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丁南橋 - 限制民間傳播知識 政府理據何在?

星期日生活   2017423
【明報專訊】「丁sir,可否請你暫時停一下授課。因為出了一些情况,請你到外面談一談。」 課程的助理阿魚小姐面有難色地對我說。
當時我剛開始講授「數字迷信」的下半節課, 正在進入這課的主題:現代社會對數字的過分依賴。我從阿魚的表情知道事態嚴峻,於是暫停了課,跟着她到授課單位亦即本土研究社會址的外面去。單位大門外,民間學院負責人陳劍青和另一工作人員正在與一男一女兩名陌生人細聲理論。
陳劍青說二人是教育局職員,收到投訴說我們現正進行違規授課,要向我們——即是課程的主辦單位民間學院以及授課的講師亦即是我——發警告信。
我看着這兩人,記起他們是上課前十分鐘報名的插班生。我當時已奇怪:最後一課竟然還有人報名。原來兩人不是真學生,而是另有任務。
根據那名教育局男職員說,我班上有超過七人上課,課程內容有學術成分,並非講述風水術數興趣班,主辦課程的民間學院亦非註冊學校,所以我們觸犯了《教育條例》。
男職員算是態度和氣,還向我們建議說以後我們辦的活動可以改為座談分享會形式, 只要不能確認出與會中人誰是教師,便不構成授課嫌疑。
我對自己被警告違規授課有點匪夷所思。我在香港和美國的大學教了差不多30年的書,教過小班也教過數百人的大班,如今香港教育局的代表竟然勒令我不可以同時向超過七人傳遞知識!侮辱斯文,此之謂也!
雖然陳劍青和我提出抗辯,但卻不得要領。陳劍青和我更被要求交出身分證,給那名一直掛着撲克臉的教育局女職員,讓她登記個人資料,並簽發警告信給我們。
我從扮演黑臉的女職員手上接過警告信,扮演白臉的男職員說:由於你們是初犯,我們循例只發出警告信,下次你們再犯的時候,我們會立即正式檢控。我瞥見警告信上寫着: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5萬元及監禁2年。
我收到這封苛嚴的警告信,心中不禁有氣。白臉職員說我可以繼續上課,我按下憤怒繼續教完下半節課;畢竟,站進課堂就要好好完成授課,這是我作為教師的基本覺悟。
我有思量過在上課結束時要不要向學員說明剛才學院負責人與我遇到的刁難。但最後我選擇了不向學員即時透露此次事件,因為就算是執行檢控,只會影響學院和我,與學員無干, 還是不要困擾學員吧。
上完了課,回家途中細想,為何我會對這事生氣。
我在香港大學教了二十多年書, 其間獲頒傑出教學獎,我敢說我對教學及教育有一些心得與體會。然而,在社會日趨功利短視的環境之中,大學的研究與教學生態也變得令人高興不起來。
從高中開始,我真正地喜愛學習,是因為我從學得知識與蒙受啟發之中感受到無比的喜悅。我喜歡教書, 是喜歡與別人分享這種欣悅之感。
然而,今天的大學近似文憑工廠,大學領導層追逐世界排名,教授被迫追逐所謂「高值研究」,在這個氛圍底下,更多學生以追逐成績(或者以最小的努力達至可接受的成績)代替了追求知識。縱然在大學也不時會碰上一些好學的學生,但是大學的工作環境實在愈來愈磨人,因此我在兩年前選擇了提早退休,希望在我餘下的不會很多的日子裏,能夠做我更喜歡的但一直未能多做的事情,例如畫畫。
不過,我仍然喜歡教書。因此在今年初,我因為到序言書室送書(對!我現在也是出版人,擔任進一步出版社的事務),碰到民間學院的負責人李達寧和陳劍青,他們問我有什麼搞作,於是一拍即合,在今年的二月開始於民間學院講授《否想數學》課程, 講述數學在人類歷史與人民文化之中所佔之位置及所作之貢獻。報讀民間學院課程的學員一般是在職青年,他們不會因為修讀這些課程得到什麼文憑或專業資格。他們付出時間與學費,獲得的就只有在課堂上講授的知識。我的課在周二的晚上七時半開始,通常學員都是下班之後匆匆吃過飯,趕到交通不算就腳的灣仔富德樓上課。兩小時的課當中,大部分學員都非常專心,間或有一兩位學員吃力地撐着沉重的眼皮聽課,我為他們孭着沉重的疲憊仍然堅持上課的決心感動。
我的授課方式算是老式的那種,比較單向。然而在課堂上,學員都積極發言,提出問題和意見。從課堂上的互動以及在每課完結以後大家的討論,我了解到學員都真心喜歡課程的內容。這不是因為我教得特別好,而是因為他們真心喜愛知識。這課程沒有功課,我不用給學員打分或評級,但我和學員都能因着民間學院的心血努力,再一次拾起求學的初衷:對知識如寶藏的追尋與愛惜。
在今天日趨膚淺化的香港,有像民間學院這樣的自發組織,讓有心人認真地尋求、傳遞、發揚和建構知識,令我很感高興。但是香港教育局卻制止此事,這就是令我生氣的原因。
我之後看過教育條例。就如警告信中所說:「 按照《教育條例》第31)條的定義,『學校』是指一間院校、組織或機構,其於任何一天向20人或多於20人或於任何時間同時向8人或多於8人提供幼兒、幼稚園、小學、中學或專上教育或以任何方式提供任何其他教育課程,包括以專人或郵遞服務交付的函授方式。」符合以上條件的「學校」,必須註冊或臨時註冊,才可授課。
的確,民間學院是未經註冊成為學校,不過,據李達寧說,教育局的人員曾經向他保證,只要課程不屬於中、小學課程的話,主辦課程的機構毋須註冊成為學校也可以授課。
雖然《教育條例》給了「學校」的定義,但是,條文之中述及的「 教育課程」(educational course), 似乎卻沒有清楚定義。事實上,我們被教育局放蛇的那天,教育局男職員說,我的課並不是純粹關於風水,而是有學術成分,因此是屬於受教育條例監管的課程。從他所述,可以引申:不是所有課程都屬於教育課程,例如風水課程便應該不受7人上限的規條限制。另一方面,他的說話亦可以引申為:任何有所謂「學術成分」的課程都屬《教育條例》監管!
然而我自己對這一點很有保留。當日的警告,是由教育局職員以他個人的認識或經驗去判定課程是否屬於「教育課程」, 這樣便涉及對課程判定的不確切性。
我認為,如果所授課程明顯是屬於香港中小學課程範圍的話,由於香港中小學課程的確是由香港教育局制定的,而且這個課程範圍十分明確,因此由教育局的教育條例規管,確實合理。但是,大學的課程,似乎並不是教育局的管轄範圍。除非有人開辦某些課程,聲稱這些課程與本港某些大學的課程直接掛鈎,例如學員修畢之後會獲頒發一個同等的學歷資格,那便是涉及本地的大學教育,因此這類課程可以視為教育課程。 至於補習學校,由於所教的內容與本港中、小、大學的課程直接關聯,亦可視為教育課程。但如所授課程與本地的中、小學無關,修讀課程後亦不會獲得承認符合某種與學業程度有關的文憑或認證,這種課程是否應該仍屬香港教育局所規管的範圍?
若說所有包含學術成分的課程都屬於教育條例中的教育課程而受監管的話,那麼我會質疑:第一,教育局是否有能力、並且以什麼準則去判定這些課程包含了什麼分量什麼程度的學術成分,從而斷定這些課程是教育課程或非教育課程?
更根本的問題是:教育局何以有權去規限民間的知識傳授?例如,為什麼一個公民只可以同時向少於八個人傳授知識,否則便要遭受重額罰款及監禁?教育局對民間傳播知識的這種限制,是基於什麼道理?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 」,政府限制公民之間的知識傳播,是否不欲公民從中獲得力量?
朋友聽我說這件事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其中有些說:不如你就依照那名教育局職員建議,以後上課就裝扮成座談會的樣子,大家圍圈坐,各人你講幾句他講幾句,那樣便可以過關。亦有朋友建議:以後你的講課題目可以寫成是風水命理,內容以風水命理為主,其中只包含少許數學,那樣也可以過關啊!我想這些不錯是可以嘗試用作走法律罅、掩飾過關的授課方法,但是,難道傳播知識不是可以堂堂正正、理直氣壯地去做的事情嗎?而且,何以見得風水命理不是學術的題目呢(縱然我不懂風水,也曉得其中有很深學問)?到時候教育局仍然可以檢控我們違法授課!
朋友另一個我也認同比較實際的解決方法,是由民間學院或其他有志在民間推廣傳播分享知識的機構或個人向教育局申請成為合乎授課資格的學校。不過,政府又會否以一些理由,不讓這些個人或團體成為合法的學校?
歸根究柢,最根本的問題是:政府有什麼理據限制民間傳播知識?
在中國教育歷史上,民間辦學,亦即是私塾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中國最早的、最著名的私塾,應該就是孔子所辦的「學校」。我們經常用來美稱教育界的「杏壇」,相傳就是孔子教學的地方。
經過了這次「放蛇」事件,我禁不住想像:孔子帶着他的幾十個學生,一邊遊歷列國一邊講學的時候,有沒有向各國政府申請成為辦學團體?又或者他是否每次只能向七位學生授課?又或者當時孔子所在國家的某某王,會否差人假扮學生放孔子的蛇?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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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在西九2.9萬呎深處一地兩檢OK?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524
還記得唸初中時的英語讀本裏那個The Arab and the Camel寓言。起先,駱駝只是懇求阿拉伯人讓牠把鼻子伸進帳幕取暖;最後,卻是禽畜佔據整個帳幕,反把人擠到帳幕外邊吃冷風沙。原來,這故事百多年來文字版本很多,其中一個在結尾處加了一句惕訓語:It is a wise rule to resist the beginnings of evil.(註一)如此畫公仔畫出腸,對兒童或有助益,但在成人世界裏,the camel's nose已是成語,故事本身已不必多講。
二十年來中港關係裏,港人覺得中方得寸進尺的例子很多,最近再度甚囂塵上的駱駝鼻,無疑就是梁愛詩、胡漢清等人賣力推銷的高鐵港段總站地底「一地兩檢」。梁說,如果沒有一地兩檢,整個工程不如炸掉,話語頗有六七暴動餘風。大家知道,高鐵工程港段20104月動工並採取「全隧道專用通道」方案,乃特府不顧一地兩檢必然帶來法政危機而強行上馬的行為,梁的態度可說是打死了狗講價還耍賴,未免過分。
地底去到幾深屬於你?
胡大狀則比梁更脫離法律專業。他為了營造港段總站地下一地兩檢的合法性,竟以《香港特區行政區域圖》無指明香港地底範圍歸本港自治而否定後者,然後以小學雞包拗頸的語氣質問港人:「地球係圓嘅,地底去到邊度屬於你?」他大概以為這樣「理直氣壯」,就可說服港人接受中國政府不僅擁有而且可以不違《基本法》而直接行使本港土地的地下產權,實行西九一地兩檢。
其實,法律人要談「地下產權」(subsurface rights),可用的資料比比皆是,梁、胡兩位卻絕口不提,反映了資料對他們不利;筆者今天扼要介紹其中一些,方便大家理解問題。法治社會對產權誰屬非常重視,而香港這個「擁有次主權的政治實體」的地下產權,在《基本法》和普通法底下到底屬於香港還是屬於北京,香港人必須搞清楚。
先說國情。中國成立至今,除了宣佈所有土地和地下礦藏屬於國家或集體之外,沒有提出過正式的地上和地下產權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2004)》裏,土地的定義是平面的,只默許了地表之上和水面之下的某些用途:「農用地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建設用地是指建造建築物、構築物的土地,包括城鄉住宅和公共設施用地、工礦用地、交通水利設施用地、旅遊用地、軍事設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
這個法律漏洞,已經引起不少商業活動和城鎮政府之間的麻煩。例如,大陸很多城市的住宅地下停車場物權無法清楚定義,業主買得停車位,拿到的權利證明卻語焉不詳,有的只說有使用權,有的加註停車位空間屬於「人防」(人民防空工程),物權無法釋出、轉讓。
香港和澳門法律的這方面,顯然都比中國先進。陳弘毅和陳文敏等教授合著的《香港法概論》裏指出:「對土地的佔有權亦包括了對土地上空和地下土層的佔有權。」現行《澳門民法典》第1,264條第1款則規定:「不動產所有權之範圍包括地面以上之空間、地面以下之地層,以及在該空間及地層內所包含之未被法律或法律行為排除在該權利範圍以外之一切。」據此,澳門大學法學者艾林芝在一篇論文裏這樣寫:「理論上土地所有權可以向下延伸至地心,每一不動產都是一個金字塔或多面體,端點是地心,愈深入愈窄,而該金字塔所包括之一切均屬於不動產的構成部份。」
港澳兩地法源不同,一是英國普通法,一是歐洲大陸法,但界定地下物權的觀念卻雷同,有很深遠的原因。學術界考證,在普通法和大陸法分家之前,猶太教聖經Talmud裏的解說部份Gemara談論過一次地下蓄水池的買賣:「合約雖然說明水井的深度,但我告訴你,為要得到水井的物權,合約還必須這樣寫:物權從地底到穹蒼都包括了。」因此,後來在歐洲有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包括羅馬、科隆、巴塞隆拿等地,一些建物買賣合約裏,都有「地底到穹蒼」的寫法。
上至穹蒼下至黃泉
這個寫法和背後的法理概念進入羅馬法典,之後又在十一世紀傳到英國,在1280Norwich一個當地猶太人之間的買賣合約裏明確出現(正本現存大英博物館)。大約十六世紀的時候,這個概念變身為一句羅馬法典裏頭沒有的拉丁文說法,成為了英國普通法裏的一個基準概念:Cuius est solum, eius est usque ad coelum et ad inferos──誰擁有土地,那地之上至穹蒼下至黃泉都歸其所有。
這是對普通法史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的,但為甚麼胡大狀卻好像聽到天方夜譚那樣地問「地底去到邊度屬於你」?難道我們的一些法律界翹楚已經拋棄了、忘掉了歐洲兩大法律傳統,一頭栽進「中國大陸法」的懷抱?如此從先進回歸落後,不是很多香港人可以接受的。
我們再看一些近現代案例。按照上述基準,1870年英國的一宗土地官司Corbett v Hill裏,主審法官依然認為土地擁有者擁有土地的所有上空物權(「owns everything up to the sky」)。這個判決,後來更獲得堪稱近代一位最偉大普通法法學家Colin Blackburn男爵的稱道。
1974年英國的另一宗土地官司Grigsby v Melville裏,主審法官重新肯定上述基準原則關於土地物權包含完整地下物權的說法:「It is axiomatic that a conveyance of land carries with it all that is beneath the surface.」香港土地法博客有這個案例的簡介,大家可以上去一讀。(註二)
今天英國保障到多深?
誠然,基準是個起點,幾百年之後,不同地方都會按民航和地下水道建設等新的需要對這個基準作修訂,限制土地上空和地下物權的高度和深度。然而,在普通法法域裏,最重要的近期案例是2010年英國的一宗官司Bocardo v Star Energy
在這宗官司裏,被告是一間石油公司,以傾斜角度把油井打到原告的一塊地下面。到達後者地界下面的時候,井深已是800呎,其後一直打到2,900呎的深度。儘管土地下面該處對原告毫無用益(他也不擁有那塊地裏的礦藏),但官司打到英國最高法院,結果法官卻依然判被告入侵(trespass),必須賠償。
據此案例可以說,在普通法法域裏,土地物權起碼包括至地下2,900呎之處。那有多深呢?香港目前最高的建築物是環球貿易廣場,高1,588呎,比中國銀行大廈的1,205呎高出好一截。若把Bocardo v Star Energy的案例引入香港,土地物權便起碼須保護到倒插兩倍環球貿易廣場那麼深。
《基本法》第84條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而按特府2014年對人大常委會關於政改8.31決議的理解,「可作參考」的意思等同「必須比照」,因此,引進上述案例無可避免。不過,便是特府和北京同意尊重《基本法》這一條而不再「搬龍門」另作解釋,香港人也會認為保障不足。在Bocardo v Star Energy一案裏,對Bocardo而言,油井絲毫沒減少他享用那塊土地時的快適感,法律尚且保障了他的地下物權至2,900呎的深度。但是,一地兩檢對港人是何等嚴重的威脅,怎能與之相比!
胡大狀的深喉論你buy
一國兩制在不斷遭打壓蠶食之際,北京要把一條喉直插香港下面。「插喉」是胡大狀的傳神說法:大陸地下物權延伸至香港地底,如醫院替病人插喉而已。不過,他作那比喻的時候說,(病人)不喜歡那條喉的話,「唔要咪掹走囉」。但試問香港人以後如果不喜歡一地兩檢,可以隨意將之「掹走」嗎?
就算北京和特府同意把一地兩檢站蓋在西九2,900呎的十倍那麼深的地底,港人一樣惶恐不安,因為那是一隻駱駝的鼻子。
(註一)見美國作家Horace Scudder的版本:http://www.mainlesson.com/d......dder&book=fables&story=arab
(註二)見http://e-lawresources.co.uk/Land/Grigsby-v-Melville.phphttps://hklandlaw.wordpress.com/2014/08/30/ownership-of-land-normally-includes-everything-below-the-surface/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林忌 - 為何不「走正路」要走後門

香港蘋果日報   2017518
梁振英因收受澳洲UGL5,000萬港元,正受到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然而梁振英卻與身為該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浩鼎私下接觸,竟「走後門」直接修改周浩鼎提交的調查研究範疇的文件,即作為負責調查的委員會副主席,竟有如學生交功課般,把要調查的「功課」,先交由被調查的梁振英「批改」,再當作自己的來交,卻因在Word檔案留下痕迹而不自知,意外曝光令全港譁然,說明香港人所相信的核心價值,在梁振英政府下完全崩潰。
周浩鼎竟以刑事檢控時,「控方會和辯方傾好agreed facts」,作為自己的行為解釋。周浩鼎身任調查委員會的副主席,而不是梁振英的辯護律師,為何竟可以把自己想調查的內容交予梁振英修改,事後記錄又顯示是幾近照單全收?
即使周浩鼎想自認是「控方」,與「辯方」的梁振英討論 agreed facts,那麼周浩鼎應有如上年參加補選時的口號般,公開「走正路」去做,而不是私底下「走後門」去做;更何況如非文件曝光,則無人知道上述內容是根據梁振英提出的要求來修改,如果連法官都不知道這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又沒記錄梁振英同意的內容,那麼大家「同意」來為了甚麼?
再進一步,觀乎周浩鼎文件上以CEO-CE名義,即「特首辦特首梁振英」所修改的內容,絕非在討論雙方所能「agreed facts」,而是有如由被告人教檢察官如何調查自己,在指導調查的方向,甚至刪去可能較敏感及致命的問題,轉問一些不着邊際的問題,如把立法會本想調查的「利益申報」,改為特首「就任」時的「財產申報」,這已遠遠超出了「討論事實」的範疇,而是「查甚麼」的問題。
由梁振英自成為特首起的全部利益申報,改為「就任特首」即2012年時,有沒有根據《基本法》47條後半截:「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兩者的申報範圍差天共地,根據特首辦修改後的版本,範圍變成集中在「就任」那一刻的「財產申報」,即「就任」時如未收到錢,是否就不用申報?連「方向」與「調查內容」也要問梁振英意見,難道周浩鼎期待作為「被告人」的梁振英,可能「自證其罪」(Self-incrimination)嗎?
修改調查方向侮辱委員會 
正如上一段的推論再退一萬步,假設周浩鼎身為「建制派」,想為梁振英護航而想擔任梁振英的「辯護律師」好了,可是根據《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5.07,由於與「立法會UGL專責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有利益衝突,周浩鼎必須拒絕代表梁振英,或先自行辭去此委員會的職務;然而周浩鼎不但沒有辭職,也沒有事先通報申請,甚至事發後仍堅拒辭職。
常識告訴大家,當一個負責調查的人,竟叫被調查者來教如何調查自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這個調查在「造假」,既侮辱這個委員會的公信力,更在侮辱市民的智慧;梁振英如果對調查內容有不滿,可以在正式調查時提出,可以在調查時公開反駁,又或者可以拒絕回答,而不是私底下「批改」立法會議員的修訂建議──包括為周浩鼎加粗體,以及修改字體大小。記錄還顯示,以「CEO-CE」即「特首辦─特首」名義,竟為周浩鼎改文至午夜12時,真的「用心良苦」、為UGL問題「憂國憂民」,比起朝七晚十一的董建華,還要遲一小時才「收工」。
梁振英收了UGL巨款,問題在於這筆錢可不可收,應不應收,收的協議是甚麼,收後有沒有申報,申報合不合法例要求;偏偏梁振英卻異常關心別人對這問題的調查,其政治後果就是適得其反,令市民對這筆錢產生更多疑問;姑勿論民主派舉報當事人涉公職人員失當的結果如何,周浩鼎予梁振英直接修改其文件,其政治結果就是令UGL案「無私顯見私」,令市民更感可疑。
林忌
時事評論員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練乙錚 - 國民黨選主席:本土大戰親中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517
國民黨本周六舉行黨主席選舉,台灣和香港都有民主派人士認為無關重要,反正該黨日薄西山,已經沒有看頭;筆者則認為這個選舉不僅十分有趣,港人還可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這次黨主席選舉是該黨內部「中國派」和「本土派」之間的一次殊死戰。若代表中國派的洪秀柱得勝,國民黨便篤定成為中共計劃進佔台灣的橋頭堡──目前這個功能主要由綽號「白狼」的黑社會深藍統派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負起,觀瞻不太好(令人想起香港的梁振英為甚麼下台)。若較為本土的吳敦義勝出,則中共滲透台灣有阻力,會加強外部打壓,謀求切斷台灣這島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出路。因此,這次選舉對香港人有借鑑意義。
國民黨內中國派的親中(指親北京)程度,大致上和香港商界功能組別議員中的親中派差不多;至於其本土派,則一般並不如香港的本土派那麼強烈反共,只不過族群背景和人脈關係多屬「本省」,大陸情懷比較薄弱而已。
民主因素依然非常貧乏
這次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一改十多年來都在7月中舉行的做法,提早在520日即總統蔡英文執政一周年的同一天舉行,當然有搶鏡頭意味,但背後更有其現任黨主席、中國派的洪秀柱的私人策略考量:她不僅要在深藍統派群眾當中盡量保持多一點去年底「洪習會」釋出的政治餘溫,還特別要阻止今年23月忽然湧現的一大批「人頭黨員」取得投票資格。後者是她的對手炮製出來對付她的招數。
乍看很奇怪,國民黨專制歷史悠久,黨內選舉卻是一人一票,挺民主的。那是繼200105年兩次大選輸給陳水扁之後進行內部改革的結果。然而,由於歷史原因,這個黨就算內部體制民主化了,但真正民主因素卻非常貧乏,因為有所謂「黃復興黨部」的近20萬張極保守鐵票,足以決定黨內選舉結局。
黃復興黨部是一個非常保守的黨內派系,1955年由小蔣建立,成員全部是退伍軍人及其眷屬;取名「黃復興」,乃是含有「炎黃子孫,復興中華」之意。兩蔣當年為了培植此派系,對其灌注大量金錢、實物和機會資源,使之成為強大的特權社群,有自己的內部組織和專業黨工。如此給甜頭收買人心很成功,以致此派至今在國民黨內依然一枝獨秀,對國民黨領導層忠心耿耿;誰掌握了這個派系,誰就可以贏得黨內直選,當上黨主席,其後自會投桃報李,延續對這個派系的利益輸送。
去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再一次失利,元氣大傷,以致馬英九提早退任黨主席,補選之時卻無一重量級人物願意出馬捱義氣,遂讓二線的深藍統派洪秀柱冷手執個熱煎堆。黨大老的如意算盤是讓洪當過渡主席,今年正式換屆的時候才出山競逐;誰知道,洪竟然有本事以其「一中同表」的急統綱領,很快贏得了大部份黃復興黨部成員的支持!
中共在台灣的「第五縱隊」
為甚麼一批掛着「炎黃子孫,復興中華」招牌的國民黨精忠之士、昨天的反共中堅,今天竟會支持一個與中共打得火熱的深藍急統派的人連任黨主席?原因有好幾個。一是省籍矛盾依然起作用。這批退伍軍人及其親屬,都是49年跟着老蔣從大陸跑到台灣的,老蔣欺壓以至殺戮台灣本省人,這批「榮民」就當國民黨的啦啦隊,有些更曾經助紂為虐,因此與本省人結下不解之仇;本省人勢力強大了,要算他們的賬,危機之下他們最需要的是靠山,中共是自然選擇,洪更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兩蔣給榮民享的福利十分豐厚,其子弟入學升學留學有隱性特權,任軍公教人員更有優先。1958年老蔣下令實施《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優惠儲蓄存款辦法》,讓榮民領取的退休金得以年息18%的優惠利率存入半官方的台灣銀行。後來此做法陸續擴大,惠及公務員、國校教師、黨部成員、青年團、救國團、難胞救總等黨工,是謂「軍公教十八趴」。在當時的艱難歲月裏,得此優惠羨煞旁人,但本省人卻與此無緣,省籍矛盾因而加深。
1995年李登輝當政時廢除此制,卻留下了「老爺條款」,讓擁1995年之前服務年資者退休後仍可得十八趴優惠。台灣五十年代後期的市場存款利息最高不過十二趴,那時給十八趴已經不得了,何況近年一般銀行存款利息接近零?這對台灣政府而言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蔡英文上台,誓要更大力進行這方面的改革(台媒稱作年金改革),當然得罪黃復興黨部成員。中共趁機向這些退役人員招手,結果不少這些人投靠中共,有些還當上對岸的軍事特務,好等哪一天十八趴真的縮了或者沒了,他們有另一收入來源。
今天,擁有效年資得享十八趴的在職人員近42萬名;這些人陸續退休,加入現存領取十八趴者的行列,政府支出的金額因此越滾越大,總支出估計將在20182020年之間、蔡英文總統任內達峯;至2050年之後,最後一位擁十八趴優惠的人過世,支出才停止。綜合估算,台灣政府由現在起為此背上的潛藏負債大約是新台幣9萬億元,等如今年中央政府預計總收入的五倍。
黨大老錯估洪秀柱的政治能量,悔不當初;為阻她當選連任,於是急忙在今年23月之際搞了一齣人頭黨員入黨對抗黃復興黨部的鬧劇。不過,洪也不是省油的燈;她知道按現行黨章規定,新員入黨四個月之後才有資格投票選舉黨主席,於是動用主席權力把選舉日期提前,成功截胡。如此,人頭黨員沒戲了,大家只得齊齊玩黃復興鐵票爭奪戰的零和遊戲。
為私利阻撓轉型正義
台灣民主化之後要推動轉型正義,十八趴優惠必須徹底革除,但受益者特別是黃復興黨部成員一直頑抗改革,結果無可避免要在族群矛盾之外造成另一嚴重的代際矛盾,因為國庫為支付十八趴而虛空,壞影響主要由下一代、年輕人承擔。這是國民黨已幾乎完全失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同時亦說明為甚麼今屆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六個候選人裏,沒有一個年輕人:在黨內民調中佔最高支持度的吳敦義和洪秀柱,今年都是69歲;其餘四人當中,最年輕的也差一個月就60歲。黃復興黨部反對年金改革乃出於私心,黨大老要爭取他們的票,於是投其所好,跟着他們反對年金改革;如此罔顧年輕世代利益,無疑也是出於私心。
統派元老連戰的兒子連勝文(47歲)最近批評國民黨,不給年輕人上位機會,卻常常拿他們來做佈景板:「一個大年紀的黨高層候選人登台或拍競選照片時,身旁一定要圍繞一群年輕人,最好還要有辣妹。」連公子明顯捉錯用神──問題不是國民黨給不給年輕人上位,而是就算有個別年輕人在黨內上了位、能夠競選黨主席也無用,因為國民黨的政策根本就是沒把年輕世代的利益放在眼裏,年金改革就是好例子。
省籍矛盾變身世代矛盾
不僅涉經濟利益的政策如是,與台灣政治前途攸關的問題上,國民黨也不斷與年輕人背道而馳。為了爭取大陸對台灣工商界「讓利」,國民黨於2014年初試圖在立法院強行通過已和大陸草簽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準備進一步對大陸資本開方便之門,結果激起太陽花學運。台灣新世代在政治上已經對中國高度離心,為了獨立自主而放棄一部份來自中國、包含政治目的的短期經濟利益亦在所不惜,但國民黨卻對此完全無覺。
還有四天,決定國民黨走向的這場黨主席選舉就要揭盅。最近若干民調顯示,吳暫時領先洪。洪仍然可望控制大多數黃復興票,但會被吳及另一參選人郝龍斌分薄。吳長年任黨政職務,有軍方高層的人脈關係,郝則因為有打過抗日和抗共戰爭的軍頭老父郝柏村的祖蔭,所以都能取得一部份黃復興票。
不利的是,吳屬本土派,參選之初更曾得到國民黨本土派大老王金平背書,而郝則擔任過陳水扁總統時期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二人因而都不免受到深藍急統派的攻擊。
失青年票 反共變親中
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相似之處:兩地年輕人的「自然本土」或「自然獨」的傾向明顯。蔡子強、陳雋文早前在《明報》的兩篇文章披露了有關去年9月立會選舉的一些資料,指出幾個事實,對香港民主派政黨有示警作用。
文章指出:傘運之後,年輕人無論在區議會選舉或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都顯著上升,尤其是立會選舉,投票率增幅驚人,遠高於中年及老年人,以致1840歲組別的投票率成為各組別之冠。1829歲的人當中,更有高達四成三的人把票投給本土/自決派。DQ事件之後,獨自派的支持者可能感到沮喪,運動進入相對低潮,但筆者認為,四年後的下一次立會選舉,獨自派的支持度在民主派選民當中肯定過半。
國民黨近年在台灣的經驗指出,若失去年輕人的支持,一個原來反共最積極的政黨為了生存,很可能局部甚至整個走上接受共產黨招安的末路。局部的現象,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裏已經出現了。從興中同盟抗日反共到今天媚共親共,國民黨的喪鐘已經敲響。這個歷史悲劇會否在香港重演?

2017年5月15日 星期一

「中國因素」與公民社會陣地戰

星期日生活   2017416
【明報專訊】由冷戰晚期中美建交,中國重返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到冷戰結束全球化急速加劇,就意味着中國必然成為世界局勢舉足輕重的焦點。在二○○○年左右,大部分人還不理解什麼是大國崛起。但到今日,大家開始有點眉目。台灣學者吳介民博士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中國因素」。將中國還原成一個客體化的研究對象,討論其大國崛起的意義,尤其是對台灣、香港及亞太周邊地區的影響。
吳介民的分析主要是針對台灣的位置去討論中國。巧妙的是,「中國因素」的分析在香港人讀來竟然異常熟悉。在這個汲汲於獨立、建國的風潮下,我們更需要一個分析框架去理解中國及香港。
「中國因素」聽來平實得不像一個學術用語,但我們相信具距離感而客觀的視野,更可以令我們組織有力的行動。
問:其實是想問怎樣去論證這部分。因為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它在做統戰,那個統戰其實怎麼運作?在日常中我們是以常識去判斷,但你放到研究裏面好像有一點:難以成立。
答:統戰是很有趣的。從我分析的視角來看,現在兩岸的研究,台灣跟中國關係,中國對台灣很多行為,包括很多經濟行為跟資本行為,都帶有政治目的,其實就是統戰工作。很多台商跟中國建立關係之後回來台灣的經濟行為或資本行為,就具有統戰的意義。非常外顯的就像是旺旺集團購買中國時報跟電視台之後,報社的立場、報道方向,大幅改變,所以那個統戰是司馬昭之心。其實對中國統戰的認識,不是要去識別說,你這個是不是統戰。它不一定在它的那個描述層面做分析,而是要看到整體的行為,內建的統戰的東西。所以整個研究對象、研究過程,你可能根本摸不到所謂「統戰」這兩個字,或者意味。但它整個就是一個統戰工作。譬如說,你說全世界的孔子學院是不是統戰?當然它是統戰——那你說它現在是全世界對媒體的影響,是不是統戰?當然是統戰啦!但是你怎麼去追究它的動機?非常困難。這是一個詮釋架構。譬如說你說阿里巴巴買南華早報,是不是統戰?我說是統戰呀!
問:當然是統戰呀!那個是常識。
答:對,那是常識。但是你這麼說有人就反駁你:你憑什麼說那是統戰?所以這裏面是不同的價值系統跟認識論在鬥爭。其實任何分析架構都有這一面。重要是我們怎麼分析我們的價值觀念跟意識形態基礎是什麼?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只是要說,都有這個東西,所以是不同系統在競爭。譬如旺旺買中時的行為就非常粗暴,很容易指認。可是阿里巴巴怎麼改變南華早報,我們等着看。裏面比較複雜,因為南早是英文報紙,所以它可能要轉化控制,或者需要一點靈活跟時間,要配合。所以要放到每個案例去做仔細考察很重要。不是說我們有一套先驗的架構,就可以完全都一樣預測。有趣的就是,有些行為,它的統戰跟非統戰會處在一個邊界線。因為它是一個光譜。我們說一個行為有政治統戰面,也有純經濟的資本利潤面的,這是它厲害的地方。如果它擺明這是政治控制就沒效,是直接而不是迂迴的統戰。
你看連戰家族在台灣的行為。它原本很成功,可是太成功了,使它的政治意圖被揭露之後,它就被看穿。中共在台灣的「代理權」,連戰家族的政治代理人的政治代理權就作廢了。所以中共就是要尋找新的代理人,機制一樣呀。有一種是純粹商業行為,你很難追蹤它的政治動機。但有一些在這個光譜裏面的曖昧地帶,是對研究最具挑戰最有趣的。所以我才發展那個說法,以商業模式做統戰。就是它是訴諸個體的商業利潤動機,就是資本主義的方式。但它背後其實是放進了偷渡進去的政治動機,跟背後國家的意圖。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有不同的模式跟概念,看你從什麼角度看資本主義的現象。你從馬克思或者從布勞岱爾(Braudel),完全不一樣,或者從波蘭尼(Polanyi),也會不一樣。基本上一般人對資本主義的行為、動機,特別在西方盎格魯·撒克遜自由主義的角度看,都會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去中心的系統,就是它的決策是每個廠商自己決定的。
問:就是所謂的市場自己決定。
答:對,就是它每個單位處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裏。但布勞岱爾不這樣看。老實說,對我們今天的研究,布勞岱爾會有啟發。因為布勞岱爾說,真正的市場是這樣,是一個自由決策、交換的地方。可是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市場,資本主義從來都是流動跟控制。它背後都有政治操作跟計劃(plot)在裏面。所以如果我們借用布勞岱爾的概念,去了解今天中國政府的行為比較有幫助。它就是一個系統,它本質就是反市場的壟斷行為。就像我們了解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對外都說它是民營呀。但我們了解中國的資本主義跟政治的關係,我們會相信這一套說法嗎?不會呀。因為中國控制網絡是這麼厲害,包括長城(防火牆 firewall)跟審查,怎麼能容忍你一家所謂的民營公司去做這麼大的電子商務,在網絡上,從淘寶到支付寶。支付寶就等於一個超大金融系統。怎麼容許你?銀行在中國是一個特殊行業。所以我們由這個角度去看就知道阿里巴巴其實就是當它開始要坐大,變成跟黨國資本、跟太子黨權、權貴資本融合的一個資本
問:「中國因素」的概念於香港至今仍像一個新的機會,可以打開一些可能。從前我們用類似「大中華市場」的這些概念,有許多談不了的東西。現在香港嘗用「中國因素」的框架,是否恰當?
答:這個我可以先說一下。在我提「中國因素」這個概念之前,其實台灣對中國的關係的思考,都被設定在「兩岸關係」。「兩岸關係」是不夠進步的概念,或者說分析力不強,它預設了很多,或者是故意要讓它曖昧。那故意讓「兩岸關係」曖昧是國共兩邊的領導人都願意看到。「中國因素」這個概念提出來,首先有個好處,就是把中國還原成一個中國。不再是共匪、中共、大陸,這些不清晰,政治立場不夠明確的概念。直到不久之前,要把對岸稱為中國,在台灣還有某種不方便的禁忌。還是有人會覺得,我們就是要用大陸或中國大陸,那是一種自我身分認同曖昧不清的狀態。可是提「中國因素」,就是把在海峽對岸這個對手,不管是從國家機器,到經濟資本部門,到社會,還原成為就是「中國」。這個還原其實是很簡單的一步,但是在台灣要走蠻長的迂迴的一步。
問:我想在香港這更困難。
答:對。就是把本應是客體的,透過客體化去還原它客體的位置。原本是主客不分,強加於身上的東西,你把它安頓,可以指涉它。這是我提出的動機之一。有趣的是,你提出一個觀念之後,就像一個潘朵拉的盒子。很多妖精跑出來也不是你可以控制。有人會將之變成右傾化的說法,那我當然不喜歡。但也可以把它簡化。我是用跨海峽資本、跨海峽政商網絡去界定,暗示或明示說,把它拉到比較左的方向。要把階級與宰制的分析,放進去「中國因素」討論。所以你問我的立場,其實與書中所表達的一樣,我是一個台灣本土中間偏左的立場。所以「中國因素」概念的提出很有趣,它是個非常貼近常識的詞彙。
問:原來觸動了很多思想。
答:對,比如說獨立。提出「中國因素」之後,我的工作計劃,前段是把它公共化,後段是盡量學術化。所以我開始界定這些複雜的概念,去做社會科學式的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再到個案研究。然後開始找更多年輕人或同儕來寫書。其實跟你們工作很像,只是我們年紀上有不同的差距。就是要聚合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後打破問題,提出突破。其實台灣是以香港為師,因為你們跟共產黨互動與交換已經那麼久。台灣是斷斷續續,比較複雜一點。複雜是說,比如由匪情研究帶來的問題意識,這不是我們內生的。我們正尋找自己對中國的看法,這方面可以跟香港學很多。也因為中共把在香港做的很多事情,搬到台灣來。有趣的是旺旺在台灣買了中國時報,那現在阿里巴巴買南華早報,搞不好也是一種新的、進化版的旺旺。所以台灣跟香港慢慢互相是師友,然後產生非常有趣的互動。所以當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驚訝的發現,香港雖然深受中共的政治經濟滲透跟影響,可是不太從政治經濟角度去看香港跟中國內地關係。然後我問一些人,有些學者蠻避諱不談這個事情。或者說,學術研究還不多。儘管有一些統戰跟地下黨的研究,可是就是比較欠缺從地緣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香港跟中國內地的互動。譬如說,中資已經那麼明顯了,但是研究不多,中聯辦那麼明顯,學術研究不多。我也問同仁們,可不可能做訪談。可是他們都不講!有到這樣密不通風嗎?
(本文撮摘自《世界》同題文章,p.105-p.121
整理:李達寧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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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4日 星期日

塵翎 - 創作者的日常

2017514

【明報文章】常有人把 Jim Jarmusch Wes Anderson 相提並論,明顯兩人都有點怪雞,跟主流荷李活保持適度距離、風格偏鋒但有足夠的知音而不會無戲開或餓死。他們的出道時間和才華綻放顯然有先後次序,所以不管怎樣都是渣木殊在前,安德森在後,馬拉松長跑一段路後,後浪努力超前,前浪回頭冷看一眼。笑到最後的,也型到最後。看我這樣寫,可以感覺得到,我更欣賞誰。

在新片《柏德遜》裏,渣木殊找來安德森舊作《小學雞私奔記》(天啊這港式譯名)的一對小主角,幾年後變身為巴士上的乘客,兩個「無政府主義者」雞啄唔斷,我笑出了眼淚。這樣貼心的幽默,多麼溫暖感人。

《柏德遜》自成一個完整體系的宇宙,有很多路徑可以進入去閱讀。我更看重的,是渣木殊呈現出來的,一闕創作者的日常。男主角柏德遜是寫詩的巴士司機,還是揸巴士的詩人,其實沒有太大分別。重點是他對創作(自覺或不自覺都好)有欲望有追求(電影裏的載體是詩),但在創作以外仍要應付生活的其他環節,譬如生計。揸巴士就如所有餬口的工作,規律、庸常、微小而必要,目的是賺取固定的薪酬,照顧生活的需索包括家中的妻子和愛犬。在現實世界裏,很多創作人也過着同樣的真實生活,一方面做着不算太討厭的工作,另一方面在齒輪的夾縫偷取時間創作。

渣木殊極有耐心地專注凝視着這樣的狀態,妙筆細描,在圍繞着創作為人稱道的浪漫光環和名利華采以外,在發表以及隨之而來的功利以外,關於創作更核心的事情。在當世於臉書隨便侃侃而談就以寫作自居、科技代替人情連結的現象裏,渣木殊把寫作回歸到最素樸的精神。這樣的創作者歷來不少,如電影裏提及更孤絕的Emily Dickinson,或較容易親近的William Carlos Williams,更是柏德遜的靈魂對照。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陳文敏 - 辱罵執法人員罪

2017510

【明報文章】周末途經跑馬地,路旁有不少違例停泊的私家車,一名交通督導員剛經過,一些司機隨即駕車離去。一位司機似在等人,不願離去,交通督導員遂上前抄牌。司機要求只稍等一會便立即離去,交通督導員不理會繼續抄牌。司機深感不忿,語調提高:「法律不外人情,使唔使咁呀?警察大晒呀?」

這些場面,相信不少駕駛人士均曾遇上,很少司機在被抄牌時會和顏悅色地承認錯誤。求情不遂後,好的會勉強合作,較差的會惡言相向。近年警務人員在這方面的表現確實值得讚揚,不論司機的態度如何,警務人員在抄牌時總保持禮貌,不會動氣,這樣多少能令激動的駕駛者平復下來。

可是,若梁美芬議員最近提出的私人草案獲通過,這些司機便可能觸犯法律和面對一年監禁!草案建議增加侮辱執法人員罪,但卻沒有界定「執法人員」,於是適用的範圍遠超於警察,除海關、入境處、稅局、廉署,還有交通督導員、食環署、地政署等等。針對的行為是「使用滋擾性或辱罵性的言語,或進行滋擾性或侮辱性的行為,或展示出滋擾性或侮辱性的標語」。英文同樣用上insulting,但中文卻出現「辱罵」和「侮辱」不同的翻譯,兩者是否有分別?英文說slogan,該是「口號」,中文版卻用上「標語」,喊口號和張貼標語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行為。至於「滋擾」,所指為何? 滋擾警員執法和阻差辦公罪有何分別?滋擾和辱罵是主觀還是有客觀標準?英文用上disturbing,這詞可以是主觀,甚至可包括影響執法人員的心理狀况。《公安條例》內的罪行一般均要求相關行為會導致破壞公眾安寧或秩序,但草案卻沒要求該等行為可導致任何後果,舉舉標語、喊喊口號也可能觸犯法律。故意觸犯是罰款,惡意觸犯則要坐牢,但怎樣的故意侮辱行為會不含惡意?

目前的法例已有阻差辦公、襲警、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非法集會、暴亂等罪行,草案是多此一舉的過度反應,而且概念模糊。法律條文講求清晰,知法才能守法,這是法治的首要條件。含糊的法律,往往是極權國家縱容濫權的表徵,亦無助改善警民關係。

練乙錚 - 黨的清廉派 國之雙面人

氣短集   香港蘋果日報   2017510
五四青年節,大陸靜悄悄,只由習總到政法大學宣德,出現於該校某班共青團支部活動上,《文匯報》的照片裏,在場學生只十來個。習那天明顯欺場,勉勵學生只用罐頭話:「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那是孫文1923年到廣州嶺南大學演講時說的一句話,好歹在當時有新意,而且孫甚有心思,下了一個「可恥但有用」的定義:「無論哪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他還以法國科學家柏斯多(Louis Pasteur)發現微生物之事為例,寓大於微,鋪排恰到好處。此話後來進了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定中學用書,更成為國民黨高官黨棍的口頭禪,從蔣介石蔣經國一直到今天在爭當黨主席的吳敦義都在講,台灣人聽多了都覺得無聊。
國民黨那些人講還好,起碼從老孫到兩蔣,做大官當領導之前,多少也做了些大事,可你習近平幹出了些甚麼,當上管13億人的最大官?翌日黨報喉媒報道此事,頻呼「感動」、「深刻」,顧不了這一回習總姓襲,抄襲的襲,而且話講得空洞無倫。
當然,習大官那樣欺小朋友的場,總有原因。
周邊上,北韓金正恩搞一星兩彈找他麻煩;美國特朗普給他戴高帽要他管好小金,不然會跟他打貿易戰、台灣牌;日本的安倍要修憲擴軍;台灣蔡英文婉拒「九二共識」,與美、日官員互訪層級升高。這些都是讓五毛多賺錢、教領導真頭大的事兒。
窩裏面,派系內鬥白熱,夾巨資潛逃北美的大款郭文貴公開捅了他反腐一把手王岐山的老底,直令翻了牆出得來看熱鬧的大陸人口呆目瞪,發覺原來這姓王的也不是甚麼個好東西──海航集團(近日在香港天價搶地的紅資公司)的股份他的家族有,而且一早透過其妻妹擁美國黃金州矽谷附近鑽石地段的五千多英尺豪宅,後者證據尤其夠堅。
反腐一把手的倒爺年代
王岐山給郭文貴一捧,又成了新聞人物,海內外大報記者馬上按圖索驥挖那豪宅明細,不只找出確切購置日期(1996年)、地址(18840 Ten Acres Road, Saratoga, CA──路名也真夠霸氣)以及在谷歌圖上看到的不凡外觀,最後還給出該物業的最新估值(535萬美元,遠高於現時該區住宅物業的中間價104萬美元)。不過,500多萬美元的東西,相對王岐山的履歷權位和其他等級相若的貪官所擁物業而言,真不算甚麼。
九十年代初,筆者在加州大學教研,商學院裏有兩個大陸學生,家底都不尋常。一個來自北京,一畢業即當上大陸多個航運部門和美國波音公司之間的中間人,撮合大型飛機租賃。另一個來自上海更「巴閉」,家裏大概就是那個年頭(89.6.4之後不久)十分走運的「倒爺」,一來到就以現金買下一棟新蓋豪宅和一輛高檔寶馬,其後每個月向當地的寶馬代理要三四輛新車運回上海。那時大陸進口汽車須有配額,有本事拿到配額的人,做的是無本生意,賺的利潤卻是車價的幾個對。
按資料推算,王岐山家族那所豪宅,96年買進時,市價不過150萬美元,在海外付得出這種錢的大陸倒爺家族並不罕見;所以問題是,王家擁有的海外物業,絕對不只那一件,郭文貴能繼續爆多少料?
大家不可不知,王岐山當年官位已經不低,購置此物業之時,他已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董事長。此公司大有來頭,乃大陸首家與外國合資組建的投資銀行,設於1995年,牽頭的龍頭老大乃中國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主要業務是替大型國企搞融資上市,在當時有壟斷地位,摩根士丹利亦因此擁超常市場優勢;好笑的是,王後來卻當上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主任。雁過拔毛,區區150萬美元算甚麼?
順便一提,王於1998年離開中金之前,任命朱鎔基總理的兒子朱雲來擔任中金的資本市場部負責人。2002年十六大開完之後,江澤民和朱鎔基離任,卻不忘為自己及家族及時鋪好後路,那就是在黨大會上修改了黨章,讓資本家及私企高管等「新興社會階層」入黨,而黨員也順理成章可成為資本家和私企高管。同年,朱雲來晉升中金CEO,着手把中金的部份資產以不公開方式私有化(誰取得多少股權不公開);2014年他離開之時,中金已奄奄一息。其間,他卻給最近涉黨內高層另一場激烈內鬥的安邦集團任命為董事。
郭文貴爆的另一單料,指王岐山家族是海航集團股東,那麼這個海航集團又是甚麼來頭呢?
湖南妹子、海南金子
1988年,海南建省,中央從各地徵召幹部支援,並以「給政策」(意即開放走資)為號召,馬上吸引全國各地大批想大幹快「上」的人前往,形成了所謂的「十萬大軍下海南」。幾年之間,海南從一個最落後的地方一變成為發展最快也最亂、貪腐最嚴重的省分。
當時中央給的政策包括准以低稅或無稅進口各種商品,為其他省分所不能。結果,海南貪官勾結其他省分,先由海南進口包括汽車等商品,然後大批倒賣給其他省分,賺取差價,一家便宜兩家着。筆者1993年在科大商學院任教,任務之一是和另一位同事到海南支援當地政府機關和大學開展應用經濟研究。可是,對方並沒有多少興趣搞研究,卻希望我們替他們在香港拉關係搞生意發財。
有一次,筆者負責和同事(大陸籍,第一代「港漂」,男)到海南指導研究,卻給海口政府單位的一個高教領導請到夜總會吃晚飯,還一人配了一個「湖南妹子」陪酒跳舞;筆者兩樣都不會,草草應付一下便拉了同事道謝走人。海南是90年代中國的上海灘。當時,省政府為了發展旅遊業,大批吸納「湖南妹子」的同時,更與中國民航局合資成立海南航空公司,那便是海航集團的前身。
成立之初,海航股本只有一千萬人仔,變身「民企」之後,今天已成為Fortune Global500中的第353位,總資產超過一千億美元,升幅之大之急,世間少有;去年一年,光是其海外資產便增加了340億美元,相當於年初集團資產總值的50%。去年底至今,集團在港買地花的錢才30多億美元,不過是零頭。彭博一篇分析文章指,如果海航上市,市值肯定超過波音飛機公司,但多年來它的投資回報率都只是1%左右。
呼風喚雨有「能人」
神奇之處在於,此集團的借貸額卻非常高,利息覆蓋率(毛利潤/利息支出)已經跌到1.5的臨界點,一有甚麼風吹草動便不得了;但在風險極高的同時,集團面對的借貸利率卻比美國政府借錢時還低。它不是上市公司,不能從股票市場集資;哪來的超廉價資本?誰開的借貸綠燈?甚麼原因要膨脹得那麼快?把資金倒水般倒到海外為何如此之急?
所有這些問題都十分耐人尋味,誰是能夠呼風喚雨的集團股東因此是關鍵。郭文貴說王岐山家族成員(外甥)是集團股東之一;其他的自然人股東只有兩個,另一大股東是一個「慈善團體」。值得留意的是,集團的最大授信行(水喉)是國家開發銀行,授信額度已達一千億人仔(約145億美元)。是甚麼人可以替這家「民企」扭開國家的水龍頭?
大陸利益派系盤根錯節鬥爭激烈非自今日始;對手的貓膩,己方不可能不一清二楚。郭文貴近日向媒體曝光王的底細,無非是要讓世人知道內幕,壯自己聲勢。看來,習王聯盟打貪,也不過是互相利用、做場好戲而已;披着道德外衣的所謂打貪派,無非是比被打的一派更加虛偽、更有權勢、更會掩飾自己的雙面人。
國家如此,當然很可悲,反應卻可以大不同。一種態度是,或對問題視而不見三緘其口,或附和當權者的敵我黑白觀,把貪腐看成是被打那派的專有惡行,或輕描淡寫說是發展的必然過程,只要大家支持打貪的領導,長遠就可解決。
另一種人會把事件看作認識國情的窗口,留意資訊就事論事,不誇大問題也不迴避。學校裏的通識老師最宜選取這個角度,引導學生研究、思辨。咬住一個這樣包羅萬象的課題,學生可以學到的知識很多,包括商學、經濟、政治、歷史、制度、人性等。這是不幸當中的不可多得。