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4日 星期六

六四廿二年祭:游順釗 - 兔年的六四--從「茉莉花革命」看中國民運之路

明報世紀版 2011年6月4日

【明報專訊】人類很喜歡以動物言志,抒發訴求。大半個世紀前,畢加索畫了鴿子象徵和平。今年是兔年,明報曾刊載我送給朋友的賀年卡。在賀卡的「感言」裏,我因兔子默不作聲,聯想到為民請命的人被封口。那時正值中東爆發了連鎖性的「茉莉花革命」。長期沉默的突尼斯、埃及人民終於吐氣揚眉,以和平手段推翻了獨裁統治。一位法國朋友收到這張年卡後,在覆信裏寫着:「全世界的兔子聯合起來!」看到電視轉播開羅解放廣場上令人興奮的場面,我在驚訝和敬佩的心情下,寫了這首短詩《尼羅河畔的綠洲》:「循着駱駝走的路/尋找夢寐的索求/迎面是海市蜃樓/自己走出來的路/才通向古城廣場/尼羅河的新綠洲」。

「於無聲處聽驚雷」

從當年東歐那一浪到今年中東這一浪,再把中國的六四算進去,這場民主改革的海嘯,席捲了歐亞非三個地區。東歐的政改已成歷史定局,中東的情况雖然仍在發展,利比亞和叙利亞的局勢前途未卜,但是突、埃兩國的阿拉伯人民,在缺乏民主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下,雖未能說畢其功於一役,但能以短短的兩三個星期的和平示威,把騎在背上二、三十年的獨裁總統拉下馬。這驕人的成績,確令舉世刮目相看。而中國呢?這正是這篇紀念文要問的,又怎樣呢?從金字塔頂的高點,回眸看看六四22年後的中國民運,不無感慨,不得不探究一下我們民運面對的新形勢。

這次埃及群眾運動的骨幹,大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從東歐和中國民運汲取了經驗和教訓,摸索出一個適應的策略,給當權者一個措手不及的致命打擊。西方情報局在事發前夕,還沒能察覺到暴風雨快到來的任何迹象,大概因這是他們一直看好的政權吧。輿論也坦白承認,國際間竟無人預料到這歷史事件的發生!中東這場風暴,特別是埃及的,用魯迅的「於無聲處聽驚雷」來形容真是再恰當不過。這並不是因為運動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因為這群年輕人,憑藉他們對局勢的直覺估計,以近乎「心有靈犀」的默契,迅速行動,所以局外人是很難捉摸的。

《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8)報道指出,「埃及的抗議,是由沒有領袖的年輕人發動的」。據說,這是因為埃及國內已沒有異議分子組織,原有的反對派都已被趕盡殺絕,所以沒有風雲人物或精神領袖出來領導。精英們的號召,常常曲高和寡,響應的很可能只限於跟他們同一層次的人,故此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其實,專政下的貪污、腐化、無故拘捕、嚴刑拷打、貧富懸殊、社會積怨、年輕人沒出路等問題,都足以構成運動爆發的內在因素,促使民眾走上街頭。

自發的「尊嚴革命」

有以為中東這兩個帶頭的運動的順利進展,應歸功於互聯網。其實那只能在技術上給行動一個快速傳遞信息的平台。這次運動的爆發,主要是群眾已忍無可忍,感到行動的時機已成熟。沒有這種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因素,互聯網也是無能為力的。六四時就沒有這一套高科技,不也一樣把群眾發動起來嗎?天安門廣場的人群不見得比開羅解放廣場的少。Roger Cohen評論突尼斯時說得好:「與其說那是一個互聯網(facebook)革命,毋寧說,正如我在現場聽到的,是一個(人的)尊嚴革命。」《國際先鋒論壇》(2011.01.25)這幾句話,可以同樣用來描述埃及的行動。

這班埃及年輕人充滿獨立自主精神。運動是他們一手發動起來的:運動既非由逃亡人士催發,他們也沒有推舉同情他們的社會知名人物作首領,甚至避免使用國外流行的政改套語。這種態度顯示他們很有自信心,同時也能激發參與者的驕傲和鬥志,高度發揮各人的主動性。在這個宗教信仰非常濃烈的國度裏,連宗教人士也不敢公開介入,以免冒犯他們。他們是從新土壤長出來的新苗子。請容許我在這裏加插幾句題外話。2009年,剛就任的美國總統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一個玄想突然閃現:既然能以「祈望」和「鼓勵」為由,給奧巴馬獎,為什麼不考慮以同一理由,讓溫家寶和他分享諾獎,壯壯他的政改聲勢呢?看,今天他身處「絕地」,面對「封建殘餘」和「文革遺毒」勢力的困境!(括號中的詞語,引自明報2011.04.28 中國評論)沒想到,埃及事件後,我反而為他沒得獎而告慰。來自外邊的聲援會變成阻力,令他的形象和朝野關係複雜化。「桂冠」一加,可能得不償失。當然,這純是虛構,連作為假設也不能成立。

六四的直接誘因是有源可尋的。埃及呢,在這方面真可謂一窮二白,有的只是一個長期抑制着的民憤。然而他們像忍辱負重的駱駝,默默地在苦捱,抵受着折磨。他們沒有動輒上街示威。是怕嗎?當然有點怕,但也是務實的、理性的體現,在時機還沒成熟時,蓄勢以待。事件的難預料,是因為沒有精英分子發表的綱領性言論,給外界作分析和估計的依據。

這種事前沒有具體策劃的行動,讓我想起學生時代在澳洲中部看到的螞蟻山,那都是從一顆沙子砌起的。據說,當蟻群在曠地上忙着,其中一隻碰上一顆沙子,也許可以說是「看中」那顆沙子,並得到旁邊的同伴的「共識」,就以它為「奠基石」,開始堆砌,直至到兩三米高,兩三個人才能合抱的螞蟻山。在那密麻麻的蟻群裏,我們是沒法猜出是哪隻螞蟻,將在什麼時候決定哪顆沙子作為起點的。選中那顆沙子的那隻螞蟻,僅是蟻群裏的普通一員。它不是蜂巢裏的蜂后,卻像今年一月廿五日在開羅解放廣場上,頭一個喊口號那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他不是領袖,但是他碰上那顆象徵性的「沙子」。這就是今次埃及群眾運動爆發的契機。

獻出生命的「照路人」

遊行、抗議、示威,不言而喻,都應是非暴力的群眾性運動,六四如是,埃及的一二五也如是。時代畢竟不同了,沒有必要高喊「流血者,請自譚嗣同起!」那樣激昂的壯語來激發群情。我們今天堅持非暴力的和平示威,是為了不給敵人血腥鎮壓一個藉口。然而這僅是一廂情願,誰都沒法保證對方真的做到「君子動口不動手」,因為他們並不是「君子」。到頭來,流血不流血,要看他們的態度而定。而且他們會「惡人先告狀」,像叙利亞的官方消息,把被殺害的示威者人數減少,把軍方的傷亡誇大。獨裁者是不會輕易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四月份埃及宣布,在和平示威中的死亡數字是800人。誰能說在解放廣場取得的初步勝利,不是用血換來的呢?

突尼斯那個自焚的小販,雖然不是直接為運動獻出生命,更不是中東的譚嗣同,但無可否認,他是整個中東動亂的導火線。面對迫害而以一死作最後的無聲抗議,正如蜜蜂為了抵抗,動用它的蜂刺作生命的最後一擊。

多少先烈為我們開路而獻身,然而,只要仍是黑夜,就得有點光照着大家向前走。突尼斯那個小販的自焚,使我想起這些為我們獻身的「照路人」,我寫下了這幾句沉重的話作為紀念:漫長黑夜的路上/終有人舉起拳頭/當它作火炬點燃/把前面照個明亮。(《舉起火炬的拳頭》)

中東事件發生後,一些中國維權人士感到興奮,要吸取他們的經驗,推動有點疲乏的民運,給國人打打氣。這種反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覺得對這事件應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寄以過多的厚望,更不要誇大互聯網的功能,以為可以馬上在中土效法。中東風起雲湧,可惜這陣春風,力不足以吹到北京的中南海。

中國跟埃及,在改革路上要克服的困難有基本的差別。我們的荊棘比他們多得多,不能像他們那樣,一下子創出個新局面。

捷克前民運領袖哈維爾說:「我們在俄國等地方,所觀察到的專制成分,跟記憶中那種純專制制度有所不同。今天的都是更為複雜,而且背後還有經濟利益的誘因——我可以說這是後共產黨體制的現象。」(2011.03.08)中國的體制基本上屬於這個現象,而突、埃只不過是那種傳統的「純專制制度」而已。

嚴格地說,我們不能拿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和中國同期的30年相比。只就國庫而言已見差別。前者把國民的收入中飽私囊,而中國的外匯儲蓄卻成為世界之最。另一方面,埃及雖是中東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是還不到中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這個數字已足以說明中國民運所承擔的歷史任務,比埃及重得不知多少倍。

今年剛好是辛亥革命百周年。也許可以拿清末的革命作個比喻。突、埃的起義,可以看作泛阿拉伯民族醒覺的開端,先在他們獨裁鏈裏較脆弱的環節發難,然後擴散開去,正如辛亥革命前後,革命從一些滿清勢力較弱的省份逐步擴展到其他的省份去。從這個宏觀角度看,中東的民運只剛踏出第一步,雖然是一大步,前路還漫長。相比之下,我們就不應該氣餒吧?

「憤怒但仍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

月來,北京怕中東的「茉莉花」蔓延,對維權言論全面封殺,對抗議行動則「打早打小」,務求「防患」於未然,過分誇大「危機感」。又由於在國際上舉足輕重,他們堅信就算嚴厲鎮壓,西方國家也不會像1989年發出強烈抗議和實施各種制裁。美國因言行不一,大大地削減了它在國際道義問題上的發言權。他們還另有顧忌:北京是他們最大的債權人。法國自奧運聖火事件後,對中國鎮壓維權噤若寒蟬。其他的國家,大都盡量處身事外。剩下的國際傳媒,也因中國較年輕的一代,因對六四真相模糊不清而態度淡然,也影響到他們的報道和分析。美國《時代週刊》5月2日的《世界上一百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裏,中國民運的風雲人物全部榜上無名,只得艾未未一人。

在這嚴峻的形勢下,國內一些維權人士的談話內容和語調,也出現新的適應。這樣做更能引起社會的同情和共鳴。請聽聽趙連海最近說的話:「這是能避免災難的唯一選擇。哪怕我們發出的聲音很微弱,我們也希望更多人能夠傾聽到我們雖憤怒但依然充滿善意渴望的表達,尤其是希望當局能夠明白我們並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恐怖分子。」這句話,表面上是對當局呼籲,其實是向普羅大眾傾訴他們的善意和苦心。

我們應提醒大家,廿年來所有維權行動,包括近日上海等地的工業行動,都植根於89民運。公認這個同源,將能促進彼此間的協調和默契、合作和共識,讓各自的努力終能殊途同歸。那時候,六四平反亦將會隨之而至。

小跋

謹以《六月追思》一聯,懷念故友司徒華兄:

維權風湧 訴冤聲不絕 紫荊齊開難指日

六四龍潛 平反案無期 黃泉獨往恨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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