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8日 星期日

朗天 - 悼:關於勞思光,我想說的其實是……

星期日生活   20121028

【明報專訊】2012年迄今已逝世的眾多學術界聞達當中,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何炳棣、霍布斯邦(Eric J. E. Hobsbawm)、南懷瑾、勞思光……一浪接一浪,死訊也一個比一個具衝擊力。南懷瑾曾在我姐樓下居住,但從未有緣相見;很多同代朋友均曾在中文大學上過勞思光的課,但我沒有,只看過他發的筆記,以及經常通過牟宗三老師的轉述提到他。

有些人(尤其是近年的內地人)覺得南懷瑾學貫天人,另一些人認為他被神化,名過其實。然而,大抵誰也不會質疑勞思光的學術地位。為什麼?很大的程度跟他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有關。大家今天都叫那四巨冊大作為《新編中國哲學史》,有別於胡適和馮友蘭各寫的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寫得出一部中國哲學史,勞思光自己也有心以此與胡、馮兩大學界巨擘相比,而在很多哲學學生心中,勞也一早超越了胡、馮兩人。

編中國哲學史 評先賢不足

哲學史不同思想史,也不同通史的哲學部分;不是哲學事件編年,更不是哲學家列傳;不是思想體系流水帳,絕非理論大雜燴。哲學史要有歷史意識,更需要哲學理念,重視史觀和方法交代。寫西方哲學史者如汗牛充棟,但人們幾無異議直豎拇指的仍只是黑格爾的《哲學史演講錄》和羅素寫的《西方哲學史》,可見要獨力完成一部哲學史,任務何等艱巨!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本身只完成上卷,但據勞思光評鑒,其缺點不在沒有完成,而是一部沒有「哲學」的「哲學史」。

「胡適之先生的書……只算是未成功的嘗試之作,因為它全未接觸到中國的重要問題,並且幾乎未接觸過任何哲學問題。我說這句話,並無唐突前輩之意。……胡先生在這本書中,大部分的工作都在考訂史實;對於先秦諸子的年代及子書中的偽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證,但對於這些哲學思想或理論的內容,卻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闡釋。」(《新編中國哲學史》頁2

胡適只是用常識介紹中國哲學,所以不及格。至於馮友蘭的哲學史,勞思光認為雖比胡著「略勝一籌」,卻最終仍是「不成功」的:

「馮友蘭自己在哲學理論上造詣不算太深;他解釋中國哲學史,所能運用的觀念和理論,也限於早期的柏拉圖理論與近代的新實在論。他對西方哲學理論所能把握本已不多,對中國哲學的特色更是茫無所知。因此,當他……解釋較簡單的理論時,雖然可以應付,但一接觸到宋明理學,立刻顯出大破綻。他從來不能掌握道德主體的觀念,甚至連主體性本身也悟不透、看不明。結果,他只能很勉強將中國儒學中的成德之學,當成一個形而上理論來看,自是不得要領。」(同上,頁3

從所引勞氏對前輩作品的評論中,可見其口氣不小。中國哲學家,出了名是氣魄大,口氣也大。世傳梁漱溟曾渡江突遇風浪,有覆舟之虞,他便站到船頭對天大喊,說他不能死,因為中國還要等待他寫寫書拯救。熊十力聽了,大罵梁大言不慚,因為這種話梁先生沒資格說,能救中國該是熊先生他本人。北京大學校園亭中論學,馮友蘭提到良知是一預設時,據說熊十力也立即破口大罵,宣示良知是一呈現!

沒實學口氣大令人失笑;慧學兼備的,間中口出狂言反顯其風範。從學於牟先生時,幾乎每天都聽他月旦天下,舌下從不容情;相比於熊、牟,勞思光實算不了怎樣;他批判前人,並不基於過度的自許,相反,正因為看到前輩的不足之處,逼迫自己發展出一套優於他們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因而反過來不怕不客氣指出他們的錯誤,提醒後人。突出自己與否,只不過是副作用而已。

創基源問題研究法

勞思光提出的哲學史方法,正是結合觀念派(以系統研究法為其代表)、史料派(以發生研究法為代表)、(語理)分析派(以解析研究法為代表)3種常見研究方向之長處,並得以避其短處的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用勞思光自己的說法,基源問題研究法,正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史學考證為助力,以終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集真實性、系統性、統一性於一身的一套方法程序。

理論的提出,往往源於對某一或一些問題之求解,找到此問題,理清語意、理路,輔以史述、資料考證,在時間發展上追尋其沿革、軌迹;最後放到一個明確提出的設準底下,才算是工作的完成。設準突顯作者的識見,也每每反映了他獨創的觀念(如有的話)。勞思光明言撰史者不怕提出設準,不必怕被人批評主觀,更不必怕犯錯。在不獨斷的基礎上,交代己說的設準,其實同時宣示了自己的限制。

是的,勞思光正是靈活使用「基源問題研究法」,得出孔子為中國哲學理論第一、儒家主幹心性論、道家源於楊朱、道家主體為生命我/情意我等等一家之說。他的哲學史,並非資料堆合,學案排比,而是有論有考有據,匯為一特長篇哲學論稿。

《新編中國哲學史》共三卷,論及宋明理學的第三卷便分成上、下兩冊;牟宗三先生不止一次說那是因為勞思光受了他寫《心體與性體》影響,明顯要對其在書中提出的宋明理學三系說作出回應,提出勞自己的「一系說」(或「宋明理學只有一主流」的說法)。真實情况如何我未能斷定,但宋明理學作為最複雜的中國哲學形態或系統(「道德形上學」),自難免勞煩勞先生大費周章以處理。

近年常想,勞思光提出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可能並不限於適用於哲學史。如果真有人想整理一部香港電影史,運用這個方法,尋找一個基源問題(例如生存問題),提出一個設準(例如主體性),又能否開展出一些成果呢?

文 朗天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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