,無名氏簡直就是谷崎潤一郎和三島由紀夫的混合體。那趟夜裏一別,即成永訣,這篇小文就當是我忘不了的悼念吧!


相關文章:書在燃燒:香港自由催生無名大書──無名氏忌辰十周年

馬傑偉 - 學者「尋釁滋事」 抑或開拓通識?

2013225

【明報專訊】學者戴耀廷提出萬人佔領中環,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普選。戴身為法律學者,研究法制、訓練律師,今次倡議違法阻街、癱瘓經貿中心地帶,明知故犯,所為何事?他的方案行不行得通?是否有利公益?已展開頗熱烈的討論。本文想集中談一談學者上街的問題,希望讓讀者想一想學者的社會角色。我相信不少市民會覺得詫異,學者不是乖乖在大學教書做研究的嗎?不是客觀中立的嗎?他這種直接介入是否有失身分?我想用兩個對立的方式,去談一談戴兄今次的「特立獨行」。他是在「尋釁滋事」,還是在「開拓通識」;前者有點黑色幽默,後者指向社會變革。

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

在維基百科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裏,尋釁滋事其中一項,是「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之所以說黑色幽默,是萬人佔領中環,正中此一項「起哄鬧事」;當然香港不用此法,而且港人熟知的趙連海案,尋釁滋事罪,是用來打壓維權的。你說佔領中環是「尋釁滋事」,按戴的說法,是頒給參與者一面榮譽Medal。香港市民不會覺得戴耀廷是起哄鬧事,只是不解學者為何如此「激進」。港人對學者有一種牢固印象,他們最好是關在書房做學問,若走入社會發起行動,就是不安於分。這種定見有其歷史因由。殖民政權傾向培育專業學者、官僚學者,而非人文學者、諫政學者。回歸後這10多年,香港各大學管理愈趨精密,進一步鼓勵國際學者、專業學者,而非本土學者、異見學者。公眾覺得戴耀廷搞搞震,是社會情境使然。

中國人文傳統裏,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北宋大儒張載有此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香港知識分子鮮有這種志向,尤其在學術建制內,我敢說今天大部分學者,連想都沒想過這「橫渠四句」可加於己身。家國大任?港式學者必說「不敢當!」「唔好預我!」早年南下的國內學者,不少有「憂天下、繼往開來」的大氣魄,但在香港土生土長、在殖民地教育培養出來的香港仔香港女,鮮有頂天立地的鴻圖。在196070年代開始,一批一批有志於學的青年,或本地深造,或留學海外,學成回港執教鞭,部分仍以家國社會福祉為己任,但大都走專業路線,集中精力建立各自的學術專業。「港式」知識分子,不空談大志,志不在宏大願景,但其中不少關心社會、參與社會變革。尤其7090年代,一代一代的本地學者投入本土研究,加上早年大學的學術管理相對寬鬆,讓有心人以學術熱誠創造豐富新知。

戴耀廷並非不守本分

70年代的「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80年代有關中產階級生態的大爭論、香港過渡期的爭取民主運動,以及1997前後對本土文化的整理與表述,本土學者扮演重要角色,努力開拓公共知識以作社會變革的論述基礎。我所說的「開拓通識」,是指拓展社會價值觀、普及意識取向、市民對身處社會的通達理解等等。在此範疇,學者(尤其是社會人文學科)其中一個重要角色,就是綜合整理、系統表述、評核修正、開拓創新。80年代中產概念模糊,學者追問,香港有沒有大規模的中產階級在形成?中產價值是什麼?其中是意識相似或是矛盾甚大?中產是保守還是開放多元?90年代學者討論本土文化為何物?形成背景為何?有何文化作用?有什麼東西是要保育的?這些討論,都能拓展市民對自身的認識,間接左右社會生態的發展。由此理解,戴耀廷今次的行動,是有脈絡可尋。他的倡議,並非不守本分,更是學者其中一個重要本分。你或許不同意他的方案,但請不要用詫異的眼光,指其言行惹事生非。我和吳俊雄幾年前訪問了10個本土學者,就是要追溯本土學者參與社會的脈絡。及後訪問稿由青年學者陳智傑編著成書,書名《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讀讀。

話說「佔領中環」方案,戴兄兩年前已在報章撰文提倡,刊出後「零迴響」。今次再提,卻是一石激起千重浪,我相信是因為社會「通識」打開了缺口。

‧其一,普選一拖再拖,拖了二三十年;就算特區有2017普選承諾,但近月又有「縮沙」走數迹象,不少港人覺得不耐煩。

‧其二,市民對各路政治人物均不信任,懷疑泛民議員各有私心,亦普遍認為他們江郎才盡、已無良策。

‧其三,「佔領公共空間」本被視為激進,是搞亂社會秩序;但佔領政總進入視野,近半年「佔領」由負面形象,轉變到稍為正面。

‧其四,遊行人士佔據馬路的是與非,擺脫民運禁忌,已成實例,並進入了公眾評彈的議程。

‧其五,特區政府民望極低,醜聞纏身、小人多、事事不利,引發大改革的潛在期望。

‧其六,雖然大多港人仍擁抱中環價值,但愈來愈多人不滿經濟壓倒一切的價值觀,尤其不滿地產商主宰香江經濟命脈。

「通識」到了改變的臨界點

這種種民情轉變交叉運作,「通識」到了改變的臨界點,所以同一佔領中環方案,兩年前被視為天方夜譚,兩年後卻擊中了集體心理的猶豫關口。戴兄的提案,並不單單是一種學者個人政治立場,而是緊扣他多年研究所得,由集權、特權政治,到民主普選,爭取過程或會觸及法治的邊緣,因為特權體制下的法治,往往保護建制多於人權。無論今次事態如何發展,其中引起的討論,已豐富了我們以往對什麼是人權法治、公民抗命、民主協商與公民行動的認識。上周戴耀延在港台《自由風》解釋立場,梁美芬議員致電,肉緊批評,斥其為破壞經濟、癱瘓中環、癱瘓差館、不顧法紀,阻住港人搵食!亦可以說,梁是指摘戴「尋釁滋事」。見仁見智,我認為,搵食大於民主、市場效率高於人權自由,這種共識已不是共識,已到了諮詢思變的階段。戴不是「尋釁滋事」,而是企圖拓展通識、打破悶局。

◆延伸閱讀
書名:《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
編著:陳智傑

孔捷生 - 習的三把火和三板斧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5日

習近平新政三把火都是小打小鬧,諸如出巡不封路、減少吃喝奢靡,治幾個貪官之類,本屬理所當然應做的,連這都成了德政也太搞笑了。然而胡錦濤就這起碼工夫都欠奉,卻別忘記他在當年「沙士危機」的三把火也曾采聲滿堂,如今小胡熬成老胡,這十年「維穩治國」大大透支了人民的忍耐力。所以習近平的清華導師孫立平斷言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中國會出大事,「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差不多了」。

如果當年沙士危機天賜胡溫機會,而今習近平履新亦有天賜良機,那就是《南周》、《炎黃春秋》、《新京報》的風波,中共能否向現代憲政挪近一步?中國人民能不能享有新聞、言論自由?習近平本有機會華麗亮相,問題在於這絕非封路、禁酒、反貪之類的政治騷,事涉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根本,豈可有違祖制?於是習近平對這場媒體「起義」只作柔性處理,新聞自由卻仍無寸進。

資訊自由言論自由寫在聯合國人權宣言裏,也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在任何正常國家就像呼吸空氣一般,天經地義。中共《新華日報》一九四五的社論就寫道:「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沒有言論出版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尺,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孰料此話今日中共不許再提,代之以「中國人民已經享有充份的自由」這種讕言,外交部發言人對《南周》事件的說辭是「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倒是有案可稽,習近平當日空降到上海做市委書記時說過:「新聞還是要正面宣傳為主。」這充份證明習近平與現代憲政的距離。

頗為諷刺,才訪問過大陸的台灣民進黨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在新浪開了微博,他覺得那是了解大陸民間聲音的平台,並在微博寫道「有沒有言論自由,不是看有沒有批評高官權勢的講話自由,而是要看看講完話以後有沒有失去自由。」結果謝長廷微博開通未到一天就被封殺。藝人伊能靜發微博諷刺:「請轉告長廷先生,國台辦有說過,台灣人民要守法。」這條微博發出後即「失去自由」─被網警刪除了。

前不久習近平對民主黨派講話稱「共產黨應該容忍尖銳批評」,這難免勾起五七年「陽謀」的井繩之懼。筆者在習近平上台之初就提過,新政就要有點氣魄,若論揀個最易的突破口,莫過於一風吹給右派全部平反。蓋因當年反右的決策者主導者均不在人世,連五十萬老右派亦多作古,習欲學鄧小平文革後復出「小赦天下」,此其時矣。這不比六四,徹底平反右派在中共黨內已無甚阻力,然而連這一步習都邁不出去,何謂新政?

林忌 - 中共黨報失禮英倫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5日

中國暴發戶財大氣粗早已不是新聞,最新的憤青醜態出自《人民日報》附屬的《環球時報》社論,文中警告英國「中國的 GDP是德法英三國的總和」,如英國再繼續接見達賴喇嘛的「錯誤路線」,則「中國在冷落倫敦的同時與北愛爾蘭、蘇格蘭的獨立派多接觸些,就(會)讓倫敦很不舒服」。

這篇社論最可笑的,就是對國際形勢以至英國的理解,有如北韓政府封鎖資訊般愚昧;首先北愛爾蘭最新的確發生了暴動,可是暴動的原因不是因為「分離主義」,而是首府貝爾法斯特的市議會通過議案,由全年懸掛英國米字旗,改為每年只掛二十日,事件觸動「統一派」的歷史傷口因而暴動,對近年的英國政府來說,北愛問題早不在於「分離運動」,而是太愛英國堅持留在英國的「大英運動」,如果中國政府居然能夠令北愛獨立,相信英政府只有狂喜,而絕對不會拒絕中國政府的幫忙。

至於接觸蘇格蘭獨立派就更可笑了,主張獨立的民族黨因為獨立支持度低,一再想押後統獨公投的時間表,反而是執政的英國保守黨想盡快解決蘇格蘭的包袱,因而主張盡快舉行,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蘇格蘭的統獨公投將於二○一四年秋季舉行;公投已既成事實,中國有何牌可打?對於蘇格蘭只得一個議席的英國保守黨來說,蘇格蘭離開英國之後,保守黨即可以在下議院獨佔過半數,與其長痛不如短痛,為何要強留蘇格蘭?

中共的威脅成了笑話,連未點名提及的威爾斯獨立黨也順帶抽水回應,指威爾斯黨關心西藏人民的人權待遇,卻無興趣接受中國的支援,雖然威爾斯人希望和全球加強關係,卻認為這種關係應建基於更重要的普世價值,強調絕對不會接受國際(包括中國)的捐款。

事件反映中共官員由上至下,都是一群天朝心態的憤青,表面上近年多了很多中國留學生,卻對國際歷史與形勢毫不了解,自己堅持大一統,就以為別國怕分離;對自己醜陋的人權紀錄無言以對,只會用五毛黨臭蟲論的技巧怒斥「你們也一樣」;於是堂堂黨報丟架丟到國際場合,淪為有如朝鮮官方文宣一樣水準,蔚為廿一世紀的奇觀,無論用幾多人民幣去洗脫盲毛的形象,也毫無作用。

林忌
時事評論員 

2013年2月24日 星期日

林茵 - 自力更生有何難?--由一個熟手農夫說起……

星期日生活   2013224

【明報專訊】農曆新年,以為會是一年忙到頭的農家難得休閒日子,原來馬屎埔的農夫黎先生只在大年初一停一停,初二又開始落田,收菜販賣,「人家放假我就搏殺,因為新年有些菜欄唔開,大陸入口菜少,本地菜呢幾日賣得最好價囉!」黎生的西芹好飽滿,這幾天賣到十蚊斤,滿籮筐收割好的枸杞也綠油油。

除了過年收購價較高,黎先生還有另一理由不得不搏殺;上月底地政署派員在他田裏到處貼告示,連灑水器的喉管都不放過,說他違例佔用官地,限期225日遷走。現在滿田菜蔬,有些都未到收成的時候,唯有賣得的盡量先賣,也不知會否是最後一年在這田裏過節了。黎太給這限期逼出病來,數月來身體不適,只有黎先生落田撐着一家生計。

黎先生年輕時在內地已是熟手農夫,82年從順德來港,起初打些散工,收入微薄;剛巧外公外婆住在馬屎埔,知道有村民欲出讓田地,便招他來頂租,「那時不知道這裏是官地的,上手話,上面那塊係租人的,地主是姓鄧的原居民,下面(地勢稍低)那塊是大家都種開的,可以繼續種,咁我87年的時候就花了4萬蚊頂租,包埋佢留低一些水喉水泵咁囉。」整片田面積近8萬呎,但有約6萬呎處於低窪地帶,鄰近水坑入河口位置,經常水浸。

靠種田養活一家五口

搬入村後不久,黎先生便結婚成家,育有兩子一女,靠着耕田,省吃儉用地養活一家人;同村的Becky就大讚,「黎先生夫婦好勤力架,種田好叻,每朝都收到幾車菜出去賣」。黎先生說,「唔係叻,要搵食嘛,唔種多些點夠養家。」1996年恒基開始在馬屎埔收購和囤積農地,十年後終於收到黎先生處,一家五口唯有另覓居所,但夫婦別無所長,沒了田便無收入,唯有繼續留在已被收購的恆基土地上耕種。

恒基收地政府逼遷

去年中,恆基用鐵絲網圍起部分農地,要求他不要再種,數天後竟又接到地政署通知,要收回他正在耕種的土地,黎先生這時才知,原來這片田裏約有一半屬於官地;於是黎先生去信地政署,希望向署方申請短期租約,繼續耕種,「我仲有個細仔讀緊IVE,一個學期14700學費,無咗塊田我點算呢?」黎先生一家頓感徬徨。

儘管黎先生多次致函地政署、求助議員、與官員會談等,解釋自己的處境,地政署仍是堅拒批租予他,只表示該地會再公開招標,屆時黎先生也可以租用;問題是,署方要求招標前黎先生要清拆田裏一切水電基建,「這些電表、水泵、灑水系統,拆晒佢重新安裝,起碼都要十萬元,短期租約得一兩年,這樣一塊無水無電的空地,邊個肯租?點會有人肯為一兩年租約花咁多錢整水電?」

申短租遭拒政府強人所難

黎先生覺得,地政的要求是強人所難,旨在趕他走;身為農民,眼看農地丟空,直覺就是好浪費,「好地地一塊田,又無車路入,發展計劃又未傾好,點解唔可以畀我耕住先呢?我無乜要求,又唔係唔肯交租,你要發展時我一定會交返出來,而家未發展,比我供埋個仔讀書都好吖。」農地荒廢,肯定蚊蟲滋生,而且黎先生的田地處低窪,若不時時清理水坑裏的雜草,圍封起來,鄰近一帶都會很易水浸。「塊地有人打理係好嘢嘛,我又拎唔走你嘅。」地政官員表明,「我哋都係跟程序做事,香港無政策保護你在這裏耕田,我都無辦法。」然後給他漁護署「農地復耕計劃」的資料,但眾所周知,這名單大排長龍,根本極少私人地主願意出租;而政府作為大地主一之,有塊村民經營多年的好田地、又未有其他用途,卻不願酌情處理。

自從恆基入村收地、新界東北發展討論得如火如荼,馬屎埔村就日漸冷清,現在真正以耕作維生的村民,只剩幾戶,黎先生是村裏現存最大規模的農戶,他的田地也是導賞團的重要景點,「以前好多田的,帝庭軒、綠悠軒都是田,好大片綠色,最靚的時候無人睇,而家就快無了,咁多人鍾意來睇」。黎先生搖頭嘆氣。這大半年來為了收地的事情,家裏壓力甚大,自己都瘦了十幾磅,愁眉不展;直至帶我們落田,撥開爬滿一地的藤蔓葉片、看到大大個魚翅瓜才現歡顏,「你唔留意以為係雜草,其實成田都係寶!魚翅瓜就係入面一絲絲,好似魚翅咁囉,煲湯、炒餸都好好食架,你未食過搬個返去試吓。」無奈瓜兒長得太好,筆者肯定搬不動。雖說耕田辛苦,但見種出來的瓜菜快高長大,黎先生就像見到自己的孩子般開心,農民的新年願望,其實很簡單。

姚松炎 - 住宅式酒店和流標的經濟解釋

星期日生活   2013224日 

【明報專訊】同一星期內,先有發展商拆售疑似住宅的雍澄軒酒店房間,繼而有發展商入「流」標,導致天水圍港鐵天榮站上蓋發展項目流標。除了事有湊巧的可能外,坊間亦提供了兩套合理的經濟解釋邏輯,但都從陰謀論出發,難以檢測,我想提出第三套同樣合理的經濟解釋,且有前科可以佐證,以待大家日後科學實驗。

政府地產商博弈論難確證

第一套解釋以博弈論為基礎,認為發展商不滿政府近日的打擊樓市措施,故此聯手流標,令政府增加房屋供應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又以出售疑似住宅的酒店項目,讓住宅買家可以避過政府開徵的額外印花稅和海外買家印花稅,圖說明政府的打擊樓市措施無效,明剃政府眼眉云云。這一學說大有市場,加上政府馬上推出加辣版打擊措施,明顯針對酒店拆售與之鬥法,令此說更囂塵上。不過相信雙方都不會承認博弈,實難以確證,是典型的特設理論(ad-hoc),徒有解釋今次事件之能力,卻無法歸納成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化理論(generalized theory),故無助於預測和解釋其他和日後類似的事件。

地產商先知論事後孔明

第二套解釋同樣博大精深,認為發展商春江水暖,早知政府即將有新一輪的打擊樓市措施,故此對投地出價變得審慎,因而流標。即使酒店會生金蛋,亦不惜殺雞取卵,在高位先行賣出,套現獲利。因為這一理論可能關係到內幕交易,估計雙方更加不可能承認,因此更加難以證實。但既然政府新招已出,這一解釋已經變成事後孔明,當然無法錯,是典型的套套邏輯(tautology),一點預測能力都沒有。即使有人能在政府出招前已經提出這一理論,但這一解釋的最大疑問是:為什麼發展商沒有同時把其他可出售的住宅單位推出市場,盡量減少損失。

我提出的第三套解釋比較單純,沒有深奧的博弈陰謀論,只有市場的適者生存和逆境自強論。先試解釋出售住宅式酒店行為:根據我2007年在國際期刊發表有關香港的跨境往來頻繁將導致住宅需求上升的文章[1],含意指一種新的住宅需求模式出現,這些經常往返兩地的人,既想擁有固定的居所,但又不會長時間連續留在一地,若能把每月離港期間的空置期租出,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資產運用;但若需自行找租客和管理,未免費時失事,亦為現時住宅租約所不容;若索性住酒店,則既昂貴又不保值,更隨時因無房而要瞓街,市場因應這種新需求,推出服務式住宅和住宅式酒店,是房產市場的一種適者生存方法;加上政府近日打擊樓市,向住宅買賣收取高昂的額外印花稅和海外買家印花稅,成交宗數急遽下降,市場在困境中試圖創新,在合法的情况下避過稅項,乃逆境自強行為。

住宅式酒店應需求而生

類似的逆境創新方式,在房產市場司空見慣,其中有關分層出售的例子,更為大家所耳熟能詳,津津樂道。事緣戰後人口急增,樓價大幅上升,但因當時政府只容許土地以整幅地段型式買賣,所需金額並非一般市民所能負擔,市民雖眼見樓價不斷上升,亦只可望門興嘆。因此有投資者自發(或被誘使)與人合資聯名購買物業,最高紀錄曾出現百多人聯名購入一地段及建於其上的唐樓,然後各自佔用唐樓內的一個單位,是名副其實由市場因應樓價上升而創新發明出來的業權分拆方法。但買家須與多名不大相識的人合資聯名,又無相關法規保障,其風險之大可想而知,實不低於今日購買疑似住宅酒店之風險。田土廳的土地買賣紀錄卡系統亦因為一張紀錄卡無法印上百多個業主姓名而出現混亂,政府終於在57年前的昨日,即1956223日發出第一份田土註冊處通函(LOCM#1),正式承認分層出售,並以類似公司法的概念,讓買家以不可分割業權份數持份者的形式,與其他同一樓宇的業權人共同擁有該物業,但各業權人對所購買的單位擁有獨自享有權,即擁有可排拒其他業權人進入該指定單位的絕對佔用權益,這種共有業權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更影響到鄰近國家的房產業權發展,舉足輕重。

其實,分割業權的方式很多,包括最常見的分租和劏房,是以空間分割形式為基礎的拆售,與分層出售概念同出一轍。劏房很明顯是市場因應樓價和租金急升而自行創新發明出來,適應市場新需求的業權分割方法,可惜政府沒有理會市場的實質需求變化,並沒有把劏房加以規範和完善,只一味掃蕩和拆除,令到以空間分割型式的分拆業權風險愈來愈高,租金大幅上升。然而,業權除了可以以空間分割外,亦可以以佔用時間來分割,今次發展商出售疑似住宅酒店就是一個好例子,大家可以理解為業主共同委託酒店管理公司負責管理以分割時段出租的住宅安排,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內試行把業權按時間分拆的嘗試。可惜政府同樣沒有接納市場的創新發明,更恐嚇買家該酒店經營權及土地業權可能會被收回,再馬上推出針對性和懲罰性新稅項,明顯是以博弈對抗、敵我思維分析現象,而忽略了政府對經濟創新和需求變化而來的制度理順責任。

流標為逼政府減地價

關於流標事件,看似與共享業權無關,其實同樣是市場回應樓價過高的逆境求存方法。事件中被訪的發展商眾口一詞指因補地價金額太高,其用心可能只不過是為了逼政府給予地價折讓,但亦點出了問題所在。政府(和港鐵)作為土地的大地主,要求發展商以現時的高樓價計算補地價金額,將來樓價下跌的風險卻全由發展商承擔,正如財爺所言,美國大有提早加息之勢,香港樓市泡沫岌岌可危,發展項目流標自然是意料中事。過往個案指出,其實發展商所要求的是與政府(大地主)共同分擔地價風險,合資發展;譬如著名的數碼港發展項目,就是由發展商提出創新建議與政府合資發展的成果,換言之,亦是市場透過分拆共有業權來解決資金和風險等問題的金融工程方法。至於納稅人是否因而被騙,則另有可議之處。

但政府加推辣招事件帶出一點更重要的信息,就是關於政府的雙重身分問題。政府一方面貴為土地大地主,以不可賤賣土地之名,收取全數土地增值所得的補地價金額,賺盡所有增值,卻同時擔當房產市場監管者角色,可隨時加收房產稅項和更改發展限制,令發展商和小業主無法賺盡原有增值,是現代版的只准州官放火制度。試想若果今次天水圍天榮站上蓋項目沒有流標,中標的財團以當時的房產稅項和發展限制來估價,然後同意支付標書所指定的補地價金額,政府卻在穩收該補價後,推出新房產稅項和新發展限制,令所餘利潤大幅下降,這豈不是一場騙局?一如盜跖所言?

因此,我曾提議政府把現時不合理的一次過收取地價做法,改回到正常的按年收取市價地租辦法,讓政府共同分擔後來因為政府更改房產稅項和發展限制所帶來的發展利潤或損失,透過共有業權的責任和利益來促使政府推行負責任的房產政策。

[1] Yiu, C.Y. and Tam, C.S. (2007) Housing Price Gradient with Two Workplaces - an Empirical Study in Hong Kong,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May, 37(3), 413-429.

文 姚松炎
編輯 何錦源 

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呼喚中年人的良知

長毛:我哋唔做邊個做?


星期日生活   2013224

【明報專訊】五十七歲的「長毛」梁國雄,抗爭數十年,入獄多次。公民抗命猶如他畢生事業,然而他知道,自己再聲嘶力竭有時也是徒勞,並自認已被標籤成「呢條友一向都黐線唔使理佢」。今次學者戴耀廷提出堵路,如暮鼓晨鐘,敲醒了不少像戴耀廷一樣溫和的人的心。長毛認為,單是這一點已功德無量。

四十八歲的戴耀廷,法律學者,擁Associate Professor名銜,然而沒像山西政協馬大狀般看不起長毛。與其說是兩人對談,不如說是長毛自白。八成時間,長毛大抒己見,戴耐心聆聽。長毛大談對群眾運動、歐美革命史看法,但穿過口水花和長毛那對通紅的眼睛,你看得出,長毛對戴耀廷有一種尊重。

有網友形容,長毛是「來來曱甴屋」,有能耐把政界蛇蟲鼠蟻引出洞,像元秋姐、淨心妹、山西政協等奇人,皆被長毛氣得七孔生煙。然而長毛跟戴耀廷對話,卻能求同存異,縱使兩人對民情政治形勢判斷有異,卻不減長毛和戴耀廷的識英雄重英雄。長毛說:「老實講我牽頭(堵路)就無人理,你牽頭就有人理。至少令一些和戴生一樣背景的人想一想,點解佢諗過做,我自己無呢?」

訪問約在長毛立法會辦公室進行。戴耀廷如常一分鐘也沒遲到,我們擠進長毛那貼滿哲古華拉,塞滿政治書的房間。長毛呢?助手說他行開了。我們催他,他五分鐘後趕到,甫坐下,知道沒人陪他抽煙有點失望,一包長城牌香煙就被冷落了。戴耀廷笑笑口打開話匣子:「我倆早已被報紙隔空對話了一次。」筆者看過友報分別向兩人的訪問,預計兩人會唇槍舌劍。

「連舒舒服服去投票站都唔做,你點期望有一萬人肯出來堵路?」

果然,長毛一來便挑戰戴,表示抓破頭都不知道如何徵集一萬人,亦指堵路者欠民意授權,建議先行五區公投作前哨戰。長毛說,超級區議會議員像何俊仁一旦辭職,便可以啟動全港公投,屆時可告訴選民,若投票未能迫使政府拋出真普選方案,曾經投票的人可以出來堵路。長毛假設,若有一百萬人投票,堵路行動便如有一百萬人授權。

戴卻擔心,若公投投票率低,示威可能變示弱,加上公投只能讓登記選民參加,還有幾百萬不去投票的人,戴也想感染和動員。長毛卻認為,上次投票率低是因為民主黨沒參加,今次若何俊仁出馬便不會重蹈覆轍,長毛反駁:「連舒舒服服去投票站都唔做,你點期望有一萬人肯出來堵路?」

二○一○年一場公投,泛民四分五裂,有市民自此對政黨政治生厭,戴說,不少人抗拒政黨領導佔領中環,若以公投開始運動,猶如把兩者聯繫。長毛卻認為,這正好是放下紛爭的時機。長毛指,若何俊仁辭職,便能化解民主黨早年不參加五區公投,在泛民裏衍生的連串恩怨。長毛說:「到時何俊仁不是代表民主黨,係代表全香港,他現在做對了,你還罵他以前做錯?毓民也不可以批評他。」但戴耀廷認為,次序應該倒轉:公投應在徵召萬人後才舉行。戴覺得,公投要有「主題」,若只提真普選實在太虛無,反而商討日過後得出真普選方案,然後拿給市民公投,討論會更聚焦。

長毛和戴另一分歧,在於長毛覺得今年七一要大力「倒梁」,戴卻認為堵路應集中單一普選議題。長毛指斥,梁振英無誠信,而梁是制度代表,必須透過批評梁來批評制度的腐敗。戴耀廷卻指,花費精力倒梁,可能令北京部署換特首,屆時換上一個民望不錯的新特首,化解了民怨,無助爭取真普選。

討論到這裏,長毛和戴沒有面紅耳赤,反而步向互諒互讓。長毛認為,戴和他是兩種人,但不會令他們互相排斥。長毛分析,今次運動目標是「製造一種對峙狀態,過程裏要令每個香港人思考,從中建立duo power(兩個權力中心),亦即是政府不合法,抗爭運動合法的觀念,香港人的empowerment(賦權)就出現了。」戴同意,兩人亦覺得,佔領地點亦可以討論,除了中環,亦可以考慮維園政總等不同地標。

長毛更向戴笠高帽:「戴生做得最好是他出來說『我會搞』,令很多像他的人會想,為何戴生說要做?我自己沒有想過呢?」長毛笑說,自己一天到晚說這個政權不能再跟他客氣了,卻落得被人標籤為「呢條友一向都黐線唔使理佢」,「所以我話公民抗命無人聽,戴生講就有人聽,連戴生都行出來說要做了,是一大進步,我們應該看到這個轉變。」

長毛預計,今次佔領中環成敗關鍵,在於能否凝聚「有頭有面有聲譽」的人出來,他們的「分量」會令市民停一停諗一諗:「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不是說他們懂得的東西特別多,而係他們在界別裏有道德力量。如果這些人出來,就好像大笪地賣武:『唔買都睇吓啦!』普通人就會覺得,可能社會真係出咗問題。」長毛舉例,八九學運,雖然大學生絕食,還是直到大學教授和共產黨裏的開明派也聲援,才令大家知道這一場運動不只是「年輕人搞事」這麼簡單。長毛呼籲,香港的知識分子是時候要敲問自己良知:「香港的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士也好,今次不出來其實就等於放棄了他的責任。」

長毛自己多次公民抗命,案底纍纍,卻明白一般市民對公民抗命的疑慮。長毛半認真問戴耀廷,如果犯了法,大學會否有藉口開除他的教席?戴猶豫半响,聳聳肩說:「可能會嘅……」戴卻認為,公民抗命的意義不只在於測試政府警方和法院,究竟到時會站在公義還是不義那邊,抗爭點亦能延伸至工作間:「大學憑什麼不讓我教書呢?我做的只是去爭取民主,是基本法賦予的,(開除我)是你不公義。」

「由有德行的人做犧牲開始呢,係會令(市民大眾)的良知走出嚟……」

長毛亦認同,雖然公民抗命要付代價,然而在香港,代價不是不能承受,呼籲大家要珍惜僅有的抗爭空間:「共產黨過去十年未能夠摧殘香港人一些朦朧的共識,就係新聞要透明,要有法治,如果你在一些專制社會就不用公民抗命了,拘捕你,打靶,殺咗啦。」戴呼應:「一開口講已經無咗(被消失)」。長毛分析,香港是個「半開放社會」,至少法院有程序公義,佔領中環最多會被判坐牢,這個,長毛願意付出。

談到這裏,兩個中年男人似乎產生了化學作用,雖然沒人點煙,空氣中似乎飄浮着一點「男人的浪漫」。長毛感嘆,或許今次應該讓中年人上前線:「如果能夠令我哋這一代四十至六十歲的香港人,為香港做一些事,我覺得值得有餘。老實說,在這個年代,我地唔做邊個去做呢?你靠年輕人,老實講衝勁就有,無經驗,好火,如果要搞一個和平抗命運動一定係成熟的人搞。即係他們知道what's life(什麼是人生)他們知道為何要坐監,因為這個人有mission(使命)才做這樣嘢。」長毛主理的社民連深受年輕人歡迎,近日相繼有年輕成員因抗爭被捕,毛哥一席「中年人有責」的話,惹人深思。

戴亦同意,形容他自己心中「佔領中環」氣氛嚴肅,像當年律師在中環的反釋法黑袍遊行,慢慢的,和平而非暴力:「成個mood是這樣的。」另外,戴耀廷建議堵路者必須自首,才能製造道德感染力。長毛同意:「由有德行的人做犧牲開始呢,係會令(市民大眾)的良知走出嚟……如果班頭頭出來承擔責任,就係整個運動的push(推動力),讓大家看到這班人不是玩,寧願付出都去。」

至於堵路結果會和平勝利,還是以失敗甚至流血告終,長毛認為不能擔心太多,更指不能因怕失敗而放棄爭取。他感慨說:「我哋失敗都好啦,至少舊的一班政治領袖不辱使命了。即使我也犧牲了,就算坐牢也好,怎樣也好,就到下一代的年輕人爭取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繼續蹉跎,你如何對得住啲子孫?」戴和議:「至少向我們自己交代了。」

「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是防止暴力的出現,是防止我們使用暴力,令對方的暴力出咗嚟嘛」

之前長毛接受友報訪問,談到「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報道中他似乎諷刺有政治領袖太執著於「和理非非」。但長毛卻向我們澄清,他並不是支持暴力抗爭,他的立場是,不能害怕對方使用暴力,但自己不用暴力,是一種抗爭手段,目的在引誘對方潛藏暴力出來。這點和戴耀廷一脈相承。

長毛:和平理性非暴力不是防止暴力的出現,是防止我們使用暴力,令對方的暴力出咗嚟嘛。

戴:其實係引佢嘅暴力出嚟……

長毛:佢潛在嘅暴力……

戴:即係佢如果不醒目的話就會使用暴力,會變成更大的問題……

長毛:若佢裏面真係有改革派覺得唔應該用暴力,(公民抗命)就成功了。

筆者:長毛我以為你唔贊成和理非非。

長毛:邊有咁嘅事。我意思係話,大家唔好咁天真,你以為用和理非非,這個世界就會非暴力?你用和理非非只不過令到你自己唔好濫用暴力,而令到佢哋唔想出現的暴力都出現埋。我哋唔係要死人,我哋係要令到大家唔好怕暴力,第一唔好使用無必要的暴力,第二不要怕人地加諸於我地身上的暴力。

不過,書生戴耀廷對於「非暴力」的堅持,始終比街頭戰士長毛來得門檻更高。戴問長毛,只靠誓言書的道德力量,能否阻止群眾裏有暴力?長毛認為,除了苦口婆心勸導外別無他法,若部分群眾選擇暴力,只能分裂出來,卻沒法杜絕。長毛說得有點玄:「人的本性怎會是暴力的?問題是民眾受得太多潛在嘅暴力,釋放出來若沒節制,就變成暴力了。」兩人同感嘆,像甘地或馬丁路德金等堅持和平抗爭的人物,最終都命喪暴力之下,不無諷刺。

「我希望過去政治分割的形勢,會因為這場新政治運動能得到洗刷,畢竟群眾力量要比政黨增長更重要」

話題一轉,談到今年七一。長毛認同戴見解,若民眾急於今年七一堵路,「必然失敗」。但長毛卻比較寬容,認為若民怨升溫,要阻也阻不來。長毛作為永遠的革命者,較能接受妄進而失敗。他指,除非所有抗爭者被捉或被殺,否則民眾運動不會停止,失敗只會帶來轉折,而且可從失敗中學習。但戴耀廷較重視小心計劃,務求一擊即中,戴希望公民抗命能聚焦而從長計議,擔心妄動會分散力量。

討論近尾聲,長毛總結,縱使雙方意見分歧,今次會面有意義,因為覺得戴耀廷作為「非政治人」都挺身而出,從政者應該「慚愧」。長毛更形容,「佔領中環有得做」,而且觀乎現在梁振英民望低落,加上普選時間表逼近,公民抗命時機「刻不容緩」,但他覺得關鍵還要看:泛民內部能否放下分歧,民間社會能否減少對政黨存有戒心。

長毛形容,即使民間社會不信任政黨,但事實是政黨始終存在,「做大事的人必須要處理呢啲嘢」:「如果政黨本身唔想做(佔領中環),無人逼到他們做,但如果政黨想做,那班不想要政黨(參與)的人就要正視這個現實。我最怕是政黨變成拖後腿的石頭,他不同你行前,又拖着你。」戴耀廷則說,和長毛一席話後,對泛民內部矛盾再有理解,並知道要化解不容易。

但長毛的樂觀小宇宙又作祟,他說,即使何俊仁不辭職啟動公投,也相信民眾運動有可能扭轉現時政黨政治死局:「從群眾帶領下,會產生一股新動力。我希望過去政治分割的形勢,會因為這場新政治運動能得到洗刷,畢竟群眾力量要比政黨增長更重要。」長毛又指,泛民要理解,現在政治已超越議會。不少年輕人對議會不存寄望:「班後生仔覺得,個社會倒退咗啦,我就嚟死啦,你(從政者)做多啲嘢啦,醒吓向前行啦!」

二○○四年,長毛贏出第一次立法會選舉,筆者當時跟隨他到新界謝票。還記得長毛一出現,師奶阿叔學生哥都歡呼雀躍。轉眼近十年,長毛經歷幾屆選舉,雖無銀彈宣傳依然保持高票當選。長毛分析,自己支持度來自三種人:窮人、有正義感的人、追求公義的人。此時,戴耀廷調皮小聲地說:「我都係投你。」長毛一怔,沒說什麼,一種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惺惺相惜,盡在不言中。

文 譚蕙芸
圖 盧翊銘
編輯 梁詠璋

陳雲 - 殖民遺恨——感懷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開卷看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3年2月24日

【明報專訊】泛民靠左翼,左翼靠泛民。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香港的左翼聽命於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右傾的學者和民主黨也依靠左翼給予道德價值及行動刺激。上星期《明報》星期日副刊,「激情回歸理性 重整人心的社運」,就上演一場匪夷所思的左右翼團結會談,法學家戴耀廷教授與社運界葉寶琳、王浩賢、周諾恆、陳倩瑩侃侃而談。戴教授勸誡社運人,要收斂激情,要用理性引導,周諾恆低頭不語,說戴的「口脗像老竇教仔」。

佔領光環,不是佔領中環

他們想佔領的是光環,不是中環。香港無左翼,也無右翼,只有愚昧而想佔領道德光環的中產。佔領中環無什麼可以說的,就是美國人的mottoJust do it,你唔do,就返屋企睡覺算啦。佔領光環令自己感覺良好,但面對中共,預計必會失敗,故此也毋須承擔成功之後的責任。佔領中環會成功,然後要普選、要執政,要承擔責任,要建設香港的主流社會,這是香港的中產unprepared的。他們一向是退出主流、空出主場,然後戴住邊緣的道德光環,吃一點有機蔬菜,喝一碗心靈雞湯,孤芳自賞。

香港的中產自我壓抑成這個模樣,要追溯香港的殖民歷史來解釋,就不得不看呂大樂教授去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尤其是「殖民冷經驗」一章,充滿機智,發人深省。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建構了一個二元世界:統治階層的主流社會和被統治階層的民間社會。統治階層的「能見度」和「滲透性」極低,上流社會是英國人挑選和培育的,主流價值是曖昧而不言明的,香港的主場則是英國統治者捍衛而香港平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戰役或採用過什麼戰術的。直至如今英國殖民地的秘密檔案解封了,我們才知道一鱗半爪。香港的民間生活經驗,可以看出殖民政府統治的效果,卻不能推論出它的道德動機。只可以說,殖民統治者的道德動機來自冷戰與抗拒赤化的需要、來自維護英國王冠的榮譽,與來自海外殖民官的職業尊嚴。至於殖民政府捍衛香港主場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更是民間無法學到的。

中產階級空出主場,在邊緣玩樂

香港過去的主場,是英國殖民政府聯合本地的上流社會操盤的,本地中產只是負責執行,故此心思都用在技藝之上、用在工具之上,而不是用在道德思考、戰略盤算等高級智能範疇之上,也由於這些高級智能範疇被英國人代理了,華人的智力和道德障礙被英國人掃清了,香港的華人中產可以在職業範圍充分發揮技藝能力,可以拍心口將事情搞掂,做到又快又好,香港的專業中產對disciplineefficiencystreamlining有毒癮似的執迷,這種工匠尊榮(德文Handwerkerstolz),從中環的律師會計、尖沙嘴的洋服裁縫、飛機場的行李輸送到醫學院的外科手術,都是香港稱譽世界的絕學。這是工具理性的場域,can dodo it well and fast。至於價值理性,why shall I do itwhat will happen if Idon't do it的問題,香港的中產是不夠膽問的。阿媽(英女王)沒給他們這個膽。

英國殖民統治,採取的是上層緊迫、下層鬆動的做法,嚴格規管上層人的道德與行為舉止,也要中層人有馴服和有歸屬感,對下層人放任,但整體不理會中下層華人的意識形態內容,可以親英、親中或做世界公民。至於華人不染指主流、不涉足主場,英國人給他們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和豐富的發展機會。華人有自己的親英圈子,華人也有更多的親中圈子,部分歸屬於中共或國民黨資助的社交和精神生活圈子。世界公民的圈子疏離於主流,有一點本土意識但道德承擔薄弱,不足以支配主場,時刻處於嘲笑主流道德的游離狀態,卻爆發出好強的創作活力——這就是香港的庶民流行文化。

香港左右翼合流的怪誕政治

然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是呂教授的書沒講的,香港爆發中英談判,而香港華人被排斥出去。孤寂的心態,找到宣明會式的We Are the World(一九八五)的救助貧弱的國際關懷的道德寄託和周兆祥式的綠色環保的心靈救贖,八九天安門民運之後,本地中產也找到一點扶助中國民主以解救香港赤化的司徒華式的投機民族主義。然而,這些道德立場、民族主義和心靈價值是抽空地從外地入口香港的,沒有香港的根基。九七之後,面對中共帝國君臨、面對大陸雙非人、自由行這些貌似弱勢者的入侵,面對大陸毒食物的入侵,香港的中產只能呼籲包容,自己吃一點有機蔬菜。有餘暇的,就在自己後園或窗台,搞一點菜園村運動。

香港所謂右翼是高級中產,邊緣化的小資產階級。香港所謂左翼是低級中產,邊緣化的波希米亞人。他們都是左傾的,有一點浪漫和激情,在抗爭的時候,高級中產為低級中產做一點技術補課,低級中產為高級中產做一點行動先鋒。故此香港的政治運動,出現罕見的左右翼合流的怪現象。至於香港現在的主流——中共霸權+政府黨+地產霸權,也是失語的、不言明的,只是他們沒有英國人那種統管香港、安定中下層的能力,沒有給予中下層生存空間的慷慨,更沒有給予中下層個人發展空間的雅量。他們也不是右翼。英國人走了之後,香港的右翼是真空的。

不論是民主黨還是社運人,他們都是自居於邊緣而不夠膽進入主流,不夠膽建構主場。香港的民主黨是不捍衛本土的,香港的社運人是不反對中共帝國的。民主黨做可持續的議會反對黨,社運人搞可持續的街頭社運。他們忌憚現在的中共,就好似他們當年忌憚英國殖民政府。要理解香港舉世無匹的怪誕政治,必須回溯到殖民地的歷史。

文 陳雲
編輯 鍾家寶

梁文道談殺生與素食五篇


梁文道:不見為淨(殺生之一)
2013128

【飲食男女】參加「Green Monday」的活動,才知道音樂人張繼聰吃素的理由非關宗教,而是純粹的不忍。從前他也是個食肉獸,尤好和牛,總以為素食者之所以茹素,是因為還沒試過真正好吃的牛肉。直至他偶爾在網上看了一套關於屠牲的紀錄片,便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主動搜尋更多資料,愈看愈多,終於到了一個無法承受的地步,此後漸漸禁絕一切肉食。聽了他的自白,我十分感動,而且非常佩服。因為聽過工業化肉類生產流程之可怖者,並不在少;但多數人只把它當成一個不便的真相,略曉一二就夠了,根本無意深究,只會扭過頭去把它埋在記憶底處。而張繼聰卻能發心動念,以理智認知其層層黑幕,憑良心痛改舊習;這實在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事。

許多茹素的朋友都喜歡傳佈畜牲禽魚遭到屠戮的殘酷場面,試圖以此打動大部分雜食者的同情心。似乎看過小牛流淚公雞割喉之後,仍然鐵石心腸繼續吃肉的人,便全是泯滅天良的壞人。久而久之,很多人就開始受不了了,覺得這是一種近乎恐怖襲擊的威脅。這麼令人不舒適的真相,當然最好別讓大家看見。於是我們就可以繼續安樂自在地活下去,好比美軍無人戰機的駕駛員,遠在戰區千里之外,坐在設有空調的密室之內,手邊一杯咖啡,眼前一台熒屏。對我們來說,殺伐就只是用拇指頭按鈕而已,戰爭則如一款逼真的虛擬實景遊戲。你只消把那枚紅鍵按下去,屏幕上就會亮起一團光點,既沒有血花和體液濺到你的身上,也聽不見任何恐懼至極的尖叫,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哭。完事之後,甚至用不着洗手,直接就能回家晚飯,在溫暖的燈光底下聽孩子報告功課。

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是個殺伐殺得最乾淨的時代,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把動物和人類分隔得最遠的時代。大部分小孩親眼見過的牛,就只不過是市場裏艷紅的牛肉而已;他們連吃草吃飼料的牛都很難碰見,更加不會撞上宰牛的場面。而且愈是現代愈是文明,這個距離就會拉得愈遠,屠宰也就變得愈益抽象。十幾年前,我們還能在「電氣化火車」的車站上看到一列列滿載肉豬的列車駛過,聞得到牠們的氣味(並且急急掩鼻連說「好臭」),甚至聽得到牠們的嘶叫。今天,文明的香港早已成功地把這個不便的過程擋在城境極北,免去了大部分市民目睹豬肉之源頭的負擔。所以,我能想像為甚麼美國某些大城市的兒童,會不知道超市冷藏雞肉和在電視上看見的雞的關係。他們開玩笑說,那些天真的孩子居然以為雞肉就和薯片一樣,是種和動物無關的工業製品。我相信這可能不是一個笑話。偏巧,今天又是人類史上人均肉食量最高的時代。


梁文道:素食者的殺生(殺生之二)
201324

【飲食男女】保羅•麥卡尼和他的女兒史提拉•麥卡尼都是知名的動物權利運動推手,介紹素食可謂不遺餘力。我許多茹素的朋友尤其喜歡保羅•麥卡尼的一句名言:「如果屠房的外牆是用透明玻璃做的,大概每一個人都會變成素食者」。這句話的要義的確是當前素食運動的常見策略,盡量讓更多人看見我們日常肉食供應鏈那看不到的部分,使大家發現可愛的小牛原來和盤子裏那塊粉嫩的小牛肉有關,令大家在飯桌上分食脆皮乳豬的時候想起一頭內臟被掏空掉了的血淋淋小豬。假如屠房就在城市中心,假如屠房真是一座透明的建築,每一個人都能看見裏頭的殺戮,地面的污血,牆上的羽毛;叫人皆有之的惻隱之心,恐怕我們就真的不能不吃素了。

可是我也時常懷疑,這類把殺生拉回到我們眼前的做法,究竟有沒有它的限度?動之以情或許是個很好的起點,但若是理智地思考下去,沿着同樣的邏輯,或許就會碰上撞牆的時候了。

旅港台灣作家蔡珠兒的近著《種地書》裏有篇文章《舞孃殺手》,值得大段引述,講的是她在大嶼山自家菜園裏的除蟲經歷:

「荷蘭豆最早遭殃,豆苗老葉都給啃了,等我發現,翠綠緞面已成透明輕紗,豆莢卷曲起皺,心痛啊,我在株間找罪魁,是種褐黃條紋的毛蟲,下手一掐,濺出濃稠綠汁。以前洗菜見到菜蟲,還要用夾子夾掉,現在氣急敗壞,哪管得那麼多,見一個揑一個,來兩隻掐一雙,格殺無赦。捉了半天弄乾淨,第二天,見鬼了,蟲子好像復活回魂,不知從哪又冒出一堆,蠕蠕在豆上鑽孔。我繼續暴力鎮壓,殺到手軟,但這頭沒平定,那頭又騷亂,台灣小白菜也蛀了,滿葉瘡痍如破網,有的只剩脈梗,菜青蟲肥頭胖耳,大口大口啃得正歡」。

除了菜青蟲,蔡珠兒還要對付果蠅、吊絲蟲和一種形如鳥糞的小蟲。為了徹底殲滅這堆「害蟲」,她決定調查牠們的身世,以收知彼之效。結果這一查,她才發現:

「原來黃紋毛蟲會變成紋白蝶,吊絲蟲會變成小菜蛾,菜青蟲會變成白粉蝶,而枯葉上的鳥糞蟲,原來是柑桔鳳蝶的寶寶,將來會蛻化成闊袖窄裳,黑紋紅花的舞孃,是島上常見的美麗生物,我還教過鄰居的小孩辨認牠呢。愈看愈心驚,沒想到自己竟是鳳蝶殺手,手上綠血斑斑,扼死多少大自然的舞孃」。

蔡珠兒的故事讓我想起以前住家附近一位老伯,他也在村中空地經營了一小方菜園。每逢春夏,正是蝶影翩飛的好時節,樹叢花間點點粉黃淡紅,煞是好看。可這位老伯卻如少女般地逐着牠們撲來撲去,不是為了好玩,那是真的想殺死牠們。理由就是要斬草除根,連交尾產卵的機會都不給。

我更難忘記那年參觀一座現代化大農場的經驗。一般的除蟲殺卵就不必說了,在好些種豆的區塊上,便連蟻都不能放過。尋查蟻窩,整族滅絕,乃是工人們定期執行的任務。每天清晨,他們更得趕在曙光未露之際起床,為的是要捕殺專門到這時刻才爬出地表的小田螺。那些外殼鮮紅的小螺,一來就是一大群,有時候甚至可以佈滿整塊田地。那種場面之奇詭慘烈,實非言語可以形容。

閒下來之後,我請教農場少主算數。想了一想,他說:「種這幾十畝地的菜,一個月大概要殺一噸重的蟲吧」。


梁文道:犧牲(殺生之三)
2013211

【飲食男女】由於耕種難免要犧牲許多無辜小生命,所以素食者其實也迴避不了殺生的困惑。且模仿保羅‧麥卡尼所構想的透明屠房,在城市中心闢一片菜園,再弄一間透明小屋陳放每日被殺死在田地上的蝸牛和毛蟲,讓大家看看自己吃菜的代價。這會不會使得我們連菜都不敢吃了呢?寫到這裏,我知道一定有人以為我接下來就要譴責茹素的虛偽了:「你看你看,嘴巴上說不殺生,結果還不是毀滅了無數生靈?」

不,這還不算最壞,因為我們還可以沿着部署素食的那群人的思路,進一步追問:「難道植物不算生物?吃菜不算殺生」?這個問題似乎很棘手,但解決起來並沒有表面上看的那麼困難。因為大部分站在動物倫理學立場上的素食主張,並不在乎最抽象最廣闊定義上的生命;他們真正介意的,或許是那些被吃的生物和人類的近似程度(愈是像人,就愈可能具有和人相當的價值與尊嚴),或許是那些生物感受痛苦的能力。尤其感受痛苦這一條,是很多素食者拒絕吃肉的根本理由。在他們看來,動物有神經有大腦,和我們一樣會感覺到刀割水燙的巨大痛苦。我們怎能為了一己的口腹之慾,就對雞鴨牛羊狠下殺手,讓牠們飽受肉體的折磨呢?相反地,植物雖然也是生物,也和人類共有部分基因(比如香蕉,它的基因就有百分之三十和人類一模一樣);但它們既不會恐懼,也不會疼痛,與動物截然不同。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能夠大啖香蕉,可不是因為它只有人類的三成尊嚴;而是因為你用刀把一梳蕉從樹上砍下來的時候,它不會痛。然而,也有些人相信一種非常另類的「科學」觀點,認為植物就和動物一樣善感,不單知道甚麼叫痛,甚至還喜歡聆聽溫柔優美的旋律。曾經流行的《植物的秘密生命》便是這類觀點的集大成者,全書充滿各種各樣的道聽途說,以及不合格的所謂實驗結果,目的就是要把植物說得十分玄秘,彷彿也有靈魂。

不想讓植物受苦的素食者大可放心,這套觀點根本站不住腳,因為它完全誤會了植物的「感官」和動物的感官之差異,將它們混為一談。沒錯,植物可以感知光源的方向,可以分辨其他植物和動物的氣味,甚至還有某種形式的「觸覺」(捕蠅草便是探討植物觸覺的典範品種);但這些感官能力與動物的最大差異便在於神經之有無。也就是說,即便植物擁有基於電訊基礎的機械感受,例如豆苗碰到欄杆就會自動纏繞成蔓;可它沒有神經去把這些訊號傳到大腦,它更加沒有甚麼大腦。因此,植物又怎麼談得上痛或不痛呢?痛也好,爽也好,這會是動物才能知曉的主觀感受。

當然,假如你是某種宗教或者精神傳統的忠實信徒,對植物生命別有特殊而堅定的看法,那麼科學的力量就不大管用了。比方說畢達哥拉斯,這位人類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數學家,古希臘世界傳說中的神秘智者。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嗎?那天傍晚,他的仇家帶領一大群流氓攻擊畢氏弟子聚居的住所(這個仇家是位有身份的貴公子,曾想投入畢氏門下,但遭到拒絕,因慚生恨)。他們先是放火,逼得人人倉皇奪門,再持刀劍等在門外伏擊。弟子們拼死擋住追兵,好讓老師順利逃生。沒想到年邁的畢達哥拉斯好不容易先走幾步,卻在一片豆田前面停了下來。因為這位堅持茹素的神秘大師相信豆子裏藏了人的靈魂,是人類輪迴的一環。他從不吃豆,就算到了這個時候,也不願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踩死一大叢的豆苗。他就這麼站在田埂邊上,迎着落日注視眼前金黃的苗圃,有人說他當時的目光溫柔,帶着無限憐愛,因為他知道這是他此生看到的最後景象。然後,一把利刀從他背後伸過來劃過他的咽喉,噴濺的鮮血灑在這方暮日底下的豆田。


梁文道:印度人不害
2013216

【飲食男女】全世界做素菜恐怕沒有比印度花樣更多,口味更妙的了。在香港吃齋要是吃怕了平庸羅漢齋的曖昧,厭倦了老式廣東齋的重複,印度齋菜館通常便是最好的選擇。為甚麼印度人那麼懂得烹調蔬食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印度素食人口的數目實在太大,12億人裏頭,茹素者居然接近四成,其中還有兩億多是連蛋都不吃的。為了遷就這個巨大的市場,印度麥當勞還特地開設了全球首家素食外賣站。老麥都得低頭,就更不用說Pizza-Hut了,他們在印度的連鎖店早就把菜單上超過一半的選項換成素菜了。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相信印度是素食主義的發源地,起碼有三千年的歷史。像我上回提到的畢達哥拉斯,有些學者便認為他的素食主張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印度和希臘的文化交流確實比一般人所想像的繁盛古老,亞歷山大大帝固然把希臘藝術帶去了印度,印度哲學和數學傳入希臘世界的時間可能更為久遠)。

想想看,一個文化既有三千年不斷的素食傳統,又坐擁從喜瑪拉雅山直到恆河三角洲這片土地上的豐盛物產,還要有四、五億人天天堅持吃齋;他們的素菜怎能做得不好?又怎能弄得不別出心裁呢?

我們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去解釋這麼獨特的印度道路。環境限制、人口壓力,甚至政治結構,都是決定一個社會吃肉多少的重要條件。但比起觀念,這些條件的影響都算不上甚麼。依照我們中國人的常識,社會地位最高、權力最大的階層,理當吃掉最多的肉,所以「肉食者」在古代中國幾乎就是掌權者的同義詞。但你看印度的婆羅門,位處種姓制度頂層,卻偏偏以素食為貴,反而把吃肉的「福利」送給底下不如他的低等族群。其中分別,正在於觀念。而主宰印度飲食選擇的最重要的觀念,莫過於「不害」(Ahimsa,也可譯成『不殺生』、『無傷』,或者『非暴力』)。

所謂「不害」,大抵就是不要傷害眾生的意思。受到上古吠陀思想的影響,差不多印度各大思想流派和宗教信仰都接受了因果循環的說法,他們都相信世間眾生的生死輪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的終結是真正的終結,它總會「投胎」轉世,再以另一種形式,另一種面目出現在這個世界上頭。所以你傷害任何一個生物,都近似於傷害另一個人。而這因果,又不單是生死的輪迴,它還是各種生物之間的複雜連繫,有點接近今天所說的生態系統。過度破壞其他生命的存續機會,災禍遲早也要降到人類頭上。

簡單地講,「不害」正是一種盡量不要傷害生靈的道德律令,是一種避免惡報,乃至於擺脫輪迴之苦的基本途徑。所以吃素便顯得理所當然,是注重靈性修練及信仰虔敬者的必行本份了。然而,那個一直徘徊在素食者頭上的老問題又回來了:植物算不算「眾生」?如果植物也有生命,憑甚麼我們又能吃它?當然,現代科學已經告訴我們,植物不同動物,沒有意識沒有感情,不在印度人所講的「有情眾生」之列。可在兩、三千年前的思想家宗教家那裏,這個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呢?莫非真要信眾食泥?


梁文道:世上最嚴格的素食
2013224

【飲食男女】佛教徒吃素吃得理所當然,那是因為今天的佛教並不會把植物納入「有情眾生」的行列。可是,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最早期的佛教對待這個問題的態度其實相當含混。若從律戒來看,植物似乎又像可以輪迴的生命,必須尊重善待。這也難怪,因為植物確實是印度思想傳統中的「底線生命」(borderline beings),既是生物,必須「不害」;又是人類不吃便活不下去的基本食糧,不吃不行。在不殺生和不自殺之間,在倫理原則與生活現實之間,古印度的聖雄思量出各式各樣的調解之道。

其中最有名也最嚴格的辦法,莫過於正統耆那教的素食主義。按照他們的說法,生命可以分成好幾個不同的等級,而等級之上下則決定於感官種類之多寡;植物只有觸覺,所以等級最低。但等級低並不表示就能任人魚肉,因為再低級的生命也是生命,也有它的感受和痛苦,立志解脫的修行者不可以不關顧。

但是,如果植物的生命也有價值,那麼徹底的「不害」就不可能實現了。你路過草地,固然踐踏生靈;就算走進樹林,也會有意無意地擦過樹葉,叫他們難受疼痛。若想活到明天,你更得吞下不少草木花果。所以從一開始,耆那教徒就知道自己的方案只能算是妥協,是把傷害減到最低的次佳選擇。

這個不夠理想的無奈辦法便是:只吃已經落在地上的水果,以及快要墜地的蔬菜米麥,因為它們已經「死亡」。只吃新鮮製成的芝士和乳酪,因為它們還未腐壞,腐壞便有霉菌,而霉菌也是生命。蛋當然碰不得,因為它會孕育出擁有五感的高級生命。番薯和薯仔也不能吃,因為它們長在土裏,是植物的「根」,把根拔掉,整棵植物就活不成了。無花果不能吃,因為它透過胡蜂授粉,胡蜂寶寶也時常住在上面,哪怕只是吃掉「垂死」的無花果,也可能會傷害到胡蜂的生命。蘋果、茄子、番茄和石榴不能吃,因為它們的種子太多,吃掉一個就等於殘忍殺害十幾個生命。不能吃椰菜和西蘭花,因為它們的葉子長了太多層,其中說不定夾藏了甚麼肉眼看不見的小昆蟲。其他的蔬菜要是長得一副「快死」的模樣,倒是可以放心享用,只是必須小心翼翼地一片片葉子剝開檢查,否則誤吃菜蟲,那便犯下殺生重罪了。

這還沒完吃。因為就算你小心到這個程度,你到底還是很難百分百地確定自己有沒有誤殺生靈。所以,最好把食量控制到僅足以維續生命的最低限度,就像南傳佛教行者那樣過午不食,再加上周期性的斷食(當然啦,零嘴自然是想都別想)。

你以為我想笑話他們嗎?不,恰恰相反,我對那些持戒嚴謹的耆那教徒滿懷敬意。因為慈悲,因為原則,他們竟能把與生俱來的慾望克制到這等非常人可及的程度,而且這還只是個很無奈的妥協方案。在我看來,這個故事也很好地解答了許多素食者時常遇到的詰難,比如說「植物也有生命,難道吃素不殺生嗎?」,又或者「種菜的過程也要殺死大量昆蟲,難道吃菜就能避免傷害?」沒錯,完全不殺生的素食或許很難,但素食者與非素食者的殺生數量還是有分別的,其背後用心更有天地之遠。正如台灣學者錢永祥所言,殺一個人也算殺人,但這並不意味一個誤殺過人的人以後就能放開懷抱肆意屠殺。

我們可以不茹素,但沒有資格去質疑出於善心的素食者,說他們虛偽。希特拉憑甚麼譴責殺人犯?這豈不笑話。

文章出處:

梁文道 - 中間人三篇


梁文道:誰是中間人(中間人三之一)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2日

有些朋友覺得練乙錚的事情很蹊蹺,上頭怎麼會派人下來和他談文章轉載權的事呢,而且還要特地聲明給稿費。那些不都是早已刊的作品,以內地媒體的習慣,應該說用就用,何必勞師動眾?就算他們版權意識特別高,但他們究竟想用什麼刊物來轉載練先生的手筆呢?莫非是「內參」?其實這種事情一點也不神秘,它只不過是傳說中的「中間人」的常用招數而已。最近,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健民教授響應戴耀廷教授的「佔領論」,便表示該說的話早已說透,到了終極普選這一關,真假判然,再也沒什麼好商量的了,所以日後將拒絕再會「中間人」。王岸然先生對這條消息很在意,在他的專欄裏認為這是民主派學者首度公開「中間人」的存在,覺得他們以前一定搞過密室協商,背着七百萬港人議定香港的政制政事。

到底「中間人」是誰?他們來自何方?和他們見面談話,說說自己的意見,又算不算是種政治上的暗箱操作呢?這真是個頗有趣有意思的問題。有趣,是因為圍繞着「中間人」的一切都很模糊,牽涉到不少政治原則與策略思考的灰色地帶。有意思,是因為它的影響可大可小,小的時候又如輕風吹過不留痕;大起來卻決定了一個知識份子的基本抉擇,甚至整個社會局面的走向。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中間人」的存在從來不算什麼太了不起的秘密,在香港見過「中間人」的評論人與學者在所多有,只是大家很少公開拿出來談,媒體也沒有系統挖掘罷了。但這些「中間人」的身份可就很難講了,因為他們自己就往往含糊其辭,有意無意地替自身具體職位和背景抹上一層神秘色彩。且看明智如練先生,他竟然也要透過人家送他一本習仲勳傳去猜測對方可能來自「習派」。好玩的是,一本習仲勳傳就真的算是習系的身份證嗎?那豈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在路邊報攤買一本來嚇唬人?這又是「中間人」的慣技之一,拆穿了便一點也不稀奇,猶如內地企業老總辦公室牆上掛的領導人合照,全是「等你知道我幾猛料」的可笑陳套。要知道,在北京就連一個的士司機都會說他「海(中南海)裏有人」。所以,我們根本不能輕易斷言「中間人」的來歷。聲稱自己代表「西環」去和反國教家長組談話的前梁振英助手,就是眼前最佳人辦。



梁文道:統戰還是溝通?(中間人三之二)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3日

「中間人」的身份是團看不清的迷霧,於是和他們見面,也就成了一樁性質模糊難定的奇事了。理論上講,或者按照他們自己宣稱的來意,他們來香港是為了「多聽意見」(也就是俗稱的「收風」)。如果這些人真有興趣在港府和中聯辦等正式建制單位之外聽一些不同的意見,又真有能力把這些意見轉給中央相關部門的話,和他們見見面聊聊天,又有什麼不對呢?更何況這些受邀會面的學者評論人都對時局多有獨特之見;又熱愛香港,希望能為它的未來獻一分力。

然而,事情不只是這麼簡單。因為好些「中間人」表現得很有來頭,似乎直達天庭,於是這些會談又好像在單純的意見交換之外,多了一層智囊發功的實際效果,可能會促成某些進步。在這種情況底下,有多少知識人拒絕得了現實的誘惑呢?畢竟說這麼多,寫這麼多,不就是為了改變些什麼嗎?至於這叫不叫做密室談判,算不算是瞞住公眾出賣民主,也就顧不得那麼多了。反正是給意見說看法,私下對「中間人」訴說和公開發表,又有多大分別?

再進一步說,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中間人」的真正用心在統戰,聽意見云云只不過是幌子罷了。沒錯,這種談話最能叫人放下心防,一方面你固然能夠直陳己見,另一方面對方也會說一些你在外頭沒聽過的內幕觀點;它既能讓你覺得自己很重要,更能不知不覺地在你心上種下一些「中央」的看法,使你日後思考問題的時候少不免要顧及那些看法,束縛住你的視野的角度。比起今天許多論者朗朗上口的「五毛統戰」法,這種驟不及防的攻心技術才是對付知識份子的上上之策。

更微妙的是,「中間人」的「收風」很可能兼具多種功能,是統戰又不止於統戰,是真心想學習另類意見卻又不止於中性溝通,應時而變,進退有據。你放開心胸和他們交往,可能怕自己日久生變,不由自主。你峻拒來者,又怕是自己失職,放棄了知識改變形勢的良機。怎麼辦?回顧共產黨數十年來的策略運用,實在有太多知識人面對過這類難題。


梁文道:國師(中間人三之三)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4日

面對「中間人」,一個知識份子怎麼判斷來者的目的是不是統戰呢?除去長期交往結下的友誼,以及在溝通之中埋下的心理包袱等太難辨析的情況不論,我們還是可以有一些客觀判準的。

例如練乙錚先生的例子,找他談話的人說要請他授權轉載文章,這就很可能是個統戰的手段了,而且還是相當高級的那種。對方既不是請你吃喝玩樂,也不是明刀明槍地送禮給錢,這就人家表示看得起你,知道你不是為了一點錢就什麼都寫得出來的不顧名節之輩。相反地,要你替他們寫東西,或者間接點授權轉載,等於是承認你的見解有價值有意義,他瞭解你看重自己的言論,覺得自己是個講言責的知識人。

對大多數評論人和學者而言,這一手的誘惑可能要比任何物質饋贈還大。想想看,收到這樣的邀請,你會怎麼想呢?你會不會猜測這些文章的最終讀者可能是中央極峰?又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意見可能要結出最有效最實際的果實?一旦你有這個想法,你就開始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一個策士的位置了,感到自己正在替最高層出謀獻策。一旦成了策士,接下來的談話就會朝着有求有捨,有進有退的謀略方向前進。在這種狀態底下,以後人家要你對外發言「謹慎」一點,要「顧慮」些什麼,你就沒那麼容易地清醒拒絕了。

偏偏許多知識份子都有這種國師病,他們都想替執政者出謀獻策,以為這是一展抱負的康莊大道;以為自己的看法要是能夠直接影響決策的話,要比在報刊上發萬言書管用得多。所以權力呼召他,他就馬上回應,不惜當個代筆文膽。甚至早在這類機會還沒來臨的時候,他寫的東西就已經只把少數幾個當政者假設成真正的讀者了,其他盲毛大眾只不過是陪襯而已。更極端的情況是他不只想當掌權者的謀士,還要做社會運動的「國師」,以為一切盡在他的盤算計謀,最終還是為了朝廷好社稷好。

這才是知識份子的真正死穴,也是幾十年來共產黨統戰知識階層的不二法門。可惜真正心智獨立者幾希,倒在這條路上的人前仆後繼。

2013年2月23日 星期六

陳雲 - 海德堡遇自由市民

世紀.文字江湖    明報    2013223

三千年前,阿歷山大大帝慕名拜訪哲學家迪歐根尼斯(Diogenes),就是那位後來成為犬儒學派(cynicism)的哲學家,那時剛好迪歐根尼斯躺在一隻大木桶裏曬太陽。阿歷山大上前介紹:「我是大帝,阿歷山大。」哲學家仍是躺着,答:「我是迪歐根尼斯。」大帝故作恭敬,問:「有什麼我可以為你效勞?」哲學家懶洋洋說:「有的,請你閃到一邊,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重回德國

一人敵一國,小我不讓大我,靠的並非聞雞起舞,而是元龍高臥。這是雅典城邦的千古絕唱。凡人當然不若迪歐根尼斯的放浪,也無他的才氣與際遇,但在現代城邦的保護下,也活出自由市民的真意。二〇一二年暑假,重回德國,這次是隨香港某校的遊學團而去,順便向高中學生介紹德國文化。說是介紹,但也不過是懶洋洋度過一個星期。其間奔奔跑跑,有一句沒一句,就當是文化遊覽。

海德堡是第一站,留三日,隨後去卡塞爾(Kassel)看第十三屆現代藝術「文件展」(Documenta 13)。七月五日早晨,往海德堡參觀大學圖書館,路經彼得教堂(Peterskirche),為其莊嚴華麗所懾,便入內參觀。大堂有教區舉辦講座,請來宗教史的女學者,講解中世紀宗教巡遊及募款等事。為免干擾,我只是事後退到一側,綜合翻譯告知學生。學生事前駐足觀看,也感受到學術氣氛。

教堂外的佛學

步出教堂,在庭院小坐,陽光燦爛。庭院以長方大木為座位,剛才座談會頻頻發問的白鬍鬚學者早已出了庭院曬太陽。我們識趣,沒有擋住他的陽光,大家就用英文閒談起來。

他專修巴利文佛典(Pālisutras),與中國的淵源很深,上世紀七十年代,共產黨仍未開放禁令,佛經不能隨便刻印,北京學者央求他從台灣複印佛經帶回,他於是背着佛經返回北京。他說,西方人從敦煌盜取佛典及文物回歐洲,他做了一些補償的事,將佛經運回中國。巴利文佛典是佛祖釋迦牟尼初說法的經典,南傳到南印度、東南亞及斯里蘭卡,並無摻雜其他論者加上的詮釋,省卻好多無謂辯論,是學佛修行的捷徑。巴利語是佛陀時代摩揭陀國一帶的大眾語。據說佛就是用巴利語說法的,所以弟子們也用巴利文傳誦佛法。他隨即講了samadhi(三昧)的巴利文意思,比漢傳佛教的禪定清楚易明得多。他說巴利文佛經已有很多翻譯為英文,華人應該從英文翻譯中文,重新體認佛法,他從台灣帶回北京的,就是一些中譯巴利文佛經。他談興漸濃,我遊興也漸濃,想着行程匆匆,不便細談,便結束談話。臨別各自微笑合十敬禮。

大學圖書館的告示

我對同行朋友說,這位遊散學者,看來也不是在大學講學的,只是專心讀書,隨便聽課,是自由市民(free citizens)。往日雅典的自由市民,要有田產的貴族才可以做,如今在福利國家,即使是邋遢仙人,也衣食無憂,得到靈性自由。

在大學圖書館,遊客可以隨便進入觀看,各不干擾,圖書館明知海德堡的遊客穿梭頻繁,也不樹立什麼告示,一切都是德國式的不言自明(Selbestverstandlichkeit)。這個德國大學生必學的常用的字,我也教了同行學生。所謂不言自明,就是彼此自律,尊重對方,心照不宣。電腦室外邊的咖啡角,樹立的學生告示,也是好低調的:「請顧及電腦室內的使用者,低聲談話。多謝,祝小息愉快。」

集合的時候,站在圖書館門口,見到進出的學者,攬一個牛皮書包,都是若有所思,靈魂記掛在學問上。在土耳其餐廳食午飯,一位老教授坐下就看書,侍應也不聲張,放下慣常的午餐就走。街上的舊書店,店主像電影中的舊書商,牛仔褲、捲起衣袖的棉布白襯衫、黑眼鏡,見了我們注視他,臉上揚起如舊書封面的好看皺紋。

李怡 - 他們用害香港的辦法來愛香港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3日

愛港力陳淨心上電視一句「關你嘟事」,馬恩國在立法會用英語粗口噴出「f××king Chinese」,田北俊一句「冇.料.到」,中聯辦新主任張曉明說他接觸的市民對梁振英班子的滿意度遠遠好過部份傳媒的評論,這些新春爆出的言談顯示香港政治板塊的異動。

回歸以來,前兩任特首組織的特區政府,所依靠的社會力量,經濟上是以大地產商為主的商界,政治上就是以原有的左派陣營為基礎的民建聯和工聯會。這兩大板塊,儘管都順從北京,但基本上仍會依照香港傳統的文明與法度行事。他們不會在電視談話或議會說粗口,不會在公共場合揮拳打記者,不會動輒向傳媒發律師信。梁振英上台,欠缺這兩大板塊的支持。他在商界沒有基礎,在專業團體沒有當過領袖,在金融界是白紙一片,如田北俊說,「叻人看不起他」。兩大板塊在北京號令下固然在選特首時投了票給他,也在北京號令下繼續當支持政府的建制派,但有點份量的人幾乎沒有誰公開挺過他。基本上,筆者相信,建制派的頭面人物大都看不起這個行騙長官。

於是,在中共幕後支持下,「愛」字號的團體登場了。最出位的是歷次示威中挺梁的「愛護香港力量」,此外還有反法輪功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和「愛港之聲」等等。他們的背後,則是接受中共統戰甚至直接領導的新界鄉紳和社團。

愛港力的陳淨心在電視節目中的名句是:「我係唔係建制派關你嘟事」。她的粗野態度和毫無修養的言語,使同台以潑辣挺梁聞名的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顯得很斯文了。愛港力確實很難歸類到過去我們所認識的建制派。陳淨心曾擔任「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梁錦培的助理,而這個會的榮譽顧問包括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韓淑霞和行騙長官梁振英。

另一個去年註冊、到處以橫額來圍攻法輪功的「香港青年關愛協會」,他們在粉嶺的會址就由燕京啤酒公司免費提供,與深圳反邪教協會同一辦公樓。在「青關會」工作的沒有青年,也不涉「關愛」,它的職責就是打擊法輪功。法輪功的宣傳儘管很誇張,但一直保持和平,許多大陸和海外人士都把法輪功在香港可以公開宣傳,視為香港維持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象徵。而「青關會」這個據稱幕後是中共政法委的外圍維穩組織,擔負的就是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形象的任務。

馬恩國的粗鄙則污染了民建聯。民建聯的組成,除了曾鈺成等少數之外,基本上是一些學歷較低的人。據聞2003年七一後,民建聯上京,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賜以「外樹形象、內強質素」的八字真言,於是民建聯就拉攏了一些在國外久居、有學歷又不甘寂寞的華人參與。這些人愛炫耀,自以為高人一等,在大陸則以媚共來取得榮耀享受。民建聯把這些人拉進來,壞了自己植根香港並以香港規則行事的方寸。

新界鄉事派勢力,從來與黑道有關。九七前港英官員不會與黑道人物接觸,當然也不會利用他們推動政策,但容許他們在一個可接受的範圍活動。中共的統戰以實利掛帥,前公安部長的名言是:黑社會也有愛國的。所以,由中共幕後支持的新界勢力,遂生出了這些挺梁的「愛」字號怪胎,挑戰香港的文明和核心價值。

筆者想到王安石的一句話: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田北俊說商界普遍看不起梁振英,覺得他「冇料到」,恐怕不僅指他的本事,還會看是甚麼人、甚麼團體去支持他。長實分拆酒店雍澄軒出售,則以行動表示當梁政府「冇到」。在電視節目中,黃之鋒問蔣麗芸,民建聯會不會參加愛港力這類挺政府遊行,蔣婉轉表示不會。馬恩國事件後,民建聯是否也對這類人有保留?兩大政經板塊對中央的挺梁諭旨看來只是陽奉陰違。

1987年3月,柏楊來港筆者與他作了一次訪談,談到愛國,他說「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因為中國「每一個人都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用害這個民族的辦法來愛這個民族。」香港也不能再愛了,再愛也會愛死了。因為愛是感情,是沒有衡量標準的。世界文明和香港傳統都只是按法規的準則辦事。「愛」字號的挺梁團體和人士,包括他們的幕後老闆,都是用害香港的辦法來愛香港。

古德明 - 新春記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3日

二月三日,時維新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視察甘肅渭源縣元古堆村,走進貧家,親親切切抓住老戶主馬崗的手,大概想不到說什麼,就問:「燈光怎麼這樣昏暗?」馬崗惶然掉頭,望望習近平身後的甘肅省書記王三運、省長劉偉平,只見二人一臉肅殺,慌忙把答話吞回肚裏。



習近平不明白馬家為甚麼不像中南海那樣燈燭輝煌,雕欄玉砌,實在一點都不奇怪。宋仁宗年間一個上元節,福州知府蔡襄下令家家點燈七盞,以盡歡愉。儒生陳烈做了個大燈籠,上書:「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蔡襄見了,大為慚愧,下令罷燈(《柳亭詩話》卷二十四)。今天,貧家燒一盞如豆昏燈,電費也難負擔,只是風流書記不知道,更不會感到慚愧。

春秋齊景公生活奢侈,臺榭以錦繡為飾,苑囿所畜鳧鴈以菽粟為食,後宮佳麗更獲賜金帛珠玉無數。有一天,景公出遊,見路旁有死者,就問國相晏子:「此何為而死?」晏子回答:「此餧(飢餓)而死。」景公不禁自責說:「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晏子乘機勸他改過,與民同樂:「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那裏還會有人餓死)!」這樣的君臣對答,今天已成絕響(《晏子春秋》卷七)。

今天,習近平見貧家無錢點燈,不會說「吾黨之無德也甚矣」,卻會說「我們的黨,是個偉大的黨」;習近平手下也不會乘機勸他「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卻會沉着臉,教馬崗不敢隨便講一句話。

中共上下,最懂得的,是甘言滿口。習近平對元古堆村四百多戶貧家說:「我們一塊兒努力,把日子越過越火紅。」他的副手李克強新春期間則走到內蒙古包頭市,對農民說:「我在政府工作,是給你們打工。」習、李不會說的是:「共產黨給你們打工,你們假如不答應,就開坦克車把你們剿殺。」「我們習、李兩家孩子,都送了去美國留學,早晚炊金饌玉,用錢如水;所以,你們包頭市這些貧民,不得不九百人共用一個廁所,送孩子上小學更是奢望。」

海南省文昌市大年夜晚,一家酒樓有個女侍應,待客人杯盤狼藉相與散去之後,獨自坐下來,吃殘羹剩菜,作年夜飯。這段花邊新聞,習、李看見,不知又會有什麼說詞。我們只知道,新中國食前方丈者,十九亦官亦商,他們都會像富可敵國的溫家寶那樣說:「我每一個細胞每一滴鮮血,都滲透了對國家民族的愛。」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3年2月22日 星期五

蘇賡哲 - 回鄉記

溫哥華星島日報   2013年2月19日

    去過中國大江南北很多地方,數十年來從未回去過閩南故鄉。原因是記性好,昔年近似沈從文自傳中那種鄉土風情一直沒能忘懷,歷經五十年滄桑變化,草木流水應該都被時間淘洗掉了,一旦回去面對現況,記憶破滅的悲涼何止於小孩笑問客從何處來。只是這幾年飽嘗世味,覺得感情的神經索已經麻木堅韌,就趁過農曆年假給自己一個考驗,打道回鄉。

    果然,即使撫摸著自己出生時那張大床,想像中的心潮澎湃並沒有出現。睡房後窗看出去,一脈連綿不絕的青山,給無數工廠遮蔽了。

    屋後一條小溪給當作垃圾堆填區,以前是浣衣女借蔭的橋洞,已惡臭難聞,杉橋自然不會再被人叫做美人橋。祖宅供桌上一縷詩禮門第的清芬蕩然無存。這些情景,早在意料中,因而覺得念中家鄉,已恍惚像是前生故事,和現在的我沒有了關係。所謂心死,大概就是這樣的心理狀態吧。

    初來加拿大時,一些香港舊識總是力邀去他們家喝杯茶,參觀一下他們華麗舒適的居所。參觀完了,就完了,沒有再來往了。逐漸也就明白這種移民世情,知道移民而不叫舊朋友看看豪宅便如錦衣夜行。

    這趟回鄉,昔年的小朋友一個也找不到,卻也參觀了不少親戚們的豪宅。能夠從以前的環境一變而擁有一座甚至多座足令港燦目瞪口呆的豪宅,無疑比加拿大香港移民更值得讓我開開眼界。

    有一天,參觀一位高級幹部三層豪宅,發現明顯比鄰近新屋都要高一點,屋主察覺我有點疑惑,解釋說:他們平時很注重睦鄰,只是人的容忍總是有限度的,左近這一家的新房子,本來蓋得和他這幢一樣高,但給管違規建築部門人員看到,限令改建。鄰居心有不平,指著他這邊抗議說:「為甚麼人家再高都可以。」違建部門人員的答覆是:「等你的官做得和他一樣大,你也可以。」

    當高官的親戚說來非常坦然。我想,如果梁振英聽了,一定覺得還是中國的國情好。

    香港武俠小說大師的尊翁,以前因反動罪被中共處死。後來中共平反了案件,他寫信表示了感謝。

    我對大師的感謝總是難以理解。平反的意思,是殺了不該殺而殺的人。倘若該殺,倒也罷了,不該殺而殺,那有甚麼好感謝的?還是殺父之仇,本應不共戴天的嘛。在家鄉又遇上同樣不可理解的事。

    讀到小學五年級才離開故鄉,這所小學當然也時在懷念中。問起以前的人事,老師固然不必說,同學居然也過半都下世了。

    人臉雖然已非,看看舊物也好。可是沒有一草一木、一瓦一石是舊時物。當年我每周作為學生代表在集會上講話的講壇沒有了,改建為某先生捐資的教學樓,這樓對面,則是他母親捐錢蓋的另一座教學樓。兩座樓分別以他們母子的姓名命名。

     陪同參觀的親戚說,這母子倆的家主人是民國時期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我家鄉的負責人,「解放」後以反革命罪名被「鎮壓」。做兒子的後來去新加坡經商發了大達,回鄉蓋好一座住所,大門設計正對當日父親被殺的刑場,以示每天出入都不會忘記這事。這當然可以理解,但既然如此痛心疾首,為甚麼有錢不是拿去繼續父親的事業,反而是資助殺父殺夫政權蓋學校,那學校教的是,反革命就是該殺。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網誌

張華 - 絕人子孫的大罪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2月22日

很多人以為,數以十萬計中共幹部,近年急將妻兒子女送往歐美、將資產轉移外國,乃擔心一旦被清算而購買的政治保險。但近期幾件事顯示,這或許還有環境急劇惡化等原因。

農曆新年期間,有網民爆料稱,山東濰坊市許多化工廠、酒精廠、造紙廠等,將污水用高壓水井壓至一千多米下的水層,污染地下水。《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也表示:「除挖滲坑、滲井偷排(偷偷排放污水)外,有的企業用高壓泵將污水注入地下,南方一些企業甚至將污水排入地下溶洞。」

早在兩年前,新華社轄下雜誌《半月談》就以〈地下排污:致命威脅悄悄逼近〉為題,踢爆企業用高壓水泵將大量污水直接注入地下,但情況不但沒改善,反而變本加厲!

顯然,這絕非個別企業、少數無良商人的惡行,也非僅限於山東濰坊的「風土病」,而是被廣泛採用、持續多年的排污方法,被污染的地下水範圍極大,污染程度也十分可怕。陝西「西部網」報道,中國三分一的用水是地下水,而全國九成地下水受到污染,六成更屬嚴重污染;新華網則報道,一百一十八個城市監測數據顯示,六成四的城市地下水被嚴重污染,基本清潔的只有百分之三。

這可是絕人子孫的大罪!地下水不僅是數以億計人口的食水,更是子孫後代的珍貴水源。地面的水源被嚴重污染,湧現數以百計癌症村,不少安居樂業了好多代的村民,慘被各種癌病折磨。將來中國人子孫飲用這些嚴重污染的地下水,不是一樣被癌症等折磨得死去活來嗎?

水不能飲,空氣也不能吸,毒霧式空氣污染日趨嚴重,北京肺癌患者十年來激增六成(鍾南山教授的說法)。如此惡劣的環境,如何久居?中共官僚都是特殊材料「製造」,他們要保住性命、保持健康,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因此,他們都吃特供的蔬菜、豬肉、糧食等,這些特供食物在無污染山區種植或飼養,且不施化肥、不用農藥。他們如此注重健康,怎會讓自己子孫冒險在這種污染環境長大生活呢?

事實上,這種排污醜行存在多年,官僚們絕不會全不知情,相反,這極可能是「官企合作」的結果。爆出醜聞後,中央電視台派人到濰坊調查,濰坊市環保局就在央視記者抵達前向當地企業緊急通風報訊,務求不被找到證據。而且,將污水泵入地底,地面的污染大大改善,經濟增長及政府稅收都不受影響,便成了地方官員的政績。官企都有很大的誘因合作瞞污!

黎廣德 - 「一地兩檢」難產 高鐵變無底深潭

2013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已經3年,保安局長黎棟國上周在香港電台節目《星期五主場》表示,「一地兩檢」牽涉的問題很複雜,仍需時研究,只能強調「香港的法律很清晰很明確,別說是內地、任何非香港的執法機關均沒有在港執法的權力」。高鐵香港段的預計通車時間距今只有兩年,要在西九總站實行「一地兩檢」,便須在通車前進行本地立法,甚至由人大釋法,以賦權大陸公安在港境內執法,等同打破黎棟國強調的原則。在今天中港矛盾日益熾烈的社會氣氛中,這項立法所引起的震撼不亞於《基本法》23條立法。黎棟國在節目主持人多番追問下仍然無法承諾何時完成研究,「一地兩檢」難產的徵兆,實在明顯不過。

雖然曾經有人提議用電子預檢制度或列車內流動邊檢制度取代「一地兩檢」,但這些方案既難以用在短途車上,更有一項北京不願接受的死穴:就是內地政府無法有效阻截它不容許出境的人抵達香港(上車後才發現已太遲),所以實行機會渺茫。若果所有乘客要在深圳上落車花大半小時檢查,則猶如廢了高鐵所謂「高速」的武功。

惡性循環營運艱難

沒有「一地兩檢」,對高鐵有何打擊?這意味着所有內地城市,除非在當地設立邊防檢查站和月台隔離區,均不能接待往來香港的列車,因而在營運上導致3項重大改變:

一、短途車不停站:從香港至廣州石壁的短途列車,不能在沒有邊檢站的深圳福田或東莞虎門停站,被迫變成點對點服務;

二、長途車開通城市銳減:原本有意開辦長途車往香港的16個城市,有很多會因為投資成本大增而「縮沙」。內地的習慣是所有邊檢人員的費用須由營運列車的鐵路局負擔,再加上加建檢查站和改裝月台的成本亦十分可觀,若果每天只有一班列車來往香港,這算盤如何打得響?

三、中途客絕迹:即使北京、上海等幾個大城市開通了長途車,亦因無法在中途城市上落客而收入大減,猶如荃灣線港鐵列車沿途不准上落客而須直達中環,對營運模式影響至巨。

這些轉變形成惡性循環:開通城市數目大減後、客源自然萎縮、列車班次減少、營運成本增加、票價相應調高、服務吸引力下降、客源進一步萎縮。表面上,這是鐵路營運商的噩夢,但在今天的畸形格局下,可能唯一輸家是香港市民,何解?

港鐵穩賺市民成輸家

對北京、上海等鐵路局來說,往香港長途車的收入只佔極少比例,客量不足時頂多減少班次,壓低虧損。對營運短途車的廣州鐵路局而言,往香港高鐵的收入要與港鐵五五分帳,本已是「不平等條約」(國際慣例是兩家收入按照各自鐵路段長度的比例分成,但香港段只佔廣州至西九的全長約兩成),所以他們樂見更多乘客使用深圳至廣州段的高鐵或動車,這樣便毋須給香港分成。對於港鐵來說,他們只是香港政府的代理人,按照合同收取管理費,無論是營運虧損、工程超支、抑或669億元投資血本無歸,均由香港市民承擔。


在2010年1月16日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前,民間智庫早已把「一地兩檢」流產會令高鐵變大白象的風險向官員說得一清二楚(註),但政府一意孤行,拒絕懸崖勒馬。


面對如今局面,港人如何自保?

向政府官員問責?當年的主事局長鄭汝樺和背後拍板的特首曾蔭權早已下台。要求停建項目?工程已經騎虎難下、停工只會得不償失。

為今之計,市民起碼有權要求政府開誠布公,節省資源,把虧損降至最低。例如,港鐵和廣州鐵路局各自向內地廠家訂購了9列卡車,港鐵的合同訂單逾17億元,趁這些列車未交付以前,是否可以充分利用合同條款,減少採購數目?特別是業內有傳聞指某些由內地生產的列車,在維修時發現了意想不到的安全隱患,政府宜仔細查證傳聞是否屬實,並責成港鐵採取措施,維護業主權益和乘客安全。

此外是西九總站的空間設計,如何把當初預留作內地邊檢的龐大樓面面積善用作社區用途,以免出現今天機場快線中環站底層,通車後因客量不足,10多年來把22萬平方呎樓面密封丟空的荒謬現象。至於佔用了龐大地下空間的9座長途車月台,恐怕很多座都只能癡癡地等,唯一作用是交給區議會作為西九龍地標,以見證長官意志的遺禍。

拖延不決損失暴增

最令人擔憂的發展是梁振英政府不肯面對現實,繼續研而不決,令公帑損失大增。

須知內地政府至今仍然指望「一地兩檢」,所以高鐵車站(包括廣州石壁站)大多採用單層候車大堂的標準設計,供出入不同月台的旅客共用。若要為香港列車提供邊檢,便須重新設計,找地方加建一層或一座出入境大堂,再興建專用通道連接專用月台。這些修改牽連甚大,從設計、招標至施工,能否在兩年內落成是極大疑問。屆時內地城市有理由要求香港補貼改建車站的費用,或享受更多營運收入分成。若果內地城市的邊檢設施在2015年不能完成,高鐵香港段根本無法通車,連累整項工程延誤,屆時超支的損失數以十億元計,不足為奇。

如此一來,香港人被迫承受雙重損失:既因「一地兩檢」流產而須每年補貼營運虧損,更因工程超支而跌落無底深潭。梁班子若再遮遮掩掩,推遲公布邊檢方案,只會連最後「止蝕」的機會也一併斷送。

(註)見公共專業聯盟「新高鐵專家組」2010年1月13日,《高鐵面前的五座大山:高鐵西九方案目前難以克服的障礙》,http://www.betterrail4hk.org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2013年2月21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話說羅斯福

2013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如果要選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總統,最多美國人揀的,應該會是華盛頓、林肯,以及小羅斯福。

美國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總統

前兩者,香港人都不會感到陌生,華盛頓乃美國國父,他結束英國殖民統治,為美國立國,至於林肯則解放黑奴,更挽救了瀕臨瓦解的聯邦,兩人都可說是功在社稷,但說到小羅斯福,便可能考起好些港人,讓他們搔起腦袋,究竟這位總統又有何豐功偉績,值得名垂不朽呢?

當然最易想起的,定是他帶領美國克服經濟「大蕭條」,以及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讓美國否極泰來,但其實他的貢獻並不僅止於此。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曾寫過一本書《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書中對羅斯福這位總統可謂推崇備至。他說在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推行「新政」(New Deal)之前,美國是一塊貧富懸殊、經濟上充滿不平等的土地,後來情况得以改變,財富能夠讓大部分人雨露均霑,中產階級得以形成和壯大,那並非隨着經濟成熟因而自然而然地出現,反而是國家強力介入的結果,這種政府干預,就是羅斯福的「新政」。

出賣自己階級的富家公子

克魯明指出,羅斯福的新政當中有三大政策,包括﹕一、對富人大舉加稅;二、支持工會力量大幅擴張;三、藉着戰時的薪資控制來大幅收窄薪資差距;都大幅扭轉了國家貧富懸殊、經濟上充滿不平等的狀况。克魯明說很多右派會說,「如此激進的平等化政策會摧毁誘因,進而毁滅經濟。對獲利課重稅會導致企業投資崩潰,對高所得者課重稅會造成企業精神和個人創業萎縮」,「強大的工會將要求過度的加薪,帶來大量失業和阻礙生產力提升」,但結果是,他說,「新政」成功地讓所得平等化持續很長的時間,超過30年,而那段平等時期正好是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期。

就是羅斯福這樣的一個偉大政治領袖,改寫了美國的歷史,讓美國改造成為一塊較為平等的土壤。

但羅斯福其實乃富家子弟,含着金匙出生,自小錦衣玉食,所以他當總統之後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出賣」了自己的階級。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如此體恤民間疾苦,為民請命呢?

伊蓮娜是羅斯福的「超我」(superego)

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太太,對,就是那位在近日上映電影《當總統遇見皇上》(Hyde Park on Hudson)片中,好勝、倔強、幾乎不近人情的女人——伊蓮娜(Eleanor)。

伊蓮娜是個女強人,她是第一位高調並廣為人識的美國第一夫人。她年輕時已經熱中於政治和公益事業,是一個熱心的志工。她甚至要影響自己的男友,讓他也變成一個同樣對社會尤其是基層充滿理想和關懷的人。她總是故意要年輕的羅斯福在傍晚時分到她當志工的基層社區去接她,讓他增加見識。

伊蓮娜對一件事常常津津樂道。有一次,羅斯福幫她忙,送一名帶病幼童回家,那是一棟廉價大廈,沒有升降機只有樓梯,一向身嬌肉貴的羅斯福,也不介意走好幾層樓梯,但到了幼童家門,才發現那是一個傳出惡臭的小房間,而且這個區區小房間竟然還擠了一整家人,讓羅斯福臉色發白,驚訝的說:「我的天啊﹗我不知道這樣的地方竟然能夠住人﹗」

伊蓮娜後來回憶說:「我希望他能看看人們是怎樣生活的……我的想法起了效果,他看到人們怎麼生活,從此就銘記於心。」

羅斯福從年少時一名花花公子,蛻變成一個有理想並關懷弱勢的從政者,伊蓮娜可謂功不可沒。

歷史有沒有「如果」?

如果羅斯福沒有結識並迎娶這位太太,那麼美國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又會否改寫呢﹖

有人會說:「廢話﹗歷史哪有『如果』﹗?」

歷史真的沒有「如果」?美國近年有一本十分有趣的書叫《What If ?》。正如書名所述,它是由一群享負盛名的歷史學者聯合撰寫,他們運用豐富的史學知識和幻想力,設想在很多歷史關鍵時刻,一個細微的決定,又或者一個偶然因素(如天氣),可以如何改變往後歷史的進程。後來,這本書實在太受歡迎,結果又出了第2集《What If ? 2》。

如果歐洲人沒有在秘魯發現馬鈴薯;如果彼拉多判決耶穌無罪,基督並無被釘在十字架上;如果蘇格拉底於公元前424年死於一場敗戰之中;如果西班牙「無敵艦隊」在1588年真的無敵;如果鄭和的艦隊沒有放棄進一步西航;如果蔣介石沒有在1946年揮軍中國東北……如果想看看45個歷史關鍵時刻的另一種可能,讀者不妨細讀這兩本書。

書中其中一個有趣話題,那就是由歷史學家Geoffrey Ward所探討,羅斯福在邁向總統寶座的路上,若然在7個「如果」中,有其中任何一個「如果」真的發生,那將會如何將他的政途改寫。那些「如果」包括:

‧如果在1921年,當其政敵正磨刀霍霍,準備以他的一宗醜聞來大肆修理他,羅斯福不是患上小兒麻痺症而暫時退出政壇,而其政敵又放虎歸山,那麼他的政治生命會否從此完蛋?

‧如果在1933年2月,羅斯福剛當選後出席一個露天集會時,他沒有拒絕一個記者的請求,而站起身讓他拍照,讓行刺他的兇徒的子彈順利射中,那麼他還會否有命當總統?

‧以及最有趣,與前述有關的,如果一位讓青年羅斯福神魂顛倒的美女,不是陰差陽錯的拒絕了他的求婚,讓他在失落之餘找了伊蓮娜當「愛的替身」,他會否由始至終也只是一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歷史,原來不是那麼必然,它真的有很多可能性。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