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張炳劍 - 我如何對香港上癮?

世紀.七一.文明課室:內地80後發言:我如何對香港上癮?
明報   2012629

Vic:香港不是烏托邦,香港社會自有功利粗鄙盲目的一面,但香港有太多珍貴的特質,是中國大陸可望而不可即的。香港的法治、廉政及基本的自由(新聞、言論、學術、結社、集會等等),近十多年來雖然備受考驗,但至今仍大致完好。至於大陸,只要共產黨繼續獨裁專政,就不可能有法治和廉政,基本人權也不可能有保障。

明理的人會說「中國幸虧還有香港」,愚蠢的人現在會說「香港幸虧有中國」,無奈的人會說「香港不幸有中國」。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特質,面對的最大威脅,恰恰是來自殘暴愚蠢的共產黨(殘暴者必愚蠢)。

一些大陸人似乎對所謂香港人抱持的「優越感」十分反感,覺得香港人拚命貶低大陸,是為了在香港經濟優勢漸失的情況下,保持相對於大陸的可笑「優越感」。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在我看來,香港人不滿大陸,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共背棄高度自治的承諾,無所不用其極地拖延《基本法》明確規定的民主進程,並且粗暴操控香港內政,維護剝削壓榨多數市民的建制霸權。當然,在香港仍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看清中共殘暴邪惡本質的香港人(尤其是善感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也令香港人愈來愈抗拒所謂中港融合。

香港自主漸失,社會的生命力必將衰竭。香港衰敗,大陸也將失去珍貴的文明參照基準。面對野蠻暴政,文明是脆弱的。香港人為己為人,必須認清現實,捍衛香港的文明根基,抵制自私的媚共商人與政客,抗拒摧毀人性尊嚴的「大陸化」。一個沒有基本自由,連Google、YouTube、Facebook與Twitter都不許用,發微博隨時被刪帖和禁止發言的地方,做人是沒有尊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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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許多在內地成長的80後青年,都愛看香港電視劇與電影。他們在各類影片中,見識香港的一些價值觀。內地80後張炳劍,在香港回歸15周年之前,分享他所知的七一與港式言談。先從警匪片談起……

小時候,我有一個理想,就是當一名香港皇家警察。它源於當時一部非常火爆的警匪片《O記刑警錄》,劇中的警察可以隨時拔槍射擊的特權,讓我覺得很酷。後來,我又羡慕起了香港的「古惑仔」,他們不僅能橫刀街頭,還可以指着警察的鼻子罵「警察好巴閉咩?因住我投訴你」。小流氓居然也能這麼威風。再後來,我又愛上了香港的律師,相比內地菜場式的法庭、土鼈式的律師,香港大狀之間的辯論簡直堪稱藝術了。

哦,請原諒我的三心二意,實在是香港有太多的東西吸引我了。我與朋友聊天時,常常感慨:中國幸虧還有香港。而他們也都會頻頻點頭,表示認同。當然,我並沒有做過嚴謹的調查研究,以此來說明香港之於大陸,這15年來到底起了怎樣的示範作用。我只能從個體的感知出發,分享幾個故事,或許我們能從中體悟到一些什麼。

港劇主角上身

最近,我的前僱主淘寶網鬧出了很大的新聞。由於監管不力,一些員工利用職務之便,以權謀私,收受商家賄賂,最後東窗事發,鋃鐺入獄。可是,這樣的事情放在以前,是不會有人理解的。在大部分內地人的認識範圍內,腐敗不是只發生於政府官員身上嗎?普通人之間送些錢辦點事,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交情了。

但當我與身邊的許多朋友談論起這件事時,他們都驚人地對我說出了一個法律名詞:商業賄賂。當我一臉驚訝地看着他們,準備說點讚美之詞時,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會很不好意思地擺手說,都是從電視劇學到的。這時,我們便會相互莞然一笑,心知肚明。

近年來,在很多港劇中,甚至是一些新聞中,我們都能看到香港廉政公署的身影,他們往往破案如神,並能屢屢扳倒高官、富商,令腐敗分子聞風喪膽,其反貪經驗引起廣泛關注,反貪模式也為各地反貪機構所仿效,而內地自然也在其中。

我有一個中學同學,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在老家的基層法院當法官,主要審判經濟類案件。每次我回家,他都會開車接站,然後送到家門口。在旁人看來,這樣的關係,若求他辦點事情,該是很容易的。於是,有一天,我的一個鄰居找上門來,問我能否幫他跟我的同學打聲招呼,他有一樁土地糾紛案會在我同學所在的法院裏開庭。出於情面,也出於虛榮心,我隨口就答應了。接着,我就給這位老同學打了電話,詳細地向他說了情况。本以為,他會爽快地說:沒問題,包在我身上。卻不想,他丟來一句:「我可不想被請去喝咖啡,你懂的。」

當然,我肯定是懂的。我們在中學時代,最愛模仿港劇角色經常會說的一句「你懂的」(編按:粵語為「你明啦」)。掛斷電話後,我心裏十分慚愧,原來向來以自由主義者標榜的自己,在廉政意識方面居然還沒有一個身處「官場染缸」的政府人員強。看來,我這些年的港劇真是白看了。

內地示威源於香港遊行?

記得20076月某天,有個福建朋友從QQ上給我傳來幾張圖,然後很神秘地說:出大事了,廈門人開始「散步」了。起初,我沒有反應過來,廈門人散步不是很正常嗎?它可是美麗的濱海城市。於是,我給他發了一個「?」表示我的不解。接着,朋友立即給我貼了一段話,大意就是廈門市民因不滿PX項目落地本市,在61日和2日兩天,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走到街上。我打開圖片看到,一群人井然有序地在示威遊行,他們有人衣服上繫着黃絲帶。有人揮舞着黃絲帶,也有人現場演講、呼口號。但令人詫異的是,沒有發生騷亂,甚至據媒體後來的報道,他們沒有留下垃圾,也沒有損毁公物。這該是多文明的遊行啊,它真的是發生在我們中國大陸嗎?

廈門市民的和平「散步」,以及在這過程中表現出的守秩序和守法,令我想起一個香港朋友跟我講的關於港人遊行的小故事。說是有一天,一隊遊行隊伍經過,警察奉命維持秩序,但這支隊伍的隊形居然比警察的隊伍還整齊,而且還不斷有人喊:大家保持隊形,不要跟警察發生肢體衝突;和平遊行,和平訴求。結果,幾百人的遊行隊伍居然沒有出現一點騷亂,甚至有人想上廁所時,為了避免警察誤會,還對着警察喊:「我想離隊上廁所。」待警察同意之後,才離隊。我這個旁人聽了,簡直是吃驚地掉了下巴,居然還有這麼文明的遊行,真是太少見了。

其實,這只是我的少見多怪罷了。朋友告訴我,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港人非常守秩序,也非常守法,只要看看那裏有序和通暢的交通就知道了。這位朋友又介紹說,香港的街上常常有遊行,而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還會有十萬,甚至百萬人參加的大型遊行。比如,每年七一,港人就會上街遊行,而2003年的71日,就發生過數十萬人參加的遊行。但就是這麼一個天天都有遊行示威的地方,卻少有聽說有關遊行的暴力和衝突。如今,觀摩港人的遊行,更是已經成了內地人去香港旅遊的一個必看項目。只是,他們看到的更多是這樣一種場面:這邊是口號高漲但秩序井然的遊行隊伍,另一邊則是神態安逸、無所事事的警察。

誰能說,廈門市民的和平「散步」沒受到港人這種守法遊行的影響呢?而經過幾年的學習,大陸一些地方的市民已經將這種方式的遊行示威練得爐火純青了。此後,大連市民也通過「散步」的形式,成功抵制了PX專案的落實。青島市民也通過這種方式,為城市爭取了綠色空間。而發生於2011年的廣東烏坎事件,起初烏坎上萬村民走上街頭合法散步,和平、理想地表達訴求,不管是從地域上還是文化上的相近度,大概都與香港的影響離不開吧。

禁書癮源自香港

我有個女同事,大概50歲上下,她在思想上是一個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每當我在辦公室試圖說一些黨的「壞話」時,她便義正詞嚴地打斷我說:「小張,你這樣說是不對的,你怎麼能這麼說呢?書上說的那些你都好信的,我們都是黨培養的,不能這麼說的。」這種情况下,出於輩分尊卑以及維護同事間良好關係的考慮,我只好不再爭辯,默默退場了。

可是,突然有一天,她主動跟我談起了一本書,它就是齊邦媛的《巨流河》。她問我齊邦媛是誰,我告訴她是台灣大學的教授,她聽後喃喃地說:「教授啊,那應該不會瞎寫。」她又問我,當年共產黨打長春,真是死了這麼多人嗎?我說,應該是的,我從其他資料讀到,當時是圍而不攻,造成很多人斷糧餓死。她聽後又獨語道:「那真是太殘忍了!」

大概是見我一臉狐疑,她便主動解釋。原來是最近她跟丈夫去了一趟香港,在朋友的推薦下,便買了一些書回來。起先,他們並不知道這些就是所謂的「禁書」,只到在閒着無聊時翻翻看的時候,才發現上面有那麼多的「大逆不道」的情節。可是,在獵奇心的催動下,她還是一本接着一本讀了起來。

又過了幾天,她突然很神秘地問我龍應台是誰,我告訴她是台灣的一個女作家,在世界範圍內都很有名。接着,她就跟我談起了《大江大海》這本書,她告訴我,自己被書裏的內容嚇到了,她看到了一段完全相反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在龍應台細膩而平緩的敍述下,又顯得那麼真實。說了一陣後,她又警覺地邊擺手邊說:「這種書不能看了,不能看了,看多了會犯錯誤的。」當然,這個時候,我會知趣的走開。

漸漸地,我與她聊得話題多了,從書本到現實,我發現,她慢慢地開始接受我的觀點,甚至有時候也會從她嘴裏蹦出一些「大逆不道」的詞彙。有一天,她居然義憤填膺地說道:「何清漣在書裏說,中國的基層政府已經黑社會化了,從這件事看,我覺得她說的太準確了。」聞此,我在一陣錯愕中,向她投去了讚許的目光。看來,我已經可以跟她說一聲:同志,你好!

港劇金句成金律

新生代又如何?記得以前看到過這樣一則新聞:大陸某地一名中學生因在課堂上吵鬧,被老師體罰,但該學生並不認可老師的做法,於是便和老師起了爭執。老師氣急敗壞的說,這是我的課堂,一切我說了算。沒想到該學生也義正詞嚴地反駁道:我是交了錢來學校的,我就是你們的衣食父母,就是你們的納稅人,老師了不起啊?小心我投訴你。結果,當場就把老師給氣哭了。這句把老師氣哭的話,讓我想起了香港影視劇裏經常聽到的那句話。後來,讀了一些自由主義方面的書後,才知道這原來是一種公民意識,或者是納稅人意識。沒想到,事過境遷之後,卻被內地的學生「學以致用」,成了對付老師的「法條」。

如今「小心我投訴你」已經成為許多內地人的口頭禪。我們常常會在某些國有企業的辦事視窗,甚至是政府部門的辦事大廳內,聽到某個人拍着玻璃或者桌面大聲喊叫:「把你們領導叫來,我要投訴你。」顯然,這樣的威脅是有用的,在接下來的短時間內,這個人的事情就「特事特辦」了。當然,在香港人看來,這也許並不是一種公平的做法,但確實目前為止最好的投訴方法?

(篇幅所限,文章經刪訂。原題「回歸15年,香港示範內地」)

作者簡介:1984生,內地專欄作者、文化評論人,現居杭州。

[文.張炳劍  編輯 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Paul Mooney談SCMP的自我審查

被解約記者自述:我為什麼被踢出《南華早報》?
2012628   陽光時務

文/Paul Mooney(慕亦仁)
譯/月近人

422日,《南華早報》的新任總編輯王向偉通知我,《南華早報》與我的工作合約在今年521日期滿後將不再續約。說實話,對此我一點也不吃驚。

那是在4月的某天,天氣炎熱,王向偉與我在香港一間酒店的餐廳裏談話。他開口時眼睛望著桌子,看起來根本不想與我有眼神接觸。隨便聊了幾分鐘後,我單刀直入地問他我的合約問題。

他有些坐立難安,說,因為財務上的問題,他沒法給我續約了。

在我看來,這明明白白是個包含政治考量的決定。在過去的七個月裏,他幾乎不讓我給《南華早報》寫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文章。在這段時間裏,我只有兩篇刊載在《南華早報》中國版塊上的報道,一篇是關於熊貓的,另一篇是關於愛滋病感染受害者賠償的。我給報社的中國新聞編輯組發了二、三十封提出選題建議的郵件,沒得到任何回覆——其中有個選題倒是通過了,但版面編輯告訴我,王向偉把它否決了。我給王向偉發了六、七封郵件,表明我想為《南華早報》多寫些文章,他也從不回覆。

這當然跟錢沒關係。我一離職,王向偉就招聘了好幾個年輕的新人記者,其中很多人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就算真有財務問題,為什麼是我被解聘?顯而易見,報社裏好多人沒有我資深。兩年前我成為《南華早報》合約僱員,但第一次給《南早》寫文章已經是1990年,22年以前了。我為《南早》贏得了10個新聞獎,比報社其他任何記者都多。

我提出我可以給《南早》做自由撰稿,而且我不計較每個字能拿多少稿費。他聞言只是支支吾吾。我請求報社至少讓我保留《南早》的記者資格證,這樣我還能繼續給報社貢獻各類文章。他聽了咕噥著說他要考慮一下。我後來發了好幾封郵件向他求肯,他還是不肯點頭同意。其實在這方面支持我根本不花報社一分錢。

去年,當我得知王向偉晉升為總編輯時,我非常驚訝。不說別的,不管外界說他是個多麼資深的記者,他其實都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遠遠比他的很多員工要少。王在《中國日報》工作過,拿過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去過倫敦參加一個相關的訓練項目,在那時短暫地給BBC工作過。據我所知,他從來就沒「在外頭跑過」——就是我們美國記者說的花多年時間踏遍大江南北做採訪。

在很多事件裏,王向偉已經顯露出他的新聞判斷不準確,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審查新聞」的名聲——也許《南華早報》的大老闆、馬來西亞富豪郭鶴年和他輪流經營此報的兒女就是看上了他這點。

隨便跟《南華早報》中國報道組的任何一個人聊聊,他都會告訴你王向偉是怎麼斃掉他的報道,或者怎麼要求他寫中國喜歡看到的無聊文章的。

去年11月,我利用假期去了趟美國,坐火車去看望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此前,她帶著年幼的兒女溜出了被中國國保人員嚴密看守的北京的家,一路逃到了泰國,最終到達美國獲得政治庇護。

我在高速公路旁的Burger King餐廳裏採訪耿女士,訪談持續了三個小時。她告訴了我很多她和兒女在東南亞雨林中連夜逃亡的細節,其中許多事實從未被報道過。說到國保人員如何折磨她丈夫的時候她哭了,但當她歷數她丈夫是如何以律師的身份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她又微笑起來。講到她帶著孩子在美國所遇到的困難時,她還是忍不住流淚。她丈夫仍然在北京被殘酷折磨和長期「被失蹤」,她的兩個孩子為此承受了巨大的衝擊。

一位編輯表示對這篇報道頗感興趣。但一天還沒過他就告訴我,說王向偉(編者注:時任南華早報主管中國報道的副總編輯)駁回了這篇文章。王向偉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在高短暫脫離「被失蹤」狀態期間,我是第二個見到他的外國記者。當時,總編輯Reg Chua和副總編David Lague為了這個選題跟王向偉激烈地爭論了一番——王向偉對這個故事表現冷淡。總編和副總編希望這篇報道能上頭版,王向偉卻認為它該被夾在內頁裏。他們最後相互妥協了:在被輕微刪改之後,這篇報道被放入了內頁。高智晟顯然是王向偉不希望報道的對象之一。

自去年中國政府出手迫害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開始,許多人都被套上黑頭套、塞進車裏然後被押到某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遭受酷刑。我親眼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恐嚇和由此帶來的痛楚,我覺得這標識了一種新的使人恐懼的社會趨勢,於是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建議做一篇專門的報道。當時副總編David Lague在度假。這個想法立刻被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駁回了,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我寫了便條,解釋說這次是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我知道我是得不到回覆的。

David Lague幾周後回來了。我馬上把報道提交給他,他迅速回覆說:去做啊!於是我完成了整篇報道。但是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後來我發現這是王向偉想令一篇報道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我寫郵件向David Lague詢問,他無奈辯解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三個月後發表了。我憑藉這篇中國新聞編輯組想斃掉的稿子拿了兩個獎。

在前總編輯和前副總編還在報社任職的時候,這兩位資深記者總是為了新聞跟王向偉先生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報社老闆郭鶴年的女兒爭執。而老闆總是站在王向偉的那邊。有內部人士說,郭一直以來「寵愛」王向偉,因為相信他在大陸有影響力。

我不是第一個被踢出報社的外國記者。在我之前,一長串經驗豐富的外國記者被王向偉不予續聘。他就用這個辦法來扮無辜:你可不是被炒了哦,只是不被續約而已。現在已經沒有外國記者在《南華早報》中國新聞版供職了——很長時間不曾有這樣的狀況了。

駐廣州站的記者,馬來西亞人Leu Siew Ying就是個其中的絕佳一例。2006年,她因報道年前的太石村罷免事件得過歐盟委員會的洛倫佐納塔利大獎。2007年她與王先生就是否跟進報道太石村事件發生激烈爭執,又受到來自廣州政府的壓力,最終離開了報社。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後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

不過,不僅僅是外國記者受到了打擊。跟隨便哪個負責中國方面新聞的優秀的中國或者香港記者聊聊,要他們還願意說,他們都會悄悄告訴你王向偉是怎麼斃掉優秀的新聞稿件,卻告訴他們多寫些「正面」報道。

有趣的是,竟是一篇好不容易才獲刊載的披露李旺陽之死的報道,最終把王向偉暴露在公眾審視之下。

當一位編輯詢問《南華早報》對此事的報道篇幅相對於其他港媒是不是太短,王向偉直接叫他閉嘴。「我不需要向你解釋任何事情。我做了這個決定而且我堅持。如果你不喜歡,你知道該怎麼做。

這條新聞獲得國際矚目後,王向偉屬下記者聯署了一封質詢信要求解釋。焦慮的王向偉回應道,他之所以在事件發生後第一天只用很小的篇幅報道此事,是因為他覺得《南華早報》還沒有充足的事實來支撐一篇大的報道。

但王向偉沒有說出來的是,本來報社準備了一篇更長、更充實的稿件來報道李旺陽之死,但他卻臨時抽掉稿件,把它換成了一篇小小的概要,而在空出來的版面上,放上關於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與大學生交流的報道——這是兩天前已報導過的「舊聞」了。

很少人注意到的是,《南早》的問題不僅是自我審查。更令人擔心的,或許是《南早》在王向偉管理下出現的新傾向——開始刊載反映中國政府觀點的曖昧報道。

今年年初,在一篇關於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道中,副總編輯譚衛兒像個高中女生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廢話,只問了這位從來沒在西方媒體報道中出現過的人物一個嚴肅的問題。李世默(編者注:上海風險投資家)是中國政府著名的辯護人之一,他在《南早》寫定期的專欄。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不輕不重地批評了香港市民,指責他們不讓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還對這樣的人民是否有資格進行民主投票表示懷疑。上週,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強世功(編者注:強世功曾在中聯辦研究部掛職5年,著有《中國香港》一書,並引發香港作家陳冠中撰長文《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在《南早》刊登評論,稱「香港人服從北京的領導」。

在王向偉自己發表的每週社論裏,他預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會擺脫麻煩,並且因此出了大糗。「第一,薄的政治生涯現在還很安穩,而且他也顯然扛住了黨內各路對手給他帶來的壓力。」就在薄熙來栽了大跟頭之前,向偉這樣寫道。

還有一篇報道描述了拉薩的藏人是如何歡慶藏曆新年的,還引用了一位不具名的「中年藏人」的話。同時,其他媒體卻頻頻報道藏人自焚的種種慘狀。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早》的那篇文章看起來《中國時報》刊載的那些東西差不多。

雖然《南華早報》依然持續刊載優秀的中國新聞報道,但這份報紙再也不可能回到其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狀態了,甚至回不到這三年來不斷進步的勁頭上了。

在王向偉的管理下,這份報紙已經失去了香港乃至於國際讀者的信任。它現在幾乎淪落為本地中文媒體中的一個笑話了。

可悲的是,《南華早報》這份歷史超過百年的老牌報紙,可能等不到轉捩點了。失去了公信力和士氣,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而報社內的保守主義卻日益興盛。有競爭力的記者不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報社。而《南華早報》也將因此在平庸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香港英文報刊的整體前景堪憂,這真是可悲。

作者提交的原文:

Self-censorship in SCMP
Paul Mooney

On April 22, Wang Xiangwei, the new editor-in-chief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formed me that my contract with the newspaper would not be renewed when it expired on May 21. I can't say I was surprised.

Sitting in a hotel restaurant in Hong Kong on a hot April day, Wang stared down at the table as the conversation began, seemingly unwilling to make eye contact. After a few minutes of chit chat, I asked him directly about my contract. He fidgeted and sai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renew it due to budget problems.

To me it was clear that this was a political decision. For seven months, he had basically blocked me from writing any China stories for the newspaper. During that period, I only had two stories in the China pages of the newspaper–one on panda bears and one on compensation for AIDS victims. Some two dozen other story suggestions went unanswered by the China Desk–in one case a story was approved, but the editor told me Wang had overruled him. A half-dozen emails to Wang pleading to write more for the newspaper went unanswered.

It certainly was not about money. Following my departure, Wang hired a spate of new young reporters, many apparently from the mainland. And if there were budget problems, why was I chosen to be let go? Obviously, there were newer people at the newspaper than myself. I had been on contract for two years, and wrote my first article for the newspaper in 1990, some 22 years ago. And I'd won 10 awards for my reporting for the newspaper, more than any other staff reporter.

When I offered to freelance and said I didn't care about the word rate, he hemmed and hawed. When I asked if the newspaper could at least allow me to keep my journalist accreditation with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o I coul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the newspaper, he muttered something about having to think about it. Despite several emails asking about this, he never agreed to do this. And there was no cost in sponsoring me.

When the news came last year that Wang had been appointed the editor-in-chief, I was quite surprised. For one, despite talk of him being a veteran journalist, he had little actual practical experience doing real journalism–far less than a lot of his staff. Wang had worked for the China Daily, done a masters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had gone off to London on a training program, where he worked briefly for the BBC. As far as I know, he never “pounded the sidewalks,” as we American journalists say of a reporter who has spent years roaming around doing interviews.

He'd shown weakness in news judgement on many occasions, but more important, he'd long had a reputation as being a censor of the news, which may be what endeared him to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tycoon who owns the newspaper, and his son and daughter, who took turns running thenewspaper.

Talk to anyone on the China reporting team at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y'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how Wang has cut their stories, or asked them to do an uninteresting story that was favorable to China.

Last November, I traveled to the US on holiday and decided to take a train to meet Geng He, the wife of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who had snuck past Chinese security guarding their Bejing home with a young son and daughter, making it all the way to Thailand and eventually political asylum in the US.

During a three-hour interview in a highway Burger King, Ms. Geng gave me unreported details about the harrowing escape through Southeast Asian jungles, much of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cried as she talked about her husband's treatment by brutal security people, and she smiled when she recalled her husband's dedication as a lawyer. Tears fell as she described the difficulties the family was facing in the US. Both children had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treatment of their father here in China, which included serious torture and forced disappearances for lengthy periods.

An editor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story, but got back to me later in the day to tell me that Wang had spiked it. No reason was given.

When I was the second foreign reporter to see Gao during his brief respite from being disappeared, Editor-in-chief Reg Chua and Deputy Editor David Lague had a bitter argument with Wang, who was not keen to run the story. They wanted it on the front page, but Wang wanted it buried inside. They compromised by putting the story inside and cutting it slightly. Gao Zhisheng was obviously on Wang's list of people not to be reported about.

When the government began its nasty crackdown against rights lawyers and other dissidents last year, that saw people have black hoods thrown over their heads before being stuffed into a car, and then being taken to hidden location, where most endured horrible torture. I saw an unprecedented pattern of intimidation and pain that clearly marked a new and frightening trend and so I suggested a story to the China Desk (David Lague, the deputy editor, was on holiday at the time). The story was immediately rejected by a China Desk editor, who said the newspaper had reported on tortured lawyers already. I wrote a short note saying this was a new and different trend, but I knew it would go unanswered.

When David Lague returned weeks later, I submitted the story to him and he immediately said to go ahead. I finished the story, but it sat on China Desk for about three months, a practice I later learned was not uncommon when Wang wanted to let a story shrink in importance. When I wrote to David Lague, he pleaded he no longer had the authority he used to have. 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 ran three months later, and I went on to win two awards for the story the China Desk tried to kill.

During their time at the newspaper, the two veteran journalists frequently battled fiercely with Mr. Wang over stories, with the daughter of Mr. Robert Kuok, the Malaysian owner of the newspaper, frequently siding with Wang. Insiders say the Kuoks long coddled Wang, believing he had influence in China.

Nor was I the only foreign reporter to be pushed out of the newspaper–I follow a long line of foreigners–each with long experience–who saw their contracts allowed to run out by Wang–this way he could plead innocence: You've not been fired, your contract ran out. There are now no foreign reporters working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China–a first in a long while.

One good example is the case of former Guangzhou correspondent Leu Siew Ying, a native of Malaysia, who w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Lorenzo Natali Grand Prize in 2006 for her reporting on protests in the village of Taishi the previous year. She left the paper in 2007 after disputes with Mr. Wang about following up on Taishi and pressure from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During Wang's time with the newspaper, several foreign editors were offered the job of editor-in-chief, but most left after fighting a losing battle with the former China Daily reporter and member of the Jinlin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The Kuoks always made it clear where their loyalties lay.

But this is not just a case of foreign reporters being harassed. Talk to just about any on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or Hong Kong reporters writing about China for the newspaper, and, if they're willing to talk, they'll quietly tell about Wang spiking perfectly good stories or of being told to write more “positive” articles.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story that finally exposed Wang was one about the mysterious death of June 4 activist Li Wangyang, which barely got coverage in the newspaper.

After a sub on the desk questioned this gap in the newspaper's reporting, about a story that other Hong Kong media had jumped on eagerly, Wang curtly told the sub off.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nything.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stand b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When the news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his own reporters signed a letter asking for an explanation, a worried Wang responded with a statement to staff that he decided to run the story as a brief on the first day because he felt the newspaper didn't have enough hard facts for a full story.

But what Wang failed to say was that the newspaper had in fact run a much longer story on Li's death in its first edition and that Wang had chosen to yank it, shave it down to a brief for the next edition, and replace it with an article about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Lee Teng-hui and a conversation he had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a story that had already run two days earlier. What few have noticed, is that self-censorship is not the only problem. Possibly more worrying is the newspaper's new-found proclivity under Wang to publish dubious stories that reflect Beijing's views.

Earlier this year, deputy editor Tammy Tam gushed like a high school girl in a story about the Chinese Panchen Lama, asking only one serious question of a person who has never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 before. Eric X. Li, a well-known apologist for China, has been writing regular columns fo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n one recent article he slapped Hong Kong citizens on the wrist for not welcoming mainland women to have their babies in the territory, and then wondering aloud if a people like this deserved the right to vote. Last week came a story by Professor Jiang Shigong, deputy director of Peking University's Centre for Hong Kong and Macau Studies, that claimed “Hongkongers accept Beijing's rule.”

In his own weekly commentary, Wang had egg on his face after predicting that disgraced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had escaped any serious trouble. “Firstly, Bo's political career looks safe for now and he has apparently managed to push back the pressure from his opponents within the party,” Wang wrote just before Bo fell hard.

Another article described Tibetans in Lhasa happily celebrating the Tibetan New Year, with quotes coming from one unidentified “middle-aged Tibetan man.” Meanwhile, more objective reports were reporting a dire situ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 The article read like a China Daily story.

While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ntinues to publish good critical reportage on China, the newspaper no longer has the status it had in the late 1990s, or more recently under three years direction under Mr. Chua  and Lague, when the newspaper made great advances.

Under Wang's stewardship, the newspaper has lost credibility with Hong Kong and international readers and is now often the butt of jokes in the local Chinese media there. Sadl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which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may be beyond the point of return. With credibility and morale at the newspaper sagging, and controversies on the rise, competent journalists will now be reluctant to join the newspaper, and it can only sink deeper into mediocrity. The prospects for English-language journalism in Hong Kong is not good and this is sad.

練乙錚:五十萬人再上街

壹週刊   2012628

位於日本鄉郊的秋田國際教養大學,全球名不經傳、全校只有七百名學生,每天在綠草如茵的校園無憂度日。這兒修經濟的學生都要上Professor Joseph Lian的課,可他們卻不知道眼前穿T恤卡其褲、不會說日語的白鬍子教授,是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的「香江第一健筆」練乙錚。

兩年前,練乙錚離開報界後,獲時事評論員兼好友林和立介紹,來到秋田這個盛產稻米和杉樹的郊野執教鞭。

這位○三年因與五十萬香港人一同上街、之後被董建華政府炒魷魚失去中央政策組鐵飯碗的經濟學者,此刻在鄉郊的心十分安靜,因而更清晰看穿梁振英上台後,維多利亞港兩旁染紅的風光。

「狼五年」打壓五方面

練乙錚上週在秋田接受記者訪問,提到新鮮出爐的梁振英僭建醜聞,不禁大罵:「點解佢唔一早拆?可見這個人心存僥倖、貪小便宜、喜歡抵賴、掩飾的個性。」二○○九年練乙錚在任《信報》主筆時,曾經質疑梁振英是共產黨員而與梁振英展開筆戰,至今練乙錚仍相信梁振英「與共產黨關係密切、非比尋常」。「梁振英和黨的緊密關係,令他事事要問過黨而且要問個明白,自己的發揮很有限。」練乙錚在最新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梁振英是個「政治產權屬人家」的特首,加上要回報中聯辦在選舉時發功相助,掌權後定必讓西環第二支管治梯隊直接介入更多香港事務。因此,今年七一,是香港政局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同時,也是香港民主進程的一個重要契機。「中共很理性不敢自打嘴巴,不會一下子全盤摧毀一國兩制,但會選擇性地逐步摧毀。」練乙錚進一步預測,西環在「狼五年」將重點整頓香港五大方面:法治、學術、公務員、警隊、傳媒。

首攻法治再打學術

司法獨立一直是香港人自豪的核心價值,但練乙錚提醒:「記得習近平二○○八年首次訪港時說過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的話麼?他做了國家主席之後,香港可能就要像澳門一樣,加大力度做好三權合作。你要留意,中國共產黨的章程,從來沒說過法律高於黨,只說黨必須在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他預示,西環破壞香港司法獨立主要有兩大手法:一是委任「聽話」的律政司和法官(梁振英將委任曾任政協的前大律師公會主席袁國強為律政司)、二是「搞掂」三間大學(尤其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高層,消滅學派捍衞司法獨立聲音,並向下一代洗腦。收拾大學是練乙錚估計梁振英與西環的另一大任務,「梁振英要回報的另一批人,是俾錢他出來選的富豪金主。他可以透過委任這些大孖沙進入大學校務委員會、校董會做決策,透過收緊撥款迫使敢言的學者收聲。」練估計,愈來愈少學者敢於批判梁政府,學者作為制衡監察官員施政的角色將被削弱。

「我曾親耳聽聞梁振英的一位地產商金主,因個人不滿一位學者的觀點,公開說:『等我叫學校炒咗佢。』雖然他最後沒有真的實行,但他講得出這樣的話,可見他為人霸道、胸襟狹窄。」練乙錚沒有明言金主是誰,但香港人心裡有數,「那班在背後支持梁振英的財主前高官,作風霸道、極端、聲氣大、不會開放包容。他們主政定必製造敵我矛盾,比曾蔭權的親疏有別,製造更大的社會分化。」《蘋果日報》早前報導,梁振英有意推薦一直支持他的恒隆地產集團主席陳啟宗出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但遭梁發聲明指報導「影響人心」,反應之大令人深思背後原因。

滲透公務員系統

除了梁振英的幕後班底,練乙錚更着大家留意其統領的公務員隊伍,「未來,將有更多共產黨官員後代滲入公務員體系,例如裸官具有外國國籍的子女,可能身負任務要來港投考AO(政務主任)。」他又說,回歸十五年香港已累積一批居港七年、具三粒星永久居民資格的內地人,他們當中料有更多人加入鐵飯碗行列,部分當然帶有目的。去年底,前中聯辦幹部黃春平,就是以三粒星資格參選區議員獲勝。另外,梁振英的候任特首辦公室,亦有一個共青團成員陳冉。

「梁振英擴大政治委任制,目的是要讓更多西環信得過的『自己人』來管治香港。例如林鄭月娥當政務司長,她出身公務員體系、不是共產黨的系統。找個何志平來當副司長,西環就放心,確保有個人會執行共產黨指令。」那麼被傳是財政司副司長的陳茂波又是西環栽培的人?「他是我的學生,我不評論了。」練指,即使副局長、政治助理被市民多番批評是「蛀米蟲」,但因為他們身負西環委派的政治任務,梁振英政府不單不會將之取消,更有可能再擴大規模,以便由西環系統領導公務員系統。不過,這卻會令公務員及委任高官之間的矛盾擴大,梁振英個人與公務員系統出身的問責高官,估計亦有分歧。

警方更鐵腕

練乙錚又預計,在西環的介入下,警方鐵腕政策會進一步加大,尤其日後更多遊行示威的終點將由政府總部遷至中聯辦,矛頭對準第二支管治梯隊。而傳媒在回歸後雖然已被收服得七七八八,但日後會有更多左派研究民調組織、智庫、刊物出現,近日《南華早報》政協總編輯王向偉與下屬鬧出的李旺陽新聞處理風波,亦反映「由上面人控制傳媒」的狀況會在梁振英年代進一步浮面。「總括來說,第二支管治梯隊的統戰工作會更多更明顯,西環會調配更多人力、物力、財力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他們會扶植更多紅色資本家上場,並要他們作出政治捐獻,香港會變得相當紅。」練乙錚指,梁振英根本不會介意、亦不能介意西環的直接介入,「剛才說過,他本身就是那個系統。」「香港人知道西環才是幕後話事人之後,遊行示威自然就會對準中聯辦。香港人不將特區政府放在眼內,梁振英的威望當然會降低,但他知道自己的角色無得出聲。事實上,共產黨亦不介意香港人當梁振英無到。」當上街吶喊的喇叭對準北方,意味中共的維穩壓力加大,迫使梁振英進行廿三條立法的壓力亦會增大。

香港人會企出來

練乙錚再進一步分析:「香港人不滿大陸干預,井水被犯,卻會出現奇特反應 - 那是香港人會更關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壞事。」他從近年六四晚會持續有逾十萬人參與悼念、與及李旺陽「被自殺」觸發二萬港人上街,看到香港成為大陸民運引起國際關注的平台,「不過,大陸民運成功與否,最終還得要靠內地人。」他又看到另一個特別現象:「在李旺陽事件上,一班人大、政協為了區議會、立法會的選票,民情洶湧的情況下不得不出聲。這些左派精英的話,令他們的支持者,開始注意國內的問題。」練乙錚說,雖然西環及梁振英夾攻的手段相當凌厲,但他對香港人卻抱有希望,「有些人說,中國盛世,香港人滿足於國家的甜頭、掛住搵錢唔再出聲。但我總覺得,香港人每到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便會企出來,拒絕香港大陸化。」

「梁振英統治下帶來各種壓迫,很有可能,五十萬人上街會在他任內再次歷史重演。至於梁振英會否腳痛,那就要看習近平如何看待這個得胡錦濤支持上台的特首。」「香港人,不用擔心。我也不擔心香港人,他們死到臨頭在關鍵時刻,總會企出來。」練乙錚在秋田這個世外桃源,平日除了上課,便是在山嶺之間跑步踏單車、或出海或沉思。他在恬靜的田野與流水當中,冷靜、清晰的明白一個道理:物極必反,那是文天祥在《正氣歌》的一句——時窮節見。香港走到這一刻,練乙錚看到: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練乙錚在過去十五年,穿越過陰晴不定的官場,人生起起跌跌。此刻他的心境平安、平靜。他相信,香港人總有一天會聯手再企出來,他,到時也會回到我們的身旁,正如○三年那次,他無怨無悔、默默走在人群中一樣。

撰文:盧曼思
資料:李寶瑜、鄭詠欣、鄭靜、薛敏清、葉天佑
攝影:鄭樹清、高仲明

2012年6月27日 星期三

SCMP獲獎記者Paul Mooney不獲續約

《南早》獲獎記者不獲續約
2012年6月27日

Vic:你說SCMP有沒有自我審查呢?

【明報專訊】有23年內地採訪經驗、屢獲人權新聞獎的《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Paul Mooney(慕亦仁),上月不獲續約,南早解釋為節省經費。他昨向本報表示,大半年來建議逾20項採訪,多涉內地維權議題,僅兩篇獲刊登。他認為出於政治因素被炒,矛頭直指年初上任總編輯的吉林省政協王向偉。

認為因政治因素被炒

本報昨多番致電王向偉,未獲回覆,而《亞洲華爾街日報》昨亦報道慕不獲續約一事。與南早合作17年的慕,兩年前成為合約僱員。今年4月他由北京回港領取人權新聞獎,獲王通知合約5月21日到期後,將不獲續約。慕的內地採訪證今年9月到期,他曾建議以自由撰稿形式與南早合作,但一直不獲回覆。

慕憶述,自從王升任副總編輯,他寫的內地新聞報道曾受阻撓,例如去年王還是副總編輯,慕一篇有關內地維權人士被打壓的報道〈異見人士的沉默〉拖了3個月才見報。該篇報道在今年4月獲頒香港人權新聞獎的特寫大獎。

慕指出,以往提供稿件平均約每周一篇見報,但去年9月起至今,該報只採用慕的兩篇作品,一是成都大熊貓學習野外生活,另一是國際組織呼籲中國政府向賣血染愛滋病人賠償。慕認為,兩篇報道是這段期間他曾向報館建議逾20項的採訪項目中題材最溫和的。胎死腹中的題材包括在囚維權律師高智晟身在美國的妻子專訪,交稿後終未見報。慕認為,南早有嚴重自我審查。慕亦仁現時正與美國《新聞周刊》洽談合作。

古德明 - 產業論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6月27日

二零零九年十月,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宣布:「香港要發展教育、醫療、檢測和認證、環保、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六項優勢產業。」這句話,論內容有中共的假大空,論文詞有學舌西方的洋奴味,是典型新中國現代漢語。

從前,中國有三十六行。《清稗類鈔‧農商類》說:「三十六行者,種種職業也……倍之,則為七十二行;十之,則為三百六十行。」《初刻拍案驚奇》卷八說:「三百六十行中人,儘有狼心狗行,狠似強盜之人在內。」《水滸傳》第四十五回石秀偷雞後自笑:「還未改本行。」中國人決不會說「三十六產業」或「未改本產業」。

「三十六行」的「行」,即「行業」或「行當」。例如《喻世明言》卷三妓女金奴問絲綿舖少東吳山:「官人排行第幾?宅上做甚行業?」《老殘遊記》第一回說:「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這「行當」、「行業」二詞,為甚麼要用「產業」取代?

答案見二零零四年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industry條下注釋:「(1)工業;生產製造。(2)行業。」但假如把the education industry、the health care industry等意譯做「教育行業」或「醫療行業」,就太過不像英文。現代漢語人於是取industry的「工業」或「生產製造業」意思,創造「產業」一詞,庶幾和industry看齊,和「行業」割席。

讀者也許會說,中文向來都有所謂「產業」。這話不錯。但中文的「產業」,指「家財」,例如《說岳金傳》第七十四回王能、李直兩人義葬岳飛,然後回鄉,「將田房產業,盡行變賣」,從此居無定處。《史記‧高祖本紀》劉邦自言少時「不能治產業(不善處理家產業務)」。這「產業」和英文的industry以及現代漢語的「產業」截然不同。

但新中國統治者談到各行各業,循例只說「產業」。二零零九年三月,臺灣總統馬英九出席美林投資論壇,發表專題演講說:「我們將鎖定綠色能源、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生物科技、文化創意、精緻農業等六大關鍵新興產業,吸引民間投資。」二零一零年九月,新華社有電信說:「我國政府本周三強調了逐步推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性。」甚麼「鎖定」、「重要性」、「戰略性」等等,和那「產業」一樣,假如你以為是中文,就大錯特錯。中文根本不可能這樣下流。

從前,孟子「言必稱堯舜」。今天,現代漢語人「言必學英文」。他們一定覺得,說英文為骨的現代漢語,身份自然比中國人高一點。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6月26日 星期二

黃偉豪 - 信命運的人也看交通燈——不要小看七一的政治力量

2012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不少人在考慮是否在七一上街時,內心可能會掙扎過以下的問題:「上街是否真的可以改變政府的決定,帶來轉變和希望?」

有不滿而又不上街的人,有很多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政府、對政治有無力感的人。對於抱着以上心態的朋友,筆者通常有兩個回應。首先,是不需過分計較功利的回報和得失,始終,在人生中,能夠做回自己,站在自己認為正確和公義的一方,可能比站在勝利的一方但永遠當別人的傀儡或應聲蟲,更為高尚、快樂和重要。


而且,即使站在最功利的角度來看,上街不能影響政府,一個人的能量不足以改變現狀的想法,往往是被刻意塑造的虛假現實。上一代和老一輩的香港人,不少均相信在人生中的許多東西和際遇也是「命中注定」,遇到不如意和不合理的事情,也只會無奈地默默承受。諷刺的是,如何相信命運的人,絕大部分也會在過馬路之前先看交通燈,而不會亂衝出馬路,把自己的生死安危完全交託於命運的手上。這足以說明,人始終對自己面前的路,有一定的選擇權。

人民的選擇權

更重要的是,這一種相信命運但又看交通燈的矛盾行為,往往是在封閉的政治下的政治社教化結果。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概念正正是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即市民相信自己有能影響政治和改變政府決定的程度。很自然地,任何封閉和極權的政府,均會用盡一切手段,來降低人民的政治效能,使他們接受「命運」的安排,放棄對政府作出抗爭。

用人民自己的心魔,來阻止他們對不公義的管治的抗爭,這一方法,可以比槍炮更有效、無形和可怕。要打破心魔,便需要勇氣和理性的分析。除了看看自己在過馬路時,有沒有看交通燈這行為測試外,回顧過往的七一,也有不少能有效改變政府施政的例子,包括了2003年阻止了23條的立法,及去年迫使政府為立法會的「遞補機制」進行諮詢。

改變政府的能量,是由每一個人,一個一個地相加起來,絕不要看小每一個人可以發揮的影響力。當只有一個反對者站出來時,極權政府的理性選擇是鎮壓,當一大群人站出來的時候,當權者會考慮妥協,而當最終大部分人也願意站出來時,這便是任何極權政府也敵不過的人民力量。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陳雲 - 中港之間,各不正常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6月26日

二〇一二年是中港衝突年。雙非人、自由行、自駕遊爭議之際,二月十四日,我在本欄寫過「中港之間,三不對稱」,講述中港之間有三大不對稱:制度不對稱、流量不對稱及權力不對稱。

相對於大陸,香港位於發展高階,需要頗高的公民道德、執政能力和社會成本來維護,然而香港政治權力、土地面積、人口流動量和經濟總量都及不上大陸,故此在探討中港交流的時候,必須要有保護香港本土的意識,不要盲從自由經濟原則。過去英國殖民政府維護香港,用地價補貼、福利補貼、公營經濟和政治分配來干預,只是大家利益均霑,察而不覺而已。

面對中國大陸,很多香港人有莫名其妙的文化匱乏感,甚至自卑感,這是毫無必要的。香港比起大陸,保存了更多中華文化,香港人講的粵語,是保存最多漢語成分的中國語言,香港用的正體漢字,是自漢朝以來的正統文字,只此兩樣,就證明香港是中華,而大陸不是。香港的傳統宗教、禮俗和日常舉止,雖然不能說全是古雅,但比起大陸,也是古意盎然。香港沒有大陸的大廟宇和老祠堂,但香港的廟宇是自由傳法的、自由出入的,祠堂是有宗族聚居和祭祀的。

至於現代的典章制度,自一八四二年開始建設,比中華民國還要古老。然而,建設香港的,為香港引入正常的制度和保存中華的,卻是殖民政府、異族統治。相反,大陸在一九四九年至今,統治的是華人政權,但政治是不正常的,反現代與反文明的,文化上更是仇視中華,近似惡劣的境外殖民統治。你能想像,在大陸的公共場所掛正體漢字招牌,竟然是犯法的麼?

香港與大陸,恰好成為一個鏡像,各自不正常。香港與大陸要融合,必須要有共同目標:復正和復漢,恢復正常統治,恢復華夏文化。比對大陸,香港做來容易,復正是將香港的正常制度繼續發揚,引入普選,達致憲政民主,復漢是港人肯定此地就是中華,本無匱乏,重認經典和吸收境外華人文化就可以。至於糅合西洋,刷新中華,更是香港獨到之處。

大陸比香港的處境惡劣得多,復正與復漢,舉步維艱。復正需要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復漢需要批判蘇俄式的文化殖民統治。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內涵方面,香港可以率先自我完善,帶領大中華前進,這才是保存香港優勢,使香港無懼大陸的經濟和人口總量的不二法門。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孔誥烽 - 天朝順民與自治公民之間的抉擇

2012年6月25日

【明報專訊】一個帝國皇朝的幽靈,在主權移交15周年之際的香港上空徘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陝西省文物局,最近在籌辦一個題為「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的展覽,7月底開始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香港「文化局」長的大熱人選,更在臉書上鼎力推銷該展覽。

頌秦展覽的政治意義

若純粹從文物價值的角度看,這個展覽應該頗有看頭。對這個展覽的主題和時機作太多討論,也一定會惹來那種凡事都喊「不要政治化」的朋友之疑慮,但歷史文物從來都不會展示自己,而需靠展覽組織者的闡釋。這個展覽主辦單位要向大家呈現一個怎樣的秦朝,背後的政治意義是什麼,與今日香港政治有何關係,其實都在展覽網頁上的前言一目了然,畫公仔畫出腸:

秦代的建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大一統局面,並為日後的版圖奠下了基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以法治國,統一了文字、貨幣和度量衡制度,又修築馳道以確保政令通達全國各地;更修建長城來抵禦外族的入侵。凡此種種,都對往後中國歷代的皇朝,影響深遠。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15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將於7月25日至11月26日期間舉辦這個以富創新意念的多媒體節目配合的國寶級展覽。……(
http://firstemperor.lcsd.gov.hk/tc/exhibition_introduction.php

這個展覽開宗明義是「慶祝香港特區成立15周年」活動之一,而對秦朝的評價,亦明顯是單方面的歌頌。該前言的撰寫人可能擔心不諳國情的港燦觀眾無法從秦帝國的歷史聯想到當今中國專制體制之偉大,所以特地用上「以法治國」、「政令通達全國各地」等今天強國十分流行的政治正確語言,來描述一個兩千多年前的古帝國,可謂用心良苦。

當中秦代「以法治國」的「法」,當然絕非21世紀普世法治(rule of law)文明中的法,而是秦版法家用酷刑重典、焚書坑儒來達至輿論一律的「法」。以後再有領導人說要「以法治港」、「以法治國」,我們便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了。

以古代帝國來想像當代中國的政治版圖,近年可說是屢見不鮮。早前曾在中聯辦任職的強世功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即毫無避忌地以十分封建的天朝─藩屬框架去探討北京與香港的關係。這種返祖(atavistic)的帝國想像,在近年被泡沫繁榮衝昏頭腦的強國國民中間,看來頗有市場。例如前一陣子,便有中國學者無厘頭地拿日本沖繩反美軍基地和爭取東京下放更多權力予地方政府的自治運動借題發揮,硬「屈」沖繩居民要脫離日本,並重提沖繩前身古琉球王國乃中國藩屬的歷史;有的更乾脆呼籲「中國立即收回沖繩」,胃口不得不說大。

北京天朝意識的出現

當然,今日中國開始雄到無朋友,緬甸、越南、菲律賓紛紛拉攏美國平衡中國,連朝鮮的貧窮小朝廷,也敢常常公然不聽北京指揮,私自試玩核彈火戰、扣押中國漁船,讓北京在國際社會丟臉。到底這種天朝帝國的願景,真是大國雄起的必然發展,抑或只是新世紀阿Q的狂妄自慰,實在有待我們放長雙眼,慢慢觀察。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即使北方統治者以天朝大國的中心自居,但那是一個怎樣的天朝大國,也可以有不同版本。例如在2005年,國家文物局便曾讓一個「走向盛唐:文化交流與融合」展覽,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後在香港文化博物館亮相。該展覽雖然強調盛唐燦爛大一統的基礎,但其歌頌的,卻是魏晉南北朝的文化開放和政治多元,這在展覽前言清楚地體現了出來:

東漢末群雄並起,揭開了近400年大分裂的序幕,直至隋唐才重歸統一。政治上的混亂,卻無阻文化的轉型創新,隨着外來文化、宗教、技術和器物的傳入,以及民族的融合,魏晉南北朝在文化藝術上其實是一個兼容並包的時代,至唐代更是中國史上的盛世。(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exhibitions/exhibition_details.aspx?exid=50

這個展覽在2005年的3月到6月展出,剛巧配合了北京破格讓董建華下台,起用港英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作新特首時社會相對平和與樂觀的氣氛(雖然2004年的愛國爭論與人大否決2007、08雙普選,已造成極大裂痕)。「盛唐」展覽的主調與當時的社會氣氛,與今天那個「頌秦」展覽顯現出的極權氣質與今年特首「選舉」後香港社會的肅殺氣氛,形成強烈對比。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怎麼樣的帝國,北京既然以天朝自居,那麼居於帝國南方一隅的香港居民,在北京強權眼中,便當然只有做「馴服子民」的本分,在帝皇難測的恩威之下,既敬且畏。問題是香港在殖民地後期,已通過各種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自下而上地發展出一個青葱有力的公民社會。香港人一早便認同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以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自主公民自居。這樣一個現代公民認同,怎樣與中國敢言作家韓寒口中「沒有公民,只有草民與屁民」的返祖封建帝國接軌,可能便是所謂「香港人心不回歸」問題的核心所在,也是北大人要急急大搞國民教育,確保我們對強國的感覺正確、在看到神九發射時必要無比興奮的原因。

香港人的抉擇

香港主權移交的15年來,民主派與社運朋友,大體上一直能堅毅不屈地捍衛我們的公民尊嚴,為確保中英聯合聲明許下的自治諾言不走樣而抗爭。2003年的七一反23條大遊行和2010年的五區公投,便是這一漫長「公民拒作子民」反封建抗爭的標誌。

在特區的第2個15年,這個捍衛香港公民自主的抗爭能否持續?頂天立地的公民抗爭,會否最終被近年稍稍出現的,害怕激怒中央、跪求中央賜予民主的「申冤」式上訴取代?本來硬淨地為我們的公民尊嚴而發聲的民主派,會否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逐一蛻變成對專制統治者的忠誠大過反對的「忠誠的反對派」,最後淪為像中國「民主黨派」般的民主花瓶?這些問題,統統未有預設的答案,最終的答案,便在幾百萬香港公民與選民手裏。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艾未未 - 活在恐懼中比失去自由更可悲

Ai Weiwei: to live your life in fear is worse than losing your freedom
艾未未:活在恐懼中比失去自由更可悲

A year after my release, I am more convinced than ever of the need to stand up to China's monstrous machine
獲得釋放一年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確信,我們必須勇敢地與中國醜惡的國家機器抗爭

guardian.co.uk, Thursday 21 June 2012
原文2012621日刊於英國《衛報》,中文翻譯:Vic


Ai Weiwei holds the government document informing him of the expiry of his bail term, in Beijing today. Photograph: Ed Jones/AFP/Getty Images
(圖)艾未未手持北京公安局解除「取保候審」的通知。

A year ago tomorrow, I was released from more than two months of secret detention. Police told me today that they have lifted my bail conditions. I am happy that the year is up, but also feel sorry about it. I have no sense of why I lost my freedom and if you don't know how you lost something, how can you protect it?

去年我被當局秘密拘留逾兩個月,明天是我獲得釋放的一週年。北京公安局今天通知我,他們決定解除我的「取保候審」。我對一年的保釋期屆滿感到高興,但也覺得難過。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失去自由,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如何失去某些東西,你又怎能保護它?

"Wei" means "future" and also "uncertainty", and the future really is unknown. They have said I cannot leave China because they are still investigating cases against me – for pornography, exchanging foreign currency and bigamy. It is very, very strange. I am not a criminal. They grabbed something from me because they have power.

「未」有「未來」和「不確定」的意思,而未來確實是未知的。當局說,我不能離開中國,因為他們仍在調查一些我涉嫌犯法的案件──跟色情、兌換外匯,以及重婚有關。真是非常、非常奇怪。我不是罪犯。他們因為掌握權力,奪走了我的一些東西。

The 81 days of detention were a nightmare. I am not unique: this has happened to many people, and is still happening. It's an experience no one should share. They were extreme conditions, created by a system that thinks it is above the law, and has become a kind of monstrous machine. Everybody who has been through it loses their original hope or has it changed somehow.

去年那81天的拘留真是一場惡夢。我的情況並不獨特:這種事曾發生在許多人身上,如今仍在發生。這是任何人都不應該經歷的。它是一種極端情況,由一個認為自己不受法律約束的體制製造出來,而這體制已經成了一種恐怖醜惡的機器。經歷過這種夢魘的人,或是失去他們原本的希望,或是多少被改變了。

There are so many moments when you feel desperate and hopeless and you feel that's the end of it. But still, the next morning, you wake up, you hear the birds singing and the wind blows.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can you afford to give up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human dignity? As an artist, this is an essential value that can never be given up.

好多好多時候,你會覺得絕望無助,覺得一切都完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醒來,你聽到鳥兒在歌唱,風在吹。你必須問自己:我承受得起放棄為表達自由或人的尊嚴抗爭嗎?作為藝術家,這是無論如何不可放棄的價值觀。

I often ask myself if I am afraid of being detained again. My inner voice says I am not. I love freedom, like anybody; maybe more than most people. But it is such a tragedy if you live your life in fear. That's worse than actually losing your freedom.

我常問自己是否害怕再度被拘留。我的內心說:我不怕。和所有人一樣,我愛自由,而且程度可能超過多數人。但是,如果你活在恐懼中,那真是莫大的悲劇──這比實際失去自由更可悲。

What I gained from the experience is a much strong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problems are and how one can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and remain a positive force. You have to see your own position from the other side.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o maintain a passion for what you are doing. You have to have sensitivity and joy. If you don't have that, you will be like a fish on the beach, drying up on the sand.

這段經歷帶給我更大的責任感,令我了解到問題所在,認識到一個人可以如何理解身邊發生的事,並繼續發揮正面的力量。你必須站在另一面看自己的處境。在此同時,你必須對自己所做的事保持熱情。你必須善感且有歡樂。若非如此,你會像擱淺的魚,在沙灘上逐漸乾掉

My involvement in so-called political affairs started in 2008. After I designed the Olympic stadium I realised the Olympics was not going to bring real joy to society but propaganda. I stood up and criticised it. I'd already become active on the internet and every day I would see so many problems. I started to write about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we started to make documentaries, including one about the children who died in schools that collapsed in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 gained support among young people and people on the net and I think that made the government scared.

我涉入所謂政治事務,是從2008年開始。在設計了北京奧運場館「鳥巢」後,我認識到奧運帶給社會的不是真正的歡樂,而是大量的宣傳。我站出來批評這一切。那時我已經是活躍的網民,而我每天上網都看到大量問題。我開始寫一些有關司法程序的文章,並拍攝紀錄片,其中一部是講在四川地震中,因學校倒塌而罹難的兒童。我獲得年輕人和網民支持,我想這嚇到了政府。

I started to ask: why can't they solve minor problems rather than have them blow up? Of course, no one is listening. You talk to the wall and the stones. Every time you try to correct something, or demand a clear answer, your situation becomes more miserable.

我開始質問:為什麼當局不解決小問題,而是坐視問題累積,最後爆發?當然,沒人在聽。你就像是對一堵牆和一堆石頭講話。每一次你嘗試糾正一些事情,或是要求清楚的答案,你的處境就變得更悲慘。

They destroyed my studio, they put me in secret detention and they fabricated a crime that put a 15m yuan tax bill on me. We are now suing the Beijing tax authorities for abuse of powers and ignoring procedures. We are using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them realise what's wrong and inform the public, even though we know the results won't be positive. They refused to give us our papers back or let our manager and accountant be witnesses at the trial on Wednesday, or let me attend court. They even made my friend Liu Xiaoyuan, a lawyer, disappear before the hearing.

他們破壞我的工作室,秘密拘留我,捏造一個罪名,說我逃稅1,500萬人民幣。我們現在正控告北京稅務局濫權和忽視正當程序。我們希望利用這機會,令他們認識到自己做錯了什麼,並讓公眾了解這一切,儘管我們知道結果不會如我們所願。這個星期三,當局拒絕交還我們的文件,不讓我們的經理與會計師出庭作證,也不讓我出庭。他們甚至在開庭前,令我的律師朋友劉曉原失蹤了。

Friends of mine say: "Weiwei, my father has been questioned, my mother has been questioned, my sister has been questioned because of you." I don't know these people. Why does the system make them suffer? Because it can't allow anybody to exercise their humanity and communicate or show support. But when your children are growing up and will never have a chance to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do you want to turn your face away and say OK, that's not my problem?

我的朋友說:「未未,因為你,我爸爸被訊問,我媽媽被訊問,我姐姐也被訊問。」我不認識這些被訊問的人,為什麼這體制要令他們受苦?因為它不能允許任何人表現出人性的一面,表達對公義的支持。你或許會想對這一切視而不見,說「這不是我的問題」,但你想想,如果你的孩子長大後,永遠不能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你還能說這不關你的事嗎?

Reflect on Bo Xilai's case, Chen Guangcheng's and mine. We are three very different examples: you can be a high party member or a humble fighter for rights or a recognised artist. The situation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but we all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none of us have been dealt with through fair play, open trials and open discussion. 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the rule of law and if there is a power above the law there is no social justice. Everybody can be subjected to harm.

想想薄熙來、陳光誠和我的例子。我們的情況大不相同:一個是共產黨的高層幹部,一個是謙遜的維權者,一個是知名藝術家。我們的處境完全不同,但有一點是一樣的:我們都不曾獲得公平對待,案件沒有公開的審訊,也不允許公開議論。中國仍未建立法治,而只要有權力不受法律約束,社會就不會有正義。任何人都可能無端受到傷害。

I'm just a citizen: my life is equal in value to any other. But I'm thankful that when I lost my freedom so many people shared feelings and put such touching effort into helping me. It gives me hope: Stupidity can win for a moment, but it can never really succeed because the nature of humans is to seek freedom. They can delay that freedom but they can't stop it.

我只是一個公民:我的生命,價值與所有其他公民相同。但在我失去自由的時候,好多人義憤填膺,為了幫助我,做了許多感人的事,我對此十分感激。這帶給我希望:愚蠢的勢力或許可以短暫獲勝,但它永遠不能真正成功,因為人的本質是嚮往自由的。他們可以拖延,但無法阻止自由的到來。

延伸閱讀:向艾未未戰戰兢兢的致敬
「未未所做的人的事務,似乎就是為了幫自己以及其他個體生命,向中共追索屬於自己的生命尊嚴。他虔心服侍中國年輕一代人,並在他們中間傳播關於人與尊嚴、自由與民主、愛與和平的公民社會理念,建構公民的普世價值觀。他的藝術作品,是他對個人、對人類所蒙受的羞辱和人的處境,以及對他所寄存的這個艱困時世的重現。」──杜斌

古德明 - 曾蔭權克盡厥職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6月23日

還有不過十天,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就任滿離職。今年初,他被揭發倚仗職權,嘗盡城中鉅富甜頭;跟着,又被揭發以公務為名,遊遍五大洲,食宿窮極奢侈:住旅館,不但要總統套房,還要面積最大景色最美的,租金之高,或超過公務員守則規定的四十四倍。

而財經事務局長陳家強、環境局長邱騰華、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等等也不後人,任內外遊不斷,公帑用之如泥沙。

宋朝仁宗皇帝有一天私宴,時值初秋,見手下端上一盤海蚌,覺得奇怪,問道:「安得已有此耶?其價幾何?」手下說:「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仁宗不悅,不肯下箸,說受不起這樣的奢侈:「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仁宗時代,出了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等公忠體國的名臣,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後山談叢》卷六)。

曾蔭權一身事兩朝:英國殖民政府時代,他官居財政司長,有英國制度在,欲貪不能;到了中共時代,他獲拜行政長官,有中共榜樣在,無貪不歡,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事。

請看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學習時報》上的文字:「二零零四年,全國官場公費汽車、公費吃喝、公費出國三者,加起來花了九千億元。」二零一零年,社會學家胡星斗估計,三公消費總額是一萬零七億元。

今年,中共人大會議上,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全國官員公費喝酒,酒量一年相當於一個西湖的水。」而中國人都知道,中共官場,非美酒不喝。

然則曾蔭權五年外遊五十五次,花費一千二百萬元,不過是盡了中共官員的本分。各位假如讀過英國名著《動物農莊》,應該還記得豬玀奪得農莊統治權之後,只喝最好的牛奶,只吃最甜的蘋果,並告訴治下禽畜:「我們是勞心者,要管理整個農場,日夕為大家謀幸福。所以,牛奶是為各位而喝,蘋果也是為各位而吃。」曾蔭權以至胡錦濤,何嘗不是為了人民而吃喝玩樂;中共高級幹部衣食住行,何嘗不都是為了人民而要全國「特供」。這樣的道理,宋仁宗之類封建君主不可能明白。

中共經常批評美國總統選舉是資本主義遊戲,浪費金錢。但二零零八年美國總統選舉,花費折合中共人民幣不過一百九十九億元,不夠新中國大小官員吃喝一星期。而美國的「三公」消費,一年折合共幣不過一千三百億元,不及新中國公布的九分之一,沒公布的則不知多少。

怪不得中共反覆申言說:和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共產主義優勝得多。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在「窮得只剩下錢」的一國之下抗爭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6月23日

近月來,一連串事態彷彿是給回歸15周年「贈興」:六四集會出現破紀錄的18萬人,李旺陽事件觸發2萬5千人向中聯辦示威,候任特首不顧立法會議事規則要把重組架構打尖硬闖立會,日前更爆出梁振英大宅有六項僭建,事件涉及他在選舉期間作虛假陳述,人民力量有意向廉署提告,民主黨考慮向法院提選舉呈請。這些事不斷給7.1遊行加溫。中聯辦李剛為李旺陽事滅火,主任彭清華發表和稀泥談話,梁振英推出扶貧委員會,為7.1降溫的意圖明顯。在現實加溫和出口術降溫的拉鋸之下,7.1將上演甚麼戲碼?官方戲碼是:梁振英會如何灰頭土臉地就職?民間是:多少人上街?這是一周後的新聞關注點。

種種事態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周一嶽忽然成為網絡上的「民族英雄」「良心典範」,而他只是說了李旺陽「被自殺」的兩個具體疑點,這兩個疑點事實上所有關注事件的香港市民都看到,媒體輿論也早有人提過,沒有甚麼新意。然而,從現任特首到候任特首,從現任高官到被傳聞的新任高官,從港區人大政協到建制派議員,竟有十多天人人迴避談及此事,縱有人說會寫信給中央,也只是說要調查真相。在李旺陽接受有線電視訪問和「被自殺」的明擺着的事實面前,這批掌權者、將掌權者或有心依附權勢的人士,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眾人一樣,而周一嶽就像是在這群人中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童,就這樣成了「英雄」。直到香港民情洶湧,中聯辦李剛說內地會調查事件,眾奴才這時候才說要給人大、給最高人民法院寫信,曾特首和梁候任特首也應聲附和。但所有掌權者建制派的轉軚,也只是跟從李剛的調門,至今願指出人人看到的具體疑點的,體制內也只有周一嶽一人。

這樁「皇帝的新衣」的現實版,足以說明香港的政治體制已經扭曲到甚麼程度,而擁權的上層和老百姓的認識差距又有多大了。
為甚麼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的不信任比率創了新高?為甚麼年輕人對中央的不信任更超越五成?更深層的問題是,既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甚麼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如此重要?答案是:1,中央對基本法所定的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干預越來越明顯,一個中聯辦的小官僚有權向特首辦咆哮,本地特首高官侍奉北大人如奴婢。香港人不能不看看香港的太上皇長成甚麼鬼樣。2,大陸發生的種種事情,也真是常讓香港人瞠目結舌,幾乎人人都漸漸看到中共政權的本質。3,因此,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度,與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是緊密關聯的,尤其是,候任特首有疑似中共黨員的背景,而他的虛偽、霸道的專權政治作風也在他未上任前開始流露。

最近大陸網頁瘋傳希拉莉國務卿在哈佛的一個關於中國的講話要點。儘管中英文俱備,但筆者查不到原文出處,因此懷疑是內地網民的假托之作。不過其中一些要點卻值得引述。

*從申請移民的情況看,中國90%的官員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為甚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

*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權力和金錢,自私自利。中國政府所謂的政治,除了欺騙人民,背叛人性,沒有其他東西。人民大眾過去是權力的奴隸,演變為金錢的奴隸。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甚麼是體面和尊敬的生活意義。對民眾而言,獲取權力或金錢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

*肆無忌憚地對環境的破壞、對資源的掠奪,幾近瘋狂。

*中國政府應當順應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趨勢,主動變革,關心民生,重視民主,不能不負責任地推托和壓制。否則,中國只能越來越不穩定,將會出現大的社會動盪和人道災難,20年後,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這或將是全人類的災難,同樣會是美國的災難。

實際上,中國現在已經是「窮得只剩下錢」的最窮國家了。在強權之下,香港人必須守住我們的信仰(普世價值),同中共及其在香港的代理人抗爭。否則,禍及全人類的災難,會首先降臨香港。所以,不要吝惜7.1走出來。  

2012年6月22日 星期五

成名 - 擴大問責制值得支持嗎?

2012年6月22日

【明報專訊】梁振英先生個多月來,密集式地利用傳媒力推5司14局架構重組,他的重組論述值得支持嗎?

梁振英認為,改組建議並非擴大問責制(註1),但在新的政策局架構下,每名局長之下,除了有一名副局長,每年還可獲撥款120萬元聘用一名或多名政治助理,另外,因額外增多兩名局長、兩名副司長、51名包括中及高級的公務員、幾名至幾十名政治助理,5年內要額外多花3.1億元,這不是擴大問責制,難道是收縮或原地踏步?他的架構改組導致問責制擴大,是路人皆見的普通常識。梁先生堅持改組並非將問責制擴大,到底是一時疏忽,還是因問責制長期未獲市民信任,故他以為憑其口才就能顛倒是非,改變市民看法,從而否認他要擴大一個未獲市民信任制度的事實?至上周末,候任特首辦又突改口承認架構重組是擴大問責制,這是矯正個多月來的疏忽,還是最終發現民意並非能輕易愚弄?單是這點,若非梁先生連一般的辨識能力都出問題,就是反映了他的誠信值得令人擔憂。

問責制的根本病徵

梁先生否定了替問責制全面檢討後才考慮擴展,只答允待通過他的方案後作中期檢討。問責制實施10載,問題叢生,劣評如潮,假如不先全面檢討,諮詢公眾意見,問責制本身的問題既不太可能自動消失,對管治的負面影響亦很大可能在擴展後持續下去,遺禍更深。

不少研究早已指出幾個問責制的根本病徵:

1. 在缺乏高度民主和隨之而來的政黨政治長期歷練下,再加上某些問責高官主要是憑中央的祝褔,而非個人才幹上位(如曾德成、何志平),不少問責高官缺乏足夠專業知識和政治技巧制定和推銷政策。

2. 問責高官來自五湖四海,故缺乏合作互補、真正團隊精神,不利有效施政。

3. 更要命的是,在缺乏高度民主政制下,不少事例反映問責制的問責對象,是北京而非本港市民。例如屢次力挺中央、落實拖慢本港民主化,甚至想以歪理取消市民補選投票權的林瑞麟,竟可以在民望長期徘徊末席下,不單不用問責辭職,反而升官至政務司長。

上述問責制的根本問題在香港落實全面普選和政黨政治前,明顯不會因該制擴展而自動消失,反有可能招致更大、更多的問題。

以最近的疑似候任問責官員為例,各人既來自五湖四海,又不少都缺乏長期合作關係,部分熱門人選如候任文化局和教育局長,廣泛被行內人認為外行領導內行,根本沒有足夠專業背景統領相關部門。而前者家庭更充分「染紅」,令人懷疑問責局長再一次並非用人唯才,而是要紅不要專,嚴重削弱未來政府的相關表現。明乎此,則梁先生最近提出的「問責制實行10年,的確有未如人意、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這與新一屆政府提出的架構重組建議沒有直接關係」,便像推銷員在自吹自擂,強詞奪理。

提防「快即是好」的幽靈復活

梁先生指近年香港令人聯想「慢」的感覺,又指在過去多年,香港經濟增長落後於新加坡和內地,暗示立法會快快通過他的問責制擴展建議就代表經濟發展會加快。事實上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未經廣泛諮詢、深思熟慮下,快速實施八萬五建屋政策、容許領匯設立、逼令大部分中學用中文授課、提出興建中藥港和鮮花港和賤賣數碼港地皮以落實發展高科技的宏願等,以上種種不是流於空想,或失敗告終,便是代價沉重,「快即是好」的思維實在十分危險。

過去20年,香港經濟平均增長低於新加坡,有學者指出一大因素為獅城政府於政策出台前,花大量時間作極為縝密的研究,「快即是好」的作業思維根本並非獅城致勝之道。而把香港和內地兩個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系增長率直接相比,明顯犯了不恰當比較的謬誤。

梁先生和候任特首辦重申改組架構毋須公眾諮詢,因梁在競選期間落區解釋構思時無人反對,這種辯解不堪一擊。當時大眾焦點明顯不在架構改組,上述辯解既破壞前港英政府在認受性不足下認真諮詢公眾的聰明傳統,亦替梁上任後可能會不諮詢而推苛政立下危險先例。

梁先生指現時房屋問題嚴重,故要以5司14局快速落實政策,實情是政府以現有架構亦能快速落實多項包括八萬五在內的政策,可見梁先生誇大其詞。更何况即使大家贊成他建議的將規劃、土地和房屋歸納在一個局,以加快建屋,也不代表就要支持整個5司14局方案。

整個改組方案的核心爭議之一是增設副司長,政府提出架構重組法例修訂時,沒有清楚界定副司長的法定權力,只是透過行政方式下放部分司長權力。此舉令公眾難以監察司長的權力轉移,日後特首、司長和副司長亦容易就副司長的權力範圍產生耗費心神的宮廷角力,司長和副司長亦會有更多機會「卸膊」,增設副司長的成效及必要性至今都令人存疑。

在新架構下,涉及民生的房屋規劃地政局由副財政司管轄,但同涉民生的環境、保安、衛生等局則由政務司長負責。上述不一致的安排背後理據至今仍含混不清,難怪各方猜疑梁先生設立副司長是為了讓其親信逐步奪取出身自政務官的司長權力。

香港被癱瘓?

梁先生的重組論述,粗疏不堪,更多番堅持在不搞認真的公眾諮詢下,就要強行立法會在七一前全面通過架構重組,以「香港被癱瘓」的誇張失實說法影響人心,反對議員對其建議詳細審議,意圖削弱立會監督行政機關的責任。削弱三權制衡,讓行政獨大,是摧毁香港核心價值,扼殺兩制,令香港淪為特首「說了算」的一言堂。這絕非香港之福,更不是大多數香港市民所能接受的。

註1. 香港電台,2012年4月30日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黃偉豪 - 「拉布」對市民的好處

——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
2012年6月21日

【明報專訊】由人民力量發動、因政府修改立法會選舉的「遞補機制」所引發的「拉布」(filibuster)事件,雖然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極富爭議的情况下「剪布」成功,但由於政府決定快刀斬亂麻的背後原因之一,是要在7月1日之前為梁振英的新班子通過其5司14局的改組方案,相信「拉布」與「剪布」的情况仍然是未完待續。

在這個「拉布」未完、而社會上對「拉布」有一個較普遍負面印象的關鍵時刻,實在有迫切的需要對「拉布」有較客觀和理性的分析。

抗衡由少數人壟斷的議會

首先,最需要指出的是,由於香港並未建立「一人一票」的真正民主制度,民主國家反對「拉布」的最重要理據,即議會的「拉布」是濫用少數人的權利來凌駕多數人的利益,絕對不適用於香港。更諷刺地,由於立法會有一半的議席是由選民基礎極之狹窄的功能組別來組成,並且在分組點票下享有否決權,因此,香港立法會的組成並未能有效反映多數人的利益,「拉布」可以是表達公眾利益以抗衡由少數人壟斷的議會的方法。

這次反對「拉布」的論述當中,把民主制度形容為少數人和多數人的利益和權利的對立,亦根本是一個幻想出來的虛假矛盾。由始至終,民主制度真正要保障的是個人(individual)權利,而非少數人(minority)的權利,由於個人的權利是每個人均享有,因此,民主所保障的是,在人人平等下的每個人的利益,而非任何特定群體的利益。

我們當今所普遍接受的民主,是平衡個人與大眾利益的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因為只着重少數服從多數的單純性民主,很容易產生大多數人的暴政,對少數人的長期壓迫。由此可見,追求將大多數人的利益極大化,追求施政效率和速度,甚至不惜在過程中任意犧牲個人的權利,這並非民主制度的真正精神。試想想,如果效率和速度真的是政府最應該追求的價值的話,只有在由一個大獨裁者話事的專制政府,才是最有效率和速度,而23條和很多的其他惡法亦早已獲得立法會通過和落實。

在對「拉布」的學術研究上,美國學者Gregory Koger(註)研究了美國參議院過百年的拉布歷史後,仍然對「拉布」抱有體諒和開放的態度,並對任何防止「拉布」的改革十分保留。在美國參議院,除非有五分之三的議員,即60席的反對,否則不能終止任何議員的發言。

「拉布」在議會扮演重要角色

Koger反對隨便取消「拉布」這制度,正正是因為即使在民主國家中,「拉布」仍然在議會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民主重視的不獨是投票,亦同樣重視理性的討論和審議(deliberation),因此,若議員的發言權可以輕易被剝奪,議會便很容易被佔了較多議席的政黨所騎劫,淪為沒有分析和討論、只顧盡快通過多數黨政綱的舉手機器。


而且,在議題眾多、紛亂和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拉布」所造成的關注和拖延,一方面有助大眾對原本被忽略了的議題有更聚焦的討論,另一方面亦可給予機會各方,在有議員和民意代表超強烈的反對下,對問題重新反省及作出妥協。始終,民主的精神是達至一個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共識,而非淪為多數人欺壓少數人的工具。

再者,Koger提出,在利益團體,特別是富有的工商金融界別,對政治有強大影響力的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共存的社會,議會中的大多數黨能在所有的議題上代表大眾利益,隨時只是一個製造出來的假象。因此,給予少數派議員暫時阻礙和拖延立法的能力,往往是打破只代表社會少數精英的有組織利益團體對政治壟斷的有效工具。「拉布」可以給予在社會上受政策影響但原先沒有聯繫的真正大多數人,更多時間和空間去了解問題及動員,以抗衡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團體對議會的影響力。


最後,在經過多次施政失誤,政府的民望及公信力長期低沉,政府的權力未有民主制度的制衡和監察下,為何市民應該擔心的,不是政府濫權及未有深思熟慮而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反而是政府的決策速度不夠快呢?

以上問題值得反對「拉布」人士慢慢深思。

參考資料

註:Koger, Gregory. (2010)Filibusteri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Obstruction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SCMP總編輯被質疑自我審查

《南早》編輯質疑自我審查
李旺陽死訊變細 總編:我的決定 不喜歡應知怎做

2012年6月20日

Vic:或許會有人認為《南華早報》早已「陷匪」,會出現今天這種羞家的事不足為奇。但看完相關報道,我仍不禁為這份香港老牌英文報紙之淪落感到悲哀,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憂心。

Asia Sentinel的報道說:「What is emerging from the SCMP newsroom is that Wang Xiangwei lacks people skills, organizational ability and respect for time. He has been known to confirm appointments with his subordinates which then drift by for hours or days. He is dismissive of subordinates who query his edicts. He does not share his vision for the paper or articulate any clear editorial philosophy for his journalists. His news conference style is not participative.」實際情況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至少「He is dismissive of subordinates who query his edicts」應該是真的。從王向偉回覆審稿編輯Alex Price的情況看來,這位擔任吉林省政協的總編輯,很有典型共產黨幹部的架子,而且很沒教養;若非如此,又怎麼會這麼回答同事客氣、合理的詢問:「I don't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nything.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stand b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編輯自主並不意味著編輯面對質疑時,不必向外界解釋自己的決定。李旺陽事件是大事,王向偉將事發翌日的報道縮短為不起眼的簡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專業失誤:如果不是出於政治上的自我審查,就是新聞判斷嚴重出錯。曾經輝煌的百年大報,落在媚共商人和這樣的總編輯手上,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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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離奇吊頸自殺事件發生翌日,《南華早報》當天以簡訊報道事件,被報社一名外籍編輯質疑是否有自我審查,發電郵給總編輯王向偉要求解釋,換來「這是我下的決定……如果你不喜歡,你應該知道怎樣做」的回應。兩大傳媒組織、3間大學新聞系學者表示關注,認為南華早報須向公眾交代來龍去脈。

南華早報副總編輯譚衛兒昨晚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未清楚事件詳情,需向相關編輯了解,不便回應。

副總編:未清楚事件詳情

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稱,報章作為社會公器,總編輯有必要向公眾清晰交代事件來龍去脈。身兼支聯會主席的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說,王向偉的言論對員工有恐嚇之嫌,該報作為國際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章,難免令國際質疑本地傳媒是否已遭審查,有必要向外間明確交代(見另稿)。

本報記者昨午致電王向偉,他得悉記者身分後,回應「正在開會」,之後掛斷電話。其後記者再多次致電,至截稿前王未再接聽。據知,他日前由北京返港,親自出席黃昏編輯會解畫,稱作為總編輯,要處理很多事,亦有很多限制如死線,否認自我審查,強調此後亦有大篇幅處理,但始終未能具體說明當日為何要變成簡訊。

聞記者致電 王向偉掛斷電話

發電郵的兼職編輯Alex Price昨晚回覆本報時表示,一直沒有機會與王向偉見面,現階段不便回應事件,並指希望當面與王對話,了解後始決定如何處理。

本月6日,李旺陽被揭發在醫院窗口離奇吊頸死亡,翌日本港主要媒體均以顯著篇幅報道,同日《南華早報》的印刷第一版,包括向學校、酒店等派發的訂戶版,以相當於中文報章600字的篇幅,在A8頁中國版約佔六分之一頁大小報道,並有兩名記者的署名。但其後印製的第二版即零售版,則將新聞濃縮成100字的簡訊,置於A6版左上方,網上版更失去此則新聞的蹤影,直至中午過後始重新上載原裝版本。

原600字篇幅 變100字簡訊

Alex Price於報道見報日、即本月7日晚發電郵給王向偉,表示不少人奇怪為何有關報道簡單處理,希望王解釋。王向偉3分鐘後回覆稱,「決定是我下的」( I made that decision) 。Alex再發電郵,關注事件是否有「自我審查之嫌」,王反駁「沒必要向你解釋」,更表明「若你不喜歡,你應該知道怎樣做」(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Alex 認為回覆具恐嚇性,「擔心任何人對編輯決定提出質疑,均會被要求閉嘴或離開」,重申當其他媒體以大篇幅報道事件,向總編輯提出如此質疑亦屬合理,惟王向偉否認出言恐嚇,拒再說明(見圖)。

編輯:南早公信力危在旦夕

即使Alex前日再發電郵,提出南華早報其後曾以專題、社論等顯著篇幅報道李旺陽事件,反映有其重要,然而首日確是做細了這則新聞,又稱新聞道德和該報的公信力危在旦夕,促王向偉向員工及公眾交代,惟一直未獲回覆。

據了解,相關人士不滿王向偉未有交代,遂向全體員工發出有關電郵,有員工再廣發傳媒,令事件曝光。

 《南華早報》訂戶版有關李旺陽事件的報道,原佔4欄,有相當篇幅(左圖,紅框示),但到正式發售的零售版時,卻被縮減成簡訊。(明報製圖)

Alex Price: Hi Xiangwei ... A lot of people are wondering why we nibbed the Li Wangyang story last night. It does seem rather odd. Any chance you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atter?

王向偉: I made that decision.

Alex Price: Any chance you say why? It's just that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looks an awful lot like self-censorship ...


王向偉: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nything. I made the decision and I stand by it.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Alex Price: I am concerned by the intimidatory nature of your reply. A very strange editorial decision was made and everyone is wondering why. Many other news organisations splashed with the Li Wangyang story yet we reduced it to a brief. In such circumstances it is quite reasonable to ask the editor why the decision was made. Of course he may decline to say why; there could be any number of reasons, and he may well want to keep them to himself. But if the question was polite and reasonable than [then] I see no reason why the response should not be equally polite and reasonable.  As it stands, I am concerned.  I am now worried that anyone who wishes to raise issue with an editorial decision - no matter how much that decision appears to go against good journalism -  will be  told to shut up or leave. I am further concerned that my justifiable concern on this matter as a journalist may lead to the termination of my employment.

I look forward to a chat where you can put my mind at rest.

王向偉: I don't think my answer is anyway intimidatory and I don't know why you have formed your opinion.


Alex Price: Xiang Wei; A good man died for his cause and we turned it from a story into a brief. The rest of Hong Kong splashed on it. Your staff are understandably concerned by this. News is printing what someone else does not want printed. Everything else is public relations. Please explain the decision to reduce the suspicious death of Li Wangyang to a brief. I need to be able to explain it to my friends who are asking why we did it. I'm sorry but  your reply of "it is my decision,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what to do" is not enough  in such a situation. Frankly it seems to be saying "shut up or go". The SCMP has subsequently splashed on Li Wangyang, had a focus page devoted to the matter, plus editorials, two  columns by yourself and other stories. Yet on the day it counted we reduced the story to a nib.

Journalistic ethics are at stak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is at stake. Your staff - and readers - deserve an answer.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it.


「已成社會事件」記協議員促交代


【明報專訊】兩個傳媒組織及3間大學新聞系學者,表示關注事件,要求澄清是否判斷失誤或自我審查。多名立法會議員敦促管理層交代,建議有關記者可向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正式投訴,以交立法會討論。

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表示,《南華早報》的處理手法有別一般傳媒,令人關注有關安排是否屬自我審查還是評估失誤。另外,她無法理解為何王向偉對下屬的合理要求一直未有清晰回應,她又指事件已引起公眾關注,成社會事件,有必要清楚交代,記協已正式向王向偉提出質疑,至今未獲回覆。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稱,雖然近日傳媒鋪天蓋地報道李旺陽事件,但主編確有權決定報道如何處理,但他認為,作為開明的傳媒管理層,面對員工以至公眾質疑,應作具體說明。

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認為,《南早》有關做法反映有高層自我審查,或是對新聞無知,兩者皆有必要清晰交代,「若認為有充分理據,更應交代」。他說,王向偉身為地方政協,有「淡紅」色彩,「很難不令人聯想(決定)與此有關」。杜耀明稱,若傳媒機構視報章為公器,應向社會交代,又指單是今次已影響其公信力,更莫論該報早前連串懷疑自我審查事件。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說,李旺陽之死毫無疑問是大事件,令人懷疑管理層自我審查,《南華早報》近來對連串重大事件的處理手法,已影響公信力,管理層應向公眾和內部員工詳細說明事件,以釋疑慮。

樹仁大學新傳系系主任梁天偉表示,王向偉出任《南早》總編輯後,該報對牽涉內地新聞的取態明顯有變,李旺陽事件遭簡單處理,意味有關人士太接近中央,相信其說法而採取同樣口徑,某程度屬自我審查。

李永達建議正式投訴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兩名委員劉慧卿和李永達均指事件屬政治審查,促《南早》管理層解畫,但目前立法會有大量工作須處理,今屆難在會內跟進。李永達建議有關記者向委員會正式投訴,以便跟進。

總編為吉林省政協

【明報專訊】今年初正式接掌《南華早報》,成為該報近11年來第十名總編輯的王向偉,於內地出生和受教育,曾是英文《中國日報》記者,現為吉林省政協委員。

現年47歲的王向偉,1982年入讀北京外語大學,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受聘《中國日報》,其後到倫敦深造,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任中國經濟評論員。他於今年初上任總編輯時,曾向全體編採部人員發信,自言雖在內地長大,但深明同事關注《南早》未來編採方向,強調自己一直視香港為家,又說會忠於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


黎廣德 - 強拆政府山一錯再錯

2012年6月20日

【明報專訊】在曾蔭權政府落任前兩星期,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趕着發表處理政府山的「最終方案」(Final Solution)。朋友間的電郵馬上瘋傳:這是否影射希特勒在形勢失利時,下令秘密滅絕猶太人的黑色幽默?

林鄭月娥宣布方案後,不管是內容或時序,無不令關心文物保育或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嘩然。不少人懾於她快將升任司長,在公開場合不願多談,但私下無不憂心忡忡:今年7月後還剩下多少規章制度?特區是否加快向標榜「以法治國」的內地人治模式看齊?

林鄭月娥的聰明之處,是每走一步都可以避開制度監管,還找到似是而非的理由「回應市民訴求」。

2010年底,林鄭月娥首推政府山「又賣又拆」的建議,理據無非只得兩個:為庫房增加收入和增加甲級寫字樓供應。第一個「創收」理由,在去年庫房錄得大超預算的700億元盈餘後,已經不堪再提;第二個理由同樣尷尬:政府被發現在中環有5幅可供發展的地皮,再加上海濱新填地,共可建逾300萬平方呎的寫字樓。

利益輸送 惹人質疑

理據空洞卻又堅持賣山,市民自然有地產霸權、利益輸送的質疑。林鄭月娥的「最終方案」是政府保留土地擁有權,改用「建造、營運及移交」(BOT)的公私營伙伴方式進行西座重建,把30年的使用權和營運收益交給地產商。

驟眼看來,這比賣地進步,因為政府至少保留土地業權。可是林鄭月娥主理地政多年,必定清楚知道,除了中區聖約翰座堂,全港土地的業權均歸特區政府擁有,所有賣地都是出售使用權,分別只是一般地契在2047年到期,而BOT則到2043年終止,相差4年而已。既然BOT或賣地都是向地產商輸送利益,這一番折騰,對誰有好處?

由於BOT招標採用「雙信封」制,由政府委任的評審員考慮所謂「質素及技術」評分,有更多主觀成分。這對於有相連地盤或深懂得投其所好的地產商大有好處,因為毋須出最高價便可成事,吃虧的只是市民。鑑於評標過程保密,不管誰中標,政府都可以引用評分高低,搪塞公眾質疑。

BOT對林鄭月娥的好處更大,因為地產商出資重建,政府毋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令公眾無法監管。重建後除了公共空間和約一成樓面面積交還政府外,整個項目交由地產商管理,自然像領匯一樣「無王管」。

理據薄弱 逃避監管

面對社會上「還山於民」的訴求,「最終方案」的另一「讓步」,是放棄將土地用途由「政府、機構及社區」地帶改劃作商業用地。這是發展局「鑽空子」的手段,因為將來32層高廈的七成樓面,仍然是商用寫字樓,但發展局選擇保留「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方便城規會利用簡易程序批准商用寫字樓存在,卻毋須改變土地用途,避開城規會審議和公眾諮詢(按照城規條例第12條),使市民難以挑戰政府薄弱的理據。

最令人咋舌的一幕,是林鄭月娥在簡介會上,被記者質疑為何搶在古諮會開會前公布最終方案,她說為了「掃除政治障礙」。關心政府山的團體無權無勢,只能向古諮會委員提交資料,頂多通過媒體表達訴求。事實上,很多珍貴的文物史料,全因熱心市民努力不懈,才在過去一年公之於世〈註一〉。政府不但不感激公眾人士的義務貢獻,反而認定他們是必須掃除的「政治障礙」,特區官員還有半點公道之心嗎?

林鄭月娥搶閘公布的客觀效果,既違背古物及古蹟條例的精神〈註二〉,更是公然向古諮會委員施壓,使他們「兩面不是人」:本應是專業判斷的投票變成是否支持林鄭月娥的政治表態。這種手段使古諮會的威信蕩然無存,更摧毁了政府幾十年來建立的諮詢制度。本來中區政府合署建築群整體已經評定為一級文物,但偏偏要搞精神分裂,分座評級。結果西座是一級與二級各得8票,主席陳智思在投票結束宣布結果後才補加一票,宣稱西座就是二級。陳智思和部分委員相繼辭職,成為林鄭月娥的代罪羔羊。

國際輿論 不屑一顧

林鄭月娥不僅視立法會、城規會、古諮會和公民團體如無物,更對國際知名的保育專家不屑一顧。三大國際組織,包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專家意見的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20世紀文物科學委員會、國際建築師聯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Architects)及國際現代運動建築遺址協會(Docomomo International)致函特首曾蔭權,表示特區拆卸西座的方案,將會令中國政府違背對保育古蹟的國際承諾,並罕有地向全球發出「文物警示」〈註三〉。

林鄭月娥的反應是指民間團體向國際組織提供的資料「斷章取義」,完全抹殺了國際組織早已在函件中表明,他們是仔細審視所有政府的公開文件和顧問報告(包括政府最新在6月7日公布的文物影響評估),和進行實地考察後才認定「西座是建築群中最精緻的元素,反映出社群與政府接軌的設計概念及建築細節」。一位從未受過文化保育專業訓練的特區官員,居然三言兩語便把國際專家的集體意見掃地出門,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古今中外,獨裁者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自信「永遠正確」,第二是「視制度如糞土」。據悉,「最終方案」還未有經過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審批,堪稱「一言堂」的顛峰之作。候任特首梁振英表態支持林鄭月娥的處理手法,他是否刻意利用西座的去留,測試香港人忍耐獨裁管治的底線?七一遊行的人數,也許是最佳答案。

註一:例如:時任港英政府工務司鄔勵德及中區政府合署建築師John Aitken 提供的資料,均由關注組成員蒐集得來,詳見www.governmenthill.org

註二:古物及古蹟條例第18條訂明:「委員會可就任何與古物、暫定古蹟或古蹟有關的事宜……向主管當局提供意見。」行政機關在古諮會未提供意見前作出決定,顯然使古諮會喪失法例賦予的功能。

註三:政府山的「文物警示」是ICOMOS首個針對中國項目而發出,亦是全球第二個,詳見http://icomos-isc20c.org/id3.html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研究召集人

古德明 - 「親愛的」和「濕濕地」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6月20日

新中國名作家龍應台最近官拜臺灣文化部長。我又想起她《文化是甚麼》文中的一句:「我坐在大廳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濕濕地打在玻璃窗上。」能寫出這樣的現代漢語,出任現代中華文化部長,誰曰不宜。

現代漢語最著重形容詞,所以「人民」、「聲明」、「提示」等二字詞語,循例要變成四字詞:「廣大人民」、「嚴正聲明」、「溫馨提示」。我只是想不到,連雨都要用「濕濕地」形容。也許,冬夜的雨,打在窗上,時而「濕濕地」,時而「乾乾地」。

中文當然有「雨濕」一詞,例如王羲之致書友人問好:「雨濕,體氣各何如?參軍得針灸力不?」杜甫《兵車行》寫戰場死者:「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但這「雨濕」是指陰雨天時,「濕」並非形容雨點。中國人說雨,有杜牧「清明時節雨紛紛」、白居易「瀟瀟暗雨打窗簾」等句,沒有「濕濕暗雨」這樣的說法。

其實,最上乘的文字可以不用形容詞,而作者意思盡見。請看宋朝蔣捷《虞美人》寫雨,沒有一個形容詞寫雨點寫胸懷:「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濶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三種聽雨情懷,完全不用「豪邁」、「蒼茫」、「蕭索」等形容詞寫出,比「瀟瀟暗雨」之類寫法更勝一籌。

現代漢語卻連親情都只能靠形容詞表達。龍應台母子書信集《親愛的安德烈》,就以「親愛的」冠於兒子名字之前。而這當然也符合「行文學英文」的現代漢語原則。英文書信,即使是寫給陌生人,都會以Dear So-and-so(親愛的某某)作稱謂。

中國人的書信,稱謂從來不用「親愛的」三字。曾國藩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致函兩個兒子,開頭一句是:「字諭(告訴)紀澤、紀鴻兩兒。」這是古時嚴父示兒口吻,固然不合現代潮流,但于右任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日寇轟炸之下寫給兒子的信,也不說「親愛的」,而親愛自見:「望德:奉中央命,政府將西移……終夜不寐,起而為汝寫數字……我前途如不幸,民族復興之大業,望汝弟兄兩媳兩孫繼承。右任。」父母之愛,不必藉英文書信公式寫出來。這才是中國人的家書。

但是,中國人今天已被現代漢語人取代。於是龍應台成為名作家,成為臺灣第一任文化部長。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6月19日 星期二

慕容雪村 - 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世紀.Behind the Power:讓我告訴你: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某些瞬間
明報   2012619

提起中國,人們會想到萬里長城,想到豆腐、功夫和孔夫子,也有人會想到北京和上海的摩天大樓,想到2008年那次難忘的奧運會,正是在那之後,中國開始進入大國崛起時代,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已經告別了屈辱和悲慘的年代,實現了真正的富強,不僅有強大的軍隊,還有幾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中心。這些話或許是事實,但今天,我要告訴你另外一些故事,它們不足以代表整個中國,但它們都曾是中國的一部分。像大多數熱點事件一樣,人們談論過、興奮過,轉眼就丟在腦後。大國崛起讓許多中國人患上健忘症。但今天,我要重新談起這些故事,希望人們能夠知道,在大國崛起的同時,一些中國人正過着怎樣的生活。

慕容雪村:東北人,內地知名作家,曾參與眾多維權事件,如二○一一年前往山東臨沂探望陳光誠等。二○一二年受邀在Hay Festival作題為「大國崛起的十二個瞬間」的專題演講。

錢明奇曾求助於作者

2011526日上午9點,錢明奇把一輛銀白色的微型麵包車停在江西省撫州市檢察院樓前,負責警衛的保安告訴他這裏不能停車,錢明奇說他出去吃碗泡粉,很快就會開走。那輛車的品牌叫「長安」,意思是長久的安全,但僅僅半小時之後,車裏發生了爆炸,同時爆炸的還有另外兩輛車,車的主人錢明奇當場死亡。

錢明奇1959年出生於北京,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飢餓的年代,新生兒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很低,從這個意義上說,錢明奇有個幸運的人生起點。在52年的人生中,他不算富人,可也算不上貧窮,他比大多數中國人都過得好,到2000年,他已經有了一棟5層樓的房子,樓內有許多房間,總面積約700平方米。這棟房子是錢明奇一生的心血,他耗盡了所有積蓄,大約50萬元,此外他借了一些錢。他一定希望可以在這房中住上很多年,因為他說過,要修就修一座能抗地震的。

兩年後,政府決定修一條高速公路,按照規劃,錢明奇的房子就在這條路上。這條路是「國家重點建設專案」,在大國崛起時代,它的意思就是:沒什麽可以阻擋它,即使是耗盡一生積蓄、剛落成不久的房子。

房子被拆拒接受政府低額補償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錢明奇的房子大約值200萬元,但政府另有一套評估系統,只肯補償他25萬元。錢明奇不肯接受這樣的方案,他懇求過,抗爭過,也曾跟拆遷隊發生過激烈的衝突,不過,正像大國崛起時代的許多房子一樣,不管房主人辦過多少證件,還是阻擋不了它被拆除的命運。

2005年,京福高速公路建成通車,這是中國最好的公路之一,全長2540公里,連接北京和東南富庶地區,每天輸送大量的物資和器材,對中國的經濟有着深遠的影響。道路通車時,政府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儀式,人們歡呼喝彩,那時錢明奇正在往北京的火車上,他已經從一名殷實的小商人變成了一個堅定的訪民。

錢明奇並不是激烈的人,他嘗試過一切他能想到的法律程式,為此他還專門自學了法律。他曾試圖與政府洽談,失敗;申請行政覆議,失敗;起訴至法院,失敗;上訴,還是失敗。在2007年,他曾和其他拆遷戶一起檢舉當地官員,認為他們在拆遷安置中貪污了本應屬於自己的錢,結果:又一次失敗。在近10年的時間中,他一次次從江西前往北京,希望最高級的政府能夠解決他的問題,這依然是合法的程式,中國人稱之為申訴或信訪,當然,結果只可能是一連串的、無休無止的失敗。

自學法律起訴失敗始上訪

2006年,錢明奇開始在互聯網上講述他的遭遇,但回應寥寥。進入微博時代之後,他在多個網站註冊了多個帳號。在騰訊,他曾向50多人發過求助資訊,無人回應;在新浪,他曾向200多人求助,無人回應,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在錢明奇死後,我才發現他曾經給我發過私信,請求我轉發他的遭遇,我沒做任何事。我曾經為自己找過各種理由,但今天,我要坦白地承認,我之所以不回應,完全是因為我的自私和冷漠。錢明奇之死,固然是死於他自己的處境,也是死於整個社會的麻木不仁,其中就有我自己。

2011年春節,錢明奇在門上貼了一副對聯:新年好,新年好不了;冤難伸,有冤不伸了。至此他已經完全絕望,並且做好了死的準備。他開始在網上發出明顯的信號,說自己要採取行動,常常談到死亡。他要人們關注江西將要發生的「爆炸性」新聞,說自己準備帶幾個敵人去天堂,他多次聲稱要炸毁政府大樓,但沒有人相信他。就在爆炸前不久,他在網上發布資訊,留了自己的號碼,說自己死後要捐獻全部器官,不過只捐給貧困家庭的孩子。這願望未能實現,爆炸後不久,他的遺體就被火化,埋入地底。

屢聲稱炸毁政府大樓沒人相信

20115269點,錢明奇決定與這個世界告別,他把炸藥裝進3輛廉價汽車,然後按下啓爆器。在這之前,他對朋友說,要給政府送一份禮物。事實上,政府並沒收到這份禮物,錢明奇的死亡沒能把它從大國崛起的夢中喚醒,它只是加強了警衛和安檢,全中國的訪民依然走在艱難的路上。錢明奇的禮物更多送給了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其中有兩名保安,何海根和徐應福,他們與錢明奇同時死亡,他們都曾有完整的家庭和完整的生活,何的兒子在讀小學,徐的兒子在讀大學。他們都是窮人,出身貧寒,收入微薄,做着不起眼的工作,拿着不足千元的薪水,在大國崛起時代,他們無論是死是活,都不會有太多人關心。

徐武飛越瘋人院

2011419日凌晨兩點,徐武用木棍和牀單絞彎窗上的鐵柵欄,鑽出了武鋼第二醫院精神病科的大樓,外面是一個生滿雜草的院子,時當深夜,警衛已經熟睡,他輕輕推開鐵門,一步步走回闊別已久的正常世界。這不是他第一次出逃。20073月底,他利用無意中撿到的鋸條和8個夜晚的秘密工作,鋸斷了幾根窗櫺,逃出了這座戒備森嚴的醫院。但僅僅一個月之後就被警察抓獲,重又投進這座由水泥、鐵門和鐵柵欄組成的建築,此後近4年,他一直被關押在這陰暗堅固的堡壘之中,吃着難以下咽的食物,定時服用那些效用不明的藥片,有時還會被電擊和毆打。

徐武1968年出生,家庭成分是工人,如果中國的政治教材沒說錯,他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之一。21歲那年,他從技術學校畢業,成了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一名職工,按官方報道,徐武不算一名好員工,他曾曠工,也曾違反勞動紀律。但徐武不承認這一說法,他說自己的缺點只是「認真」。這就是徐武被長期關押在精神病院的原因,不過並不奇怪,在大國崛起時代,在權利被普遍忽視的地方,過分關注自己的權利常常會被認為是一種病。

控大企業扣工資多次被打

2003年到2006年,徐武和武鋼打過十幾場官司,原因是他認為後者剋扣了他的工資。徐武的對手是一個超級商業王國。武漢鋼鐵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鋼鐵企業,在全球500強中排名第340位,其總部佔地超過21平方公里,有數十萬名員工、數千億資產,以及數不清的子、分公司,它擁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和警察機構,它的管理者享受政府官員待遇,或者本來就是政府官員。在大國崛起時代,這樣龐大的企業可以讓一些人很幸福,也可以讓一些人很不幸福,徐武就屬於後者。徐武開始品嘗中國當代生活最辛辣的部分,他開始遭受傷害,多次被打至流血住院,多次被侮辱、被囚禁。每次被傷害之後,徐武都試圖反抗,而每次反抗之後,都是更嚴重的傷害,最後,他只能逃離武漢。

20061216日,徐武在北京大學門口被幾個警察逮捕。官方的說法是徐武揚言要在天安門廣場發動爆炸,而且還在他的背包中發現了炸藥配方、電工刀和用於製造炸藥的材料。但徐武否認這一切,他說自己只是到北京尋求法律援助。1231日,武漢街頭一派盛世氣象,市民身著盛裝,笑逐顏開地準備迎接新年。就在那一天,徐武被押進了那棟被鋼筋鐵柵環繞的大樓,開始了長達1571天的治療生涯,他換上了藍白相間的病號服,側臥在狹小的牀上,就像一隻被火車輾過的盛世斑馬。

整整5個月之後,徐武穿著一身破舊骯髒的衣服走進天安門廣場。那是他第一次出逃。在此前的一個多月,他住在北京的橋洞中,靠撿飲料罐和塑膠瓶為生,他曾經向許多政府機構求助,但沒有得到他想要的結果。那天是51日,另一個盛大的節日,天安門廣場上有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客,徐武找了一處稍微空曠的所在,在晴朗的天空下點亮了一支蠟燭。徐武的蠟燭是一個謎語,謎底很難猜到,當他在天安門廣場舉起這支點亮的蠟燭,他想告訴人們:此刻,1200公里外的武漢正處於暗無天日的黑夜之中。

囚精神病院醫生鑑定抑鬱

2011419日凌晨兩點,徐武再次逃出精神病院,他跟朋友借了2000元,坐火車來到中國南方的大城市廣州,在一家專業精神病院中做了鑑定,結果未顯示徐武患有精神病,只是「情緒抑鬱,自我評價稍低」。接着徐武向新聞媒體求助,在一家電視台講述過自己的經歷之後,427日,就在電視台的院內被7名身穿便衣的男人強行押走,其中6人身分不明,另外一人自稱姓周,但後來查明,他並不姓周,真實身分是武鋼的一名保衛幹部。

徐武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記者們走訪了他的家人和鄰居,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徐武精神正常。徐武曾要求在湖北之外的地方進行精神鑑定,不過最終的鑑定報告還是湖北方面出具的,這份鑑定顯示徐武確實患有偏執精神障礙,「建議住院治療」。他的父母沒有聽從建議,他們把兒子接回了家。在這份鑑定報告之後,媒體不再關心徐武的消息,正如你們所知,需要報道的事情太多了,他們忙不過來。

回家後被監視軟禁

回家並不代表自由。照徐武的說法,他依然活在重重障礙之中。20118月,他從家中逃出,但很快被監視他的人押回。12月,他再次來到北京,在那裏生活了43天,每天上網求助,大多數時候都在講自己的遭遇,也常常關心別人,但幾乎無人回應,很明顯,他的事情已經「熱」過了,不可能再次熱起來。43天之後,他再次被押回武漢。此刻他正在家中學習法律。我問他是否準備考律師,他說他對考試沒有信心,只打算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作為中國人,我毫無疑問地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這富強絕不僅僅是政府之富,更意味着公民的平安、幸福和健康;絕不僅僅是物質之富,更是思想、文化和藝術上的繁榮;除了錢,它還應擁有文明;除了槍,它還應心懷慈悲。當它崛起時,人們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不是被扼住喉嚨;不幸的人會得到救濟,而不是被推進深淵;勤勞的人會得到獎賞,而不是被無休止的盤剝;它的崛起應是13億人的福音,而不只是幾個家族的專利;它的崛起應惠及真正的建設者,而不只是讓官員中飽私囊;它的崛起應該讓權力受到約束,正義得以伸張,文明得以弘揚,而不是讓錢明奇、徐武和更多的人身陷苦難。我可以為它的崛起歡呼,但絕不願意看到它崛起於我的屍骨之上。

文/慕容雪村  編輯/楊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